在上述形势下，1994年初，日本细川内阁组织了一个防卫问题恳谈会，对冷战后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深入探讨。该会以朝日啤酒会长樋口广太郎为座长，秩父水泥会长诸井虔为代理座长，委员包括上智大学教授猪口邦子、经团连特别顾问大河原良雄、东京银行会长行天丰雄、NTT特别参与佐久间一、东京海上火灾顾问西广整辉、神户制钢副会长福川伸次和青山大学教授渡边昭夫等。
同年8月12日，由于内阁的更迭，该会向村山内阁提交了题为《日本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应有状态——面向21世纪的展望》的报告。这一报告书也被称为“樋口报告”，实际的执笔者为渡边昭夫。
该报告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多边安全保障结构”的概念，主张应“将冷战性质的防卫战略转向多边安全战略”，建立起在联合国等国际制度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主要国家合作集体处理冲突的保障体制。[2]这一报告证实了日本政府在寻求新的发展战略，但其中所谓的“多边安全战略”却被认为具有严重的离美倾向，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关注。
同年11月，上述报告书的执笔者渡边昭夫在防卫大学特别演讲中，对防卫恳谈会报告书中的“多边安全保障”作了如下解释。他说：
“多边安全保障结构”并不是在战略上脱离美国，“实际上，这是该报告在整理阶段争论最多的一点”，“尽管产生了上述悬念，但这只是理解问题，因为只有从多边的国际安全保障合作这样一个大的框架展开话题，进而也才会有与之相关连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或是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代表的日美之间的种种合作之类的话题，最后才能在这个框架中推进日本自身应该具有怎样一种防卫力量的议论”。“因此，我想首先谈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当初我曾考虑过的一件事，就是在该作业过程中逐渐更加明确的问题是什么，或许应该是消除美国与联合国，U.S.（United States）与U.N.
（United Nations）之间是一种二律悖反的这样一种观念”。“我认为如果不强调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审视日美关系，日美关系或者是日美之间的安全保障合作今后将逐渐难以为继。”[3]
也就是说，报告的执笔人否认了在战略上脱离美国或放弃日美同盟的意图，但是防卫问题恳谈会所提出的“多边安全保障结构”，又确实把日美同盟置于了一个相对的政策框架中。也即，在日本的自主防卫与日美安保“两条腿走路”的安全防卫中，增添了“多边安全合作”的新设计，形成了日美联合、自主防卫与多边合作的新构想。
同年11月，美国国防大学的可罗尼·古林撰文指出：
日美同盟已经进入到一个危险的水域，“从表面上看，貌似紧密的日美关系，实际上不过是冷战政策轨迹的表面延续，所依靠的基础远比人们想象的危险”，“日本社会党会不会把同盟违反宪法作为一个问题，美国的贸易谈判者一定注意不要让贸易摩擦损害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日本的执政者对于美国从该地区撤退以及对该地区感到疲劳所作出的反应，是出现了对联合国、地区多角主义、更强的独立性表示了关注的趋向”。
进而该文认为，防卫问题恳谈会提出的“多边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警告，“该报告书提倡以美国为中心的多角主义，但是并没有说明如何处理日美同盟的使命、作用与日本新的多角主义的关系”。“多角主义是减少对美国同盟依赖作出的反应，进而将从两国防卫合作中逸离”，防卫恳谈会报告书草案比最后报告更加具有离美倾向。[4]
上述情况表明，冷战后的日美关系确实出现了某种波动，而对之进行修补的则是前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约瑟夫·奈是个学者型的政治家，他精通国际政治理论，卡特政府期间曾在国务院工作过，熟悉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在外交政策上拥有独特的见解和长期的战略眼光。
1994年9月5日，约瑟夫·奈出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由此，日美关系出现了一种重新接近、重新结盟的态势。早在1990年初，日美经济关系紧张之时，约瑟夫·奈就非常鲜明地提出：“在进入21世纪时，美国的任务是重温并加固与强大的工业民主国家已经成功结成的联盟。”[5]
如果说，人们对冷战后的日美关系突然出现约瑟夫·奈的“主导”作用感到迷惑不解的话，那么奈的上述战略主张便是最好的回答。实际上，把奈推向日美政治舞台中心的，并不是他的政治地位，而是他对美国国家利益与战略结盟之间的奥妙深谙无误的洞察力，而把西方战略大联盟从冷战中遏制苏联移植到冷战后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又正是所谓约瑟夫·奈“主导”的真实含义，这也是形成了约瑟夫·奈“主导”的深层次推动力量。
1992年，约瑟夫·奈撰写了题为“笼络日本”的文章，认为随着日本的大国化，美国应该调整对日政策，面对日本的“大国化”（在经济、金融、高技术体系中已经成为美国的挑战国），美国“封锁日本”的主张是错误的，“应该封锁的不是日本，而是由经济纷争引起的摩擦”。他主张美国应建立“超越一般利益具有增进美国长期国家利益的战略”。[6]
那么，约瑟夫·奈所主张的超越一般利益和具有长期利益的美国战略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冷战后美国所追求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这是美国冷战后同盟战略的核心，也是日美重新靠拢、调整结盟关系的原动力。
冷战后，美国一度削减前沿展开的军事力量，但是这种军事收缩只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规模调整与结构变动，只是针对苏联解体后的军事预算的缩减。美国采取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节能，而不是霸权战略目标的收缩。
1991年，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称：
“我们已经抓住了几代人几乎没有经历过的非同寻常的机遇——由于我们周围旧的模式和稳定性已经崩溃，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了。”
“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不仅要长期保持下去，而且还要发扬光大。我们必须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但我们必须是领导者。”[7]
