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新宪法规定：

“我们相信，任何国家都不应只顾本国而不顾他国，政治道德的法则是普遍的法则。遵守这一法则是维护本国主权并与他国建立对等关系的各国的责任”（前言）。“日本国……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利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九条）。

这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战后日本区别于战前的标志。

这一宪法的第九条虽然被加入了“芦田修改”，变成了可以左右逢源的成分，但毕竟是恢复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障碍。因此，战后以来某些团体和政治家一直企图加以修改，特别是随着美、苏冷战体制的终结，历来被视为“禁戒”的宪法第九条，则成了某些政治家决心加以修改的对象。也即，力图通过修改宪法来改变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法律依据，改变被称为“一国和平主义”的政治基础。

海湾战争以后，美国舆论出现了日本“只出钱不流血”的批判，而日本的某些政治家则把这种国际舆论迅速地转化成一股改宪的推动力量。

1992年6月15日，日本国会强行通过《关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合作法》（“PKO法”）和《关于派遣国际紧急援助队法修正案》。“PKO法”的实施，实际上是在不修改宪法的条件下，突破了日本向海外派兵的政治禁忌，完成了以参加“维和行动”的名义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立法，使日本迈出了军事力量重新走向海外的第一步。

进而，1993年日本出版的《防卫白皮书》又开始专门讨论自卫队的国际贡献问题，宣称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日本理应履行的国际责任。

同年5月，日本讲谈社出版了一部轰动性的政治畅销书，即小泽一郎撰写的《日本改造计划》。小泽一郎是“新国家主义”的政治领袖，其《日本改造计划》提出的中心口号，则是日本应该迅速放弃“商人国家”的构想，大力推动日本向着“普通国家”过渡。其所谓的“普通国家”主要有两大要点，一是日本应该面向开放的世界，拥有大国的国际权利，再一个就是日本应该打破战后体制的制约和政治上的“禁忌”，拥有向海外派兵的权利。

小泽一郎在书中写道：“国家本来都是利己的”，“冷战后必须早日建立世界新秩序。为此，日本必须比任何国家都要发挥积极作用。日本只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国家才有出路”。[28]

1994年6月，日本《经理》杂志发表了政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的文章。文中指出：

“‘普通国家’这句话表明了小泽理想中最富特征的部分”，其双重意义之一，则是“外向型的意义，也即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势。在面向海外的情况下，其基本的概念是指彻底地开放门户。所谓的开放门户，当然并不仅限于作为标榜自由主义的经济大国，必须向世界开放日本市场这一经济方面，其中也包含着过去日本一直作为禁忌的安全保障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仅仅依赖于经济的日本对于世界的安全保障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然而，如今的日本已经不是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的时代了。小泽指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国际秩序被打乱，和平遭到破坏时，为了恢复秩序与和平，日本也应该作出贡献，日本理应成为能够这样做的‘普通国家’”。

田原认为：“有很多人根据这种观点，认为小泽是主张修改宪法的人。但是他未必是主张以修改宪法为前提而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小泽始终是极为现实地追求在现行宪法的框架内，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到的。他由此引出一个结论，就是自卫队可以参加联合国军”，“为了创造自卫队可以参加联合国军的环境，小泽提倡对联合国进行改革，……这样就可以组织联合国军，日本按照联合国的要求参加联合国军”，“小泽还说，他认为日本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和自卫队参加联合国军，乃是日本应尽的义务。小泽为了把日本建成这样一个‘普通国家’正在奋勇前进”。[29]

田原的上述评论，可谓透析了《日本改造计划》的核心。也就是说，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实际是要求打破战后日本的军事“禁忌”，彻底改变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方式。因此，小泽在著书中明确表示：

“……吉田首相成功地确立了经济优先的政治，但是有些人因此认为不应该改变这个方针。这种看法是不适当的。……吉田首相只是将经济优先的政治作为冷战下的一种战略选择。经济优先不是吉田首相的政治哲学所规定的、一成不变的政治原则。……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日本〕应该尽早地从对吉田主义的误解中摆脱出来，确立新的战略。”[30]

换句话说，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是要把日本从“商人国家”拉入到既做“生意”又“端枪”的“普通国家”中来。这实际是一种使宪法陷入空洞化的改宪方式，也是为了回避政治风险而采取的政治策略。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从吉田茂内阁战后初期的“商人国家”，到中曾根内阁提出的“国际国家”，以至“新国家主义”政治领袖小泽主张的“普通国家”论，可谓勾画了日本从“内”到“外”、从“柔”到“刚”的战略演变过程。而值得注意的是，力图修改宪法，动摇“和平主义”理念的，并不是少数政治家的行为。

1994年8月，细川内阁后期有一研究报告，题为《日本防卫力量应有的状态》。按照该报告的执笔人渡边昭夫的说法是：

“……不能因为有了宪法第九条，日本就可以采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立场。不用说，这里所指的是所谓的自卫权问题，再一个就是以联合国为舞台，国际社会采取协调行动时，日本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参加的问题。特别是后者，……不能因为有了宪法第九条，日本就采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立场”，“为了国防目的而创建军事力量——请允许我使用军事力量这样的词句，将这种力量运用到国防以外的目的，是一种新的时代。”[31]

也就是说，多党联合执政的细川内阁虽然没有公开提出改宪，但却抛弃了“一国和平主义”的精神，摒弃了宪法对日本的制约。这实际是属于改宪范畴的。而较之更甚的，则是现今的日本国内已经形成了彻底修改宪法、摒弃“一国和平主义”的政治势力。用韩国政治评论家的说法是，九十年代日本的政治时钟，已经从“拥护宪法”走向了“修改宪法”。现以如下事实为例：