进而，上述《战略报告》写道：
“我们对外政策的第一优先点，仍然是同盟国和友邦加强团结。我们安全的稳定基础，将是继续同与我们有共同的基本道义观和政治价值观以及安全利益的民族作出共同努力。这些通过联盟而同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将继续是我们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伙伴”；
“正如海湾危机中那样，我们可能在一种混合的同盟中采取行动，在这个联盟中，不仅包括我们传统的盟国，而且还包括了过去我们没有成熟的外交和军事合作的国家，或者甚至没有共同的政治和道德观的国家。”[8]
“我们的安全战略是建立在扩大市场、民主国家大家庭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是建立在阻止和遏制对我们国家、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利益的一系列威胁的基础上的。这种民主以及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在世界上越牢固地扎下根——尤其在对美国具有地理战略意义的国家，我们国家就能越安全，我们的人民就可能越富裕。”[9]
1994年，克林顿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替代冷战遏制战略的“扩展和参与战略”。其中谈道：
“美国的领导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在世界各种新险境中导航并利用其产生的各种机遇。美国的资产是举世无双的：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充满活力的经济、我们强大的理想，尤其是我们的人民，通过我们的参与，我们能够并且必须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参与国外事务必须经过谨慎选择，这是有利于我们的利益和首要任务”；
“我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在全球拥有利益，而且负有责任”；
“倘若我们在国外发挥我们的领导作用，遏制侵略，促进和平，解决危险的冲突，开辟国外市场，帮助民主政权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美国将会更加安全和更加繁荣。”[10]
也即，克林顿政府提出的“扩展与参与”战略，实际上只是表面上弱化了冷战对抗色彩，而深层隐含的却是进一步的扩张与对外干预，是一种通过对外干预来获取霸权的新构想。它表明美国的霸权意识，在冷战后已经发展到一个空前的水平，已经出现了不仅要以美国的军事、经济控制世界，同时还要以美国的政治标准、社会制度，来同化或统治整个人类世界。这种霸权主义实际已经从强权走向了极权主义。
我国学者一谔指出：“极权主义并不一定只有一种表现形式。……我们要注意的，首先应当是它的核心精神：单一思想的统治，即思想上的极度单一化、极度不宽容性——将自己的信念看成是世界上的绝对真理；从而以真理的独裁者、裁判者自居，要求别人无条件地皈依，否则的话便加以武力制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都是极权主义政治国际化的一种尝试。”[11]
正是从这种霸权意识出发，冷战后的美国仍然奉行结盟战略，仍把结盟作为霸权扩张的主要工具。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结盟战略不仅是强调力量联合，同时要通过结盟来达到影响或控制另一方的目的，形成美国主导下的“联合股份公司”。这也是冷战后的美国竭力扩大西方结盟的规模，力图把冷战中遏制苏联的同盟关系，演变为主导整个世界的霸权同盟的根源。
冷战后，美国虽然一度想大幅度地削减驻扎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但是很快就停止了这种削减计划，因为美国深知其全球霸权是离不开日本的，日本是美国亚太战略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支点。美国通过保持和强化对日结盟，既可以长期保持在亚洲的前沿军事展开，藉此达到在军事上控制日本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前沿展开的军事力量和对日本的同盟关系，来达到遏制、平衡或离散亚太地区大国的目的。这正是美国与日本就同盟关系进行所谓的“重新定义”的根本原因。
对此，美国防部高级官员卡特·乔佩鲁承认：
“如众周知，日美同盟对于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起到了杠杆作用。但实际上还有一种理解，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同盟，美国才能再次更深地介入亚太地区。换一种说法，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同盟，美国才提高了在亚洲的活动能力，才能作为亚洲国家顺畅地行动。”“没有日美安保体制就不会有美国的全球霸权。”[12]
同样，美国众议院议员焦·马凯因也说：
冷战之后，“在美国议会中几乎再没人提及日本白乘安全车”，“原因就是日本政府和国民支持美国的前沿展开……，对美国的军事存在，承担了很大的责任。”[13]
也就是说，冷战后美国充分意识到日本对于美国全球战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认识到无论是在地缘上，还是在经济力量上，美国都需要与日本联合。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美日同盟的“再定义”还有针对中国的战略目的。美国国防部日本部长吉阿拉认为：美国必须制定接受中国挑战的太平洋战略，“美国必须让中国明白：美国不会从该地区撤退，为了让中国明白这一点，就必须保持美国的承诺，发挥领导力量，在该地区和全世界保持政治的凝聚力。我们希望认真处理中国问题，也必须把中国问题作为一个现实问题。”[14]
同样，约瑟夫·奈认为：“不要把让美日之间开展竞争的机会给中国，日本与美国协调笼络中国，这是最好的；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今后更加强大时，当然，我们希望看到那种情况的出现，当中国让日美展开竞争时，日美之间的摩擦不仅会激化，而且也意味着中国不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把一个更有责任和权利的中国纳入到东亚体系中，日美之间的协作是最理想的。”[15]
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对日结盟完全是为了推进其亚太霸权的战略工具。因此，美国力图把对日结盟作为一个插入亚洲和中日之间的楔子，一方面可以笼络日本、控制日本，防止日本独立于美国、发展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同时又可以通过日美同盟来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前沿展开的军事力量，起到抑制中国乃至控制整个亚太地区的作用。
当然，冷战体制终结后，日本对构筑面向21世纪的日美同盟，也是有所追求的。而决定性的原因，则是日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利益，再一个就是日本对国际政治权力的要求。
1990年5月，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一份题为《日美安全条约今日之意义》的文件，对日美同盟的意义作了如下认定：
一、苏联潜在威胁未变，美国的抑制力量对于日本来说仍有必要；二、日本可利用美国，增强与苏联讨价还价的能力；三、通过充当美军的前沿基地，日本可以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四、保证日本不走军事大国道路；五、没有日美安保条约就没有今日密切的日美关系。[16]
据称，这一文件的内容在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随后赴美参加日美安保条约修改30年纪念活动时，向美方作了披露。
1994年6月，日本外务省又在《外交蓝皮书》（第37号）中，对冷战后的日美安保体制作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其中谈道：
“尽管东西方冷战已经结束，但国际社会仍然存在许多不坚实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坚持非核三原则、保持最小限度的防卫能力的政策，那么美国基于日美安保体制下的抑制力量，对于今后日本享受和平与繁荣就是必需的。日美安保体制作为确保亚太地区稳定的美国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日美安保体制还会对日本产生不会成为对他国构成威胁的军事大国这种基本立场的信任效果。”[17]
上述两个文件有含糊不明之嫌，日本是否“坚持非核三原则、保持最小限度的防卫能力”也属疑问。但其中所说的“利用美国，增强与苏联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及所谓“日美安保体制还会对日本产生不会成为对他国构成威胁的军事大国这种基本立场的信任效果”，却是冷战后的日本所希求的。因此，1994年8月日本公布的《日本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应有状态——面向21世纪的展望》的报告，虽然把日美安保体制置于了“多边安全保障”的框架中，但同时也把日美同盟推向了全球的范围。
起草这一《展望》的渡边昭夫在防卫大学的特别演讲中言称：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发生通过国家组织发动针对日本本土的武装攻击的可能已经极小了。……当然，有时也会出现难得发生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日美安保条约本身是最有力的手段。虽然不能否定那种事态，但是实际上那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应该把那种事态认为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这样，就会出现看来和日本的防卫、自卫毫无关系的日美安保条约到底应该如何应用的问题。或许应该说，并没有必要拘泥于安保条约条文本身。是不是应该超越安保条约的条文，日本与美国从更广泛的国际政治关系上就国际安全保障问题开展对话，并对能够合作的部分，两国就共同协调采取行动呢？”[18]
也就是说，日本所需求日美安保条约，已不是冷战条件下的本土防卫，而是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了。正如渡边昭夫所说的：“在冷战后的世界中，我们对于安全保障问题必须投以更多的关注，必须更多地关注能源问题”，“冷战时代，用稍微过激的话说，我国基本上是一种被动的，……今后的时代则不是那样了，对于安全保障问题，必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采取行动的这样一种思考方式”。[19]
同样，右翼学者中西辉正也认为：“为了确保核保护伞和在世界范围扩散的日本海上航线，仍然需要美国的保障。也就是说，日美安保体制的机能对于日本仍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利益”。“另外，为了解决世界货币体系、能源、粮食等全球性问题，也非常有必要维持特别的日美合作关系。”[20]
上述情况表明，冷战后的日美关系虽然存在着矛盾，但也存在着许多战略利益的重合点。冷战后的美国力图通过组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合的“股份公司”，实现美国称霸世界的目的，向世界输出美国的政治文化观念、权力意志，乃至社会制度。这种构想虽然不免有“单极世界”之嫌，与日本企图构建的“三极体制”之间具有一定距离和矛盾，但是日美两国在力图控制亚太地区，进而主宰世界的战略上，却有着惊人的亲和力。
前已提及的约瑟夫·奈，可以说正是清醒地意识到美日之间所共有的战略利益，看到了“重温并加固与强大的工业民主国家已经成功结成的联盟”对美国霸权战略的重大战略价值，因而竭力主张封锁美日之间的经济冲突，迅速扭转双边关系的紧张状态。所以，在其出任国防部长助理后，立即着手改善日美关系。
1995年1月，为了积极推动美日之间的防卫对话（US.Japan Security dialogue）和安全政策协调，约瑟夫·奈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协商成立了由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日本外务省、防卫厅高层官员组成的安全保障协议会（SCC），从而在美日之间建立了安全保障政策高层对话的渠道，为日美重新结盟铺平了道路。
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正式公布了《美国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保障战略》（EASR），内中阐述了维持坚固的日美安保体制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的意义。该报告与先前的EASI不同，改变了基于冷战后的形势变化、美军兵力重新编组的观点，阐述了尽管冷战后的形势发生变化，但美国依然关注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及维持美军存在的必要性。
另外，该战略强调，日美安保体制不仅是应对朝鲜半岛，而且是应对整个亚太地区存在的不稳定因素的“关键”。该战略认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曾有助于该地区经济的异常发展，美军的撤出将破坏该地区经济繁荣的基础，增加地区纠纷的危险，并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与此同时，该战略表明：美军在该地区的兵力，将从1990年的13万5千人削减到1994年的10万，不再进行进一步的削减。[21]
也就是说，美国国防部制定的《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保障战略》，全面终止了亚洲军事力量削减计划，并把日美安保体制存在的意义从东亚扩大到了整个亚太地区，进而为日美再结盟奠定了政策基础。
美国的新战略得到了日本的回应。1995年11月28日，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NDPO）》。该大纲明确了日本的长期防卫战略，另一方面重新确认了日美安保体制，对美国东亚战略进行了回应。内称：
“我国将在宪法的引导下，遵循这一方针，通过努力继续提高日美安保体制的可靠性，并适当发展、维护和运用防卫力量，完成保卫我国安全的任务，同时尽力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22]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日美安保体制，日本1976年制定的旧大纲中只提到4次，新大纲却提出了13次之多，而且在日美安保体制实际的功能认定上出现了质的差别。旧大纲主要着眼于日本的防卫，即“我国的防卫，应通过保持自身适当的规模的防卫力量、构筑这种防卫力量的最有效利用的态势，以及维持和确保与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的信赖程度和有效运用态势，形成能够应对任何侵略的防卫体制，并以此防止侵略于未然”，“对于核威胁依赖于美国的核威慑力”，“对于局部的小规模侵略原则上应予以独立排除，由于侵略规模和态势而难以排除，则应尽一切努力持续抵抗并期待美国合作予以排除”。[23]
然而，新大纲则把日美安保体制的作用定位于地区安全与国际合作上，言称：“我们认为日美安保体制对于确保我国的安全来说，是必要而不可或缺的。同时它将继续为确保我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建立更稳定的安全保障环境发挥重要作用。”“日美两国这种以安全保障体制为基础的密切合作关系，有助于我国为国际社会，如推动地区多边安全保障对话与合作，协助联合国的各种活动。”[24]
此外，新大纲还提出了密切日美军事合作的四大措施：
“一、加强情报交换和政策磋商；二、在运用方面建立有效的合作态势，包括加强共同研究、联合演习、共同训练以及与此相关的相互合作等；三、在装备和技术方面，加强广泛的相互交流；四、采取各种措施，顺利、有效地保障美军在日本的驻留。”[25]
也就是说，新大纲把这些旧大纲中没有写入的内容明文化了。这表明新大纲已经把日美同盟在冷战后的调整和重新定义作为了重要内容。
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不仅重新确认了日美安保体制，而且把该体制的主体作用从日本防卫推向了双边的地区与广泛的国际防务上，为冷战后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义”找到了新的支点。
1996年4月17日，日美举行首脑会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共同签署《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也即所谓日美同盟的“再定义”。同日，桥本与克林顿还发表了《致日美两国国民书——面向21世纪的挑战》。
日美《共同宣言》向世界宣称：
“今天，总理大臣和总统祝贺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双边关系之一的日美关系。两国首脑为这一关系对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与繁荣所作出的深远而积极的努力贡献感到骄傲。……总理大臣和总统再次确认了对决定两国政策的方向具有深远意义的共同价值，即维护自由、追求民主主义及尊重人权所承担的义务。双方一致认为，日美之间的合作基础仍然是很牢固的，在21世纪保持这种伙伴关系，是十分重要的。”[26]
日美安保共同宣言，标志着日美两国的同盟关系经历了冷战后的波动和一年多的政策协调之后，已经达成了最后协议，两国已经决定把冷战期间结成的战略同盟带入冷战后的世界，并将以新的含义带入未来的21世纪。
其一，《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扩大了日美安全保障的战略范围。
人们知道，1951年日美签定《安保条约》时，在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上并不十分明确，日本不过是主动地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和被动地接受美国的某种保护。1960年重新修订《安保条约》时，该条约虽然把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扩大到了“远东地区”（第六条），但日本为了避免卷入军事冲突，当时曾明确表示：远东不包括中国和朝鲜半岛。然而，苏美冷战体制结束后，1995年日本在重新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时，却悄悄地把“远东”换成了“周边地区”，而“再定义”后的安保条约，则出现了亚洲太平洋地区这种更加扩展的地理范围。
《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中明确表示：
“在冷战期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牢固的同盟关系，对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同盟关系乃是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两国首脑一致认为：日美两国未来的安全与繁荣同亚太地区的未来息息相关”。
该宣言认为：
“冷战终结以后，发生世界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减少……但是亚太地区依然缺乏稳定性和可靠性。朝鲜半岛的紧张正在继续，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依然在大量地集中，未解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纠纷、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手段的扩散，是造成整个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为此，两国首脑“强调了日美两国〔共同〕对付所面临的安全保障课题的重要性”，“再次确认了日美之间的同盟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随后，两国政府首脑认为：
“日美两国密切的防卫合作，是建立在〔日本〕自卫队适当的防卫能力和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配合之上的”，为了进一步强化日美两国间的信赖关系，“两国政府要进一步加强交换有关国际形势、特别是有关亚太地区的情报和意见。同时要继续就有关对应国际安全保障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及包括最充分地满足两国政府所必需的防卫政策及在日美军兵力构成的军事态势进行密切的协商”；两国政府首脑一致同意“开始修改1978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欢迎1996年4月15日缔结的《日本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有关日本国自卫队和美利坚合众国军队之间的后方援助、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的协定》，并表明了期待这一协定进一步促进日美间的合作关系”等等。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确认了“在冷战后的安全保障的形势下，强调日本防卫能力应该发挥适当作用的1995年11月策定的新防卫大纲中所明确记载的日本的基本防卫政策”，以及“为了维持在日美军，日本将继续通过提供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的设施、区域和支援接受国〔美国〕而发挥适当的作用”等等。[27]
进而，《致日美两国国民书——面向21世纪的挑战》中，再次重申：
“日美两国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关心和共同的希望，并作为同盟国与伙伴而迈向21世纪”，“我们两国的同盟关系，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繁荣具有核心的重要性，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对日美两国极其重要”，“再次确认以《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间的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两国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关系，在实现共同的安全保障目标的同时，将继续成为面向21世纪的维持亚太地区稳定和繁荣形势的基础。”
与此同时，则是日美两国要通过与大韩民国的合作来推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要共同努力实现联合国的改革（第3项）；
“两国政府要在一切人都能享有自由及有效的法制利益的普及民主主义、实行法制和保障基本人权方面进行合作”（第4项）；
两国要为实现联合国的改革而合作，“美国强烈支持日本作为常任理事国而加入安全理事会”（第5项）；
“要在为了强化国际经济体制，包括确保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通货基金组织的实效而进行的工作中合作”（第10项）等等。[28]
一言以蔽之，日美同盟的“再定义”还把日美安全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各个领域，而且具有面向21世纪的战略意义。
其二，日美安保条约的“再定义”标志着日美两国军事合作正在朝着“无制约”的方向发展，在运作方式上正在超越联合国和地区合作的制约。
冷战期间的日美《安保条约》，清楚地规定了这一条约与联合国宪章之间的关系。诸如，“缔约国约定，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用和平方法并以不致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方式，解决涉及各自关系的国际争端，而且在各自的国际关系方面，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慎重通过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采取任何同联合国的目的不符合的其他方式”；“缔约国将同爱好和平的其他国家共同加强联合国，以便联合国可以更有效地履行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任务”（第一条），以及对于作为受到武力攻击及其结果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立刻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报告。安理会在采取为了恢复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措施时，上述措施必须停止”（第五条）等等。[29]
但是，《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中，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在提到了联合国，措辞是两国首脑一致同意，“两国政府要加强合作，通过维持和平行动和人道主义的国际救援活动，以支援联合国及其国际组织”（第八项）。[30]而且，反复强调的则是两国的安全保障关系，“对世界的和平与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作出了极其深刻的积极的贡献”，“将继续是维持亚太地区稳定和繁荣形势的基础”等等。[31]这实际是把双边利益凌驾于国际利益之上，是把日美关系和同盟权利凌驾于联合国和地区组织之上的倾向。
其三，日美安保条约的“再定义”，使日本在军事上完全纳入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之中，日本的自卫队已经实现了“国际化”的转变。
《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中，明确地规定了日美之间在三个层面上的合作：
一是“基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双边合作”，内含“两国政府认识到，两国间密切的防卫合作是日美同盟关系的核心要素，因而一致认为，继续进行密切的协商是不可缺少的……”；两国首脑一致同意“因日本周边地区可能发生的事态而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予以重要影响时，就日美间的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并就促进日美间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取得了一致意见”；“两国政府要注意自卫队和美军在一切合作方面的相互运用的重要性，要在以共同开发研究新一代支援战斗机（F—2）等装备为主的技术和装备领域内相互充实交流”；“两国政府……要在已经进行的弹道导弹防卫研究方面继续合作”；“两国首脑一致同意两国政府为了对应有关美军的存在及其地位等问题而进行各种努力”等等。[32]
二是“地区性的合作”，内含日美以双边共同体的姿态提出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问题，东盟地区论坛、东北亚安全保障对话等地区多边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等问题。与此同时，则是两国首脑“还注意到朝鲜半岛的稳定，对于日美两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两国将与韩国继续密切合作，继续予以各种努力”等等。
三是“全球规模的合作”，内称：“首相和总统认识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日美同盟关系的核心，正在成为日美就全球规模问题进行合作基础的相互信赖关系的根基。……两国政府将就包括促进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的交涉、防止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手段的扩散，以及军备管理和裁军等问题，进行政策调整和合作。两国首脑一致认为，两国在联合国及亚太经合组织内的合作，在北朝鲜核开发问题、中东和平进程以及在执行前南斯拉夫的和平进程中的合作，将有助于建立更加确保两国共有的利益和基本价值的世界。”[33]
显而易见，日美之间这种全球性规模的合作，是冷战期间的日美安全保障同盟条约中从未出现过的。
以上种种说明：日美安保关系的“再定义”，不仅扩大了日美同盟的地区范围，而且完全超越了自卫的最大限度。
进而，1997年9月23日，日美两国政府重新修订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进一步明确了以下一些内容：
“〔日美〕日常进行的合作”——其中包括日美两国交换情报及政策协商，在安全保障方面的种种合作，日美双方的共同配合（第三项）；
“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的对付行动”——其中包括两国政府进行“必要的准备”和通过外交的努力，以抑制事态的扩大，以及日美双方的作战构想和有关作战的各种行动及必要的事项等（第四项）；
“日本周边地区的事态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重要影响时的合作”——其中包括对“周边事态”的对应，日美两国政府在各自主体活动中的合作，以及日本对美军的支援等等（第五项）；
“为了……有效防卫合作的日美配合”——其中包括共同研究作战计划，确立共同的标准及实施要领等等。[34]
为了实现上述合作，新指针还明确地规定了所谓“后方支援”体制，诸如相互救援、战区搜索、监视和警戒、提供情报、海空物资输送、运送武器弹药、海上扫雷、现场检查不明船舶、营救非战斗人员等等。
表面上看，这些活动属于战争后方勤务保障与军需保障，但实际上也是战争行为的直接组成部分。恰如日本原防卫次官西元所说的：“战斗行为的广泛含义，不仅包括了战斗部队也应包括所有后方活动。从这种意义上看，运输、通信比在前线作战的士兵更加重要，医疗也不能看作是战争以外的行动”。[35]
此外，新指针还提出了“周边事态”问题。内称：“周边事态是指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重要影响的事态。周边事态的概念不是地理性的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36]后来，日本政府对于“周边事态”的解释，总是云山雾罩、含含糊糊，回避作出正面答复。
日本《赤旗报》评论说：“政府就‘周边事态’只是反反复复地强调说‘在周边地区给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以重大影响的事态’，高村外相认为‘周边’的范围和‘事态’的内容丝毫没有限定”。[37]但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言称：“周边事态”就是“日本没有受到武力攻击的事态”，[38]而内阁官房长官尾山静六则称：“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39]
也就是说，《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完整而明确地形成了日美的联合作战体制。
诸如：“在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时……日本要立即对武力攻击作出主体行动，尽力早期排除。是时，美国要对日本进行适当的合作。……在自卫队与美军实施共同作战时，双方要确保一致，并适时地以适当的形式运用各自的防卫能力。是时，双方要有效地统一运用各自的陆海空军部队。自卫队主要是在日本领域及周边海空领域实施防御作战，美军支援自卫队所进行的作战。此外，美军还要实施弥补自卫队能力不足的作战。……为了应付对日本的航空侵犯……自卫队和美军要……共同实施作战。自卫队为了防空要实施主体作战。美军在支援自卫队进行作战的同时，包括使用打击力量的作战在内，要实施补充自卫队能力的作战”，“自卫队和美军要共同实施为了防卫日本周边海域的作战及为了保护海上交通的共同作战”，“自卫队和美军要实施对付对日本登陆侵犯的共同作战”等等。
上述情况表明，在冷战后的“和平与安全”的名义，日美安保条约的“再定义”，以及所谓的新指针，实际已经不是冷战期间的共同防卫，而是通过拓展同盟体制的范围，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技术的密切合作，寻求建立起更为强大的、超越或挤压联合国、强烈排他性的控制体制，一个控制地区主导权的、与北约遥相呼应的亚太地区的超级战略平台，冷战后的日本军事防卫政策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方向性的转变。
1998年5月13日，日本内阁安全保障·危机管理室长、外务省北美局长、防卫厅防卫局长联合向日本各都道府县知事发出通知，内称：“政府在4月28日的阁议中，决定将《关于在发生周边事态之际，为了确保我国和平与安全的措施法案》《部分修改自卫队法法案》及《再次改正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关于日本国自卫队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后方援助、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的协定案》提交国会。这些法案今后虽然要在国会中进行审议，但是，其中特别是《关于在发生周边事态之际，为了确保我国和平与安全的措施法案》中，也规定了与地方公共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地方公共团体对此异常关心。基于这一点，政府考虑在寄送有关资料的同时，今后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对法案有什么疑问，请与下列地址联系”。[40]
1998年8月25日，日本政府正式通过实施《周边事态法》。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本书认为，最能体味其中含义的当是日本国民。此前的6月2日，吴市公共团体的请愿书认为：
“所谓周边事态是‘日本周围地区对日本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的事态’，这一定义虽然还是不明确的，但显然是意味着战斗或战争……”。“这个法律是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发动战争之际，日本都要举国一致，在财力、物力、人力等一切方面予以支援和支撑的法律，这个法律等于宣布日本是战争的当事者”。“政府最终是想在‘周边不是地理概念’的前提下，把日美安保条约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我们认为，日本对下一个时代正在作出最坏的选择。事实上，是把日美安保条约作了最坏的修改，是把两国的军事同盟扩张到了亚洲太平洋的规模，是想推向战争国家的道路”。
因此，该请愿书明确表示“作为和平产业港湾城市的吴市是绝对不能容忍的”。[41]
实际上，分析或猜测“周边事态”的具体地理范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因为日美双方明确提出，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性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也就是说，只有日美双方认定所发生的事态对日本有影响，日美军事合作即可启动，日本与美国即可共同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完全没有限定。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冷战后日美安全防卫合作，已经超越了防卫的需要，日美两国追求的，实际是建立联合干预的、外向型的战略平台，是力图确立联合控制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日美力图谋求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出任地区警察，是没有他国授权的，也是没有民主或“契约”等法理依据的，当然更谈不到合法性和公正性。
此外，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日本则是世界上的经济大国；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可以将整个地球摧毁数次的核武器库，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反潜作战能力和亚洲最强的海空作战能力；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全球投送、精确打击、全维防护和聚焦后勤能力，日本拥有军事力量发展的巨大潜力；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世界第一，日本的军费为世界第二，1994年为468亿美元，1998年约为500亿美元；美日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总量的40%以上。日美重新结盟后，两国将以军事防卫合作为中心，开展广泛的地区与全球合作，两国将开展相互交流情报、协调防务政策、开展联合作战，联合研制下一代支援战斗机（F—2），并在部署战区弹道导弹（TMD）上开展合作……。这两者的同盟是一种强强联合，一种力量的联合。
1998年11月23日，美国国防部公布《1998年东亚战略报告》。其中明确表示：
“国防部分别在1990年和1992年公布了第一和第二份《东亚战略报告》，概括了在冷战结束以后将对我们的战略和部队结构作什么样的调整。……但1995年的报告重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在该地区的驻军将保持在约10万人，同时将进一步采取行动，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共同承担安全责任，扩大双边和多边接触。基于这种态度，我们三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例如，我们在1996年3月的危机中派出‘尼米兹’和‘独立’号航空母舰，这一行动向亚太国家重申了美国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美国与亚洲的接触符合我们的全球安全战略，使我们有机会决定该地区的未来发展方向，防止冲突，并保持稳定、提供机会，使我们得以从事每年约5000亿美元的跨太平洋贸易。”
“美日联盟仍然是我们亚洲安全战略的关键。……美国和日本认识到美日联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仍在继续。”[42]
这一战略报告表明，美国的东亚战略不仅在于“决定该地区的未来发展方向”，而且要“得以从事每年约5000亿美元的跨太平洋贸易。”显而易见，这是以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的。冷战后的日美同盟，实际是一种强权战略体制。
2000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批准了2001年度财政预算，从2001年4月1日开始的新财政年度中，日本政府财政预算总额为82.65万亿日元，其中防卫费占4.955万亿日元。这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在2001—2005年的新一期日本防卫整备计划中，将花费25.16万亿日元，更新自卫队的军事装备。[43]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当选日本首相。在其就任自民党总裁后，则要求自民党内的三个主要干部，即就任干事长的山崎拓、总务长堀内光雄和政调查会长麻生太郎，脱离各自所属的派系，为制定和实施21世纪的国家战略，在自民党内将设立以小泉为首的“国家战略总部”。[44]
这是一个新的意向。
同年，发生“9·11”事件后，日本政府迅速采取行动。9月19日，小泉首相在会见记者时，就今后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和“当前措施”发表谈话。其基本方针有如下三点：
（一）将对恐怖主义的斗争，视为确保日本自身的安全问题，采取自主性对应。
（二）强力支持同盟国美国，要和以美国为主的世界各国团结一致对应。
（三）要采取能够向内外表明日本断然决心的具体而有效的措施，并迅速而综合展开措施。[45]
小泉首相所说的“具体而有效的措施”，包括同年10月29日通过的《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11月2日公布、实施）。其具体内容是，为了防止及根绝恐怖主义，日本自卫队将对外国军队的活动展开输送、补给等合作支援；搜救参加战斗的遇难者；以及对恐怖受害者实施救援。
进而，11月20日，日本防卫厅长官在总理大臣的认可下，命令海上自卫队开始向印度洋北部的美国海军舰艇和英国海军舰艇输送补给燃料，并从12月3日开始，使用C130H型运输机，从美军在日基地向关岛等方面输送美军。[46]
此外，则是通过并实施《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改案》，扩大向海外派兵的范围，放宽自卫队携带和使用武器的限制。
据2002年4月22日出版的日本《赤旗报》报道，小泉内阁又向国会提交了有事立法法案。这是继1995年11月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1996年4月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1997年9月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制定周边事态法，2001年11月通过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报道称作反恐对策特权法）之后的新举措。
该报道指出，促使日本政府从研究有事立法到变成法案的，是2000年10月美国助理国务卿阿米蒂奇等人，在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做出的特别报告。其内容是：要将日美同盟发展为美英那样的关系；日本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是最大的障碍；切实进行有事立法，履行包括机密保护法在内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因此，在上述报告出台3个月后，时任首相的森喜朗便在施政方针演说中，明确表示要讨论有事立法问题，而小泉首相则是继承了这项工作。
2005年2月19日，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2+2”会议，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同年4月，小泉上任以来不顾东亚各国的反对，第五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严重地破坏了日本与中国及东亚国家的关系。
2005—2006年冬季号美国《世界政策杂志》发布题为《日本如何想象中国和看待自己的》（作者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网上刊物《JIIA评论》编辑玉元胜）的文章。其中写道：
“正是在小泉执政时期，日本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急剧恶化。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小泉坚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250万战争亡灵，包括14名被同盟国列为甲级战犯者的灵位。为此，北京取消了中日之间的首脑访问。”
此外，上述文章还提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见解。诸如：
“中日外交关系处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越来越多的日本问题观察人士把中日关系恶化归咎于日本，称其对华政策愚笨而富有挑衅性、自以为是且毫无依据。”
“‘中国是个威胁，因为它是中国。’这似乎是日本国家安全圈子里盛行的潜在论断。”“日本对华关系一波三折的根源，在于它自古以来不能容忍与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平起平坐。”
“自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来，日本正首次重新考虑把武力威胁当作一种外交手段。外交政策机构的主导势力觉得日本受到摧残，如今需要再度变得‘正常’。从本质上讲，他们所说的正常国家，就是要拥有一支合理合法的军队。争议的焦点是修改约60年前由美国占领军强加给日本的宪法，这部宪法宣布日本人民永不拥有军队。”
“只要靖国神社问题依然是一个外交疮疤，只要日本纠缠不清1945年的意义所在，日本的任何政治理念在国外都不大可能得到接受。”[47]
这一文章可谓指出了现今日本国家及其外交上的要害。
2006年9月20日，日本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内阁官方长官安倍晋三接替小泉纯一郎就任总裁。9月18日，日本《东京新闻》发表文章，题为《典型的“亲美疏华”外交》，对小泉2001年4月就任政府首相以来的日本外交，作了总结性的概述。其中写道：
“自2001年4月就任日本首相以来，小泉共出访51次，足迹遍布8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访问次数最多的当然是美国。2001年6月，小泉……把第一个出访目的地选在了美国。从此以后，小泉首相每年都要前往美国访问，任期内共访美8次。……与布什总统举行的会谈更是多达13次。”
“与日美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了参加国际会议以外，小泉首相只在2001年10月前往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会谈。当时，小泉首相只在北京逗留了6个小时。”
“与对美外交相比，小泉首相的亚洲外交实在过于冷清。”
“对于与日本关系比较疏远的非洲和中南美洲国家，小泉首相之前，似乎一直提不起什么兴趣，几乎没怎么去过。但自从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来，为了获得这些地区国家的支持，小泉首相便把内阁成员分派到这些地区访问，展开了积极的‘战略外交’，企图与这些疏远了的国家垃近关系。但未免给人以为时已晚的感觉。”[48]
日本《东京新闻》的这一文章，可谓如实地总结和概述了小泉任职期间日本外交的基本情况。显而易见，评价不高、乏绩可谈。
至于后继首相安倍晋三能否改变思维方式，引导日本走出外交（除了对美外交之外）窘况，似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