1992年秋天，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发表谈话，言称“政界的重新调整不仅是选举制度的改革，而应把重新审查宪法作为一个基轴”。此后，中曾根又向周围透露：“为了与小泽君等人对抗，应当把修改宪法这一重大的政治课题作为争论的焦点”。[32]

1992年12月25日，自民党政调会长三冢博提出：“是不是可以在国会内设置执政党与在野党就宪法问题进行磋商的机构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47年，宪法有些地方已经不符合现实了。”[33]

1993年1月5日，日本外相渡边美智雄提出：

“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活动，作为世界的一员继续发挥作用，这是很重要的。奢谈什么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违反宪法，或者只讲自己想说的话，这在世界上是通不过的。”[34]

同年1月6日，自民党干事长尾山静六也就修改宪法问题发表谈话。他说：

“目前国际社会要求日本以联合国为中心作出贡献，必须把宪法同联合国宪章统一起来。社会的进步如此之快，因此，在50年当中必须对宪法进行一次修改。”[35]

前大藏相羽田孜也公然表示：

“不只是对宪法第九条，就是对整个宪法也不要把它视为禁区，而应广泛地加以讨论。”[36]

显然，修改战后宪法，已经成为日本政界不可忽视的思潮。

1994年11月3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推出特集，公布了该报业集团研究完成的“宪法修正草案”。姑且不论具体内容如何，仅就如此重大的政治课题，竟然由一个新闻机构加以草拟而言，则已经表明，此时的日本业已完全打破了改宪的种种禁忌，改宪已经发展到可以在任何场合、随意公开讨论的社会话题。

韩国的政治分析家认为：目前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正在联合起来极力说服国民同意改宪。以致自民党宪法调查委员会的舆论调查显示：1996年3月，日本国民赞同修改宪法的占47%，8月为57%，1997年3月为60%，1997年9月竟达到75.9%。[37]

如此种种，说明战后以来日本国内多次掀起的改宪风潮，在美苏冷战体制终结后已经再度升温，已经从保守势力孤立的政治宣传，转变为一种强劲的社会政治潮流，日本已经走向了改宪的政治边缘。而令人忧虑的是，以往主张拥护和平宪法的牵制作用却日见衰微。

如，一向以护宪著称的社会党，进入90年代以后，围绕着宪法问题已经分裂成为改宪和护宪两大派别。其中，以青年议员为核心的“新民主行动会”，则是积极主张改宪的。

1997年5月，日本成立了由多名参众议员组成的以改宪为宗旨的《推进设置宪法调查委员会议员联盟》。该联盟在成立宗旨中言称：

“日本国宪法实施已经五十年了”，“在这期间我国内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国内看，我国从终战的战争废墟中站立起来，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对外国际地位飞速提高，如今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冷战构造的崩溃，国际关系出现了变化、地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并出现了许多与现行法制悖离的现象。因此，鉴于这种现实而议论宪法已经成为紧要课题。恰逢宪法实施五十周年之际，思考我国面向21世纪的应有态势，乃是就新时代的宪法问题进行议论的绝好时机。”[38]

同年5月30日，日本还成立了由日本守卫会和守卫日本国民会议组成的改宪组织——“日本会议”。其成立宣言中写道：

“我们期待继承悠久的历史所孕育的传统与文化，振奋健全的国民精神。我们的目标是保持国家的光荣与独立自主，建设国民能够获得富裕生活的有秩序的社会。我国……自明治维新开始的最先在亚洲的国家近代化，就是这种国风的精神光华。

另外，我国在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战败之际，把天皇作为统一国民的中心而景仰的国体，也未曾有过丝毫的动摇，从战争的废墟和虚脱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国民，凭借着兢兢业业的努力，已将我国建设成为经济大国”。

“但是，在这令人惊异的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是轻视先人培育和传承的传统文化，忘却和玷污具有光辉的历史，失去了保卫国家献身于公共社会的气概，唯求自保和贪图安逸的风潮正在向社会蔓延，并溶解着现今的国家……如此碌碌无为的话，亡国的危机将近在眼前难以避免”。[39]

如此等等，进一步暴露了日本改宪风潮的深层动机。

进而，该会在成立宗旨中言称：

“我们日本守卫会和守卫日本国民会议自成立以来，历经二十余年，为了恢复战后正在失去的健全的国民精神，为了基于美好的历史和传统而建立国家，相互合作而开展了广泛的国民运动。其中，以和全国有志者共同开展的实现元号法制化为开端，进行过祝贺天皇在位60年和皇位继承等皇室敬慕运动，进行过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事业、终战五十年之际悼念战死者事业和昭和史的检证事业，进而提倡过制定基于传统的国家理念构想的新宪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为了重建战后日本而展开的国民运动的结晶”。

“但是，战后五十年的今天，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冷战终结后，世界爆发了众多的地区冲突和民族纷争，环绕日本的东亚形势也愈发紧张。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地球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及于人类生存的大事”。“另一方面，东京裁判史观蔓延，招致了对外国卑躬屈膝的谢罪外交，致使承担新时代的青年丧失了对国家的自豪感与自信感。”

随后，该组织就改宪方针问题写道：

“现行宪法已经实施了五十年。我国的宪法具有占领者当局用一周的时间加以制定并强加给〔我国〕的经纬，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弊端。诸如将本国的防卫委托给他国而丧失了独立心、权利与义务不均衡、轻视家族制度、国家与宗教的过度分离等等……。我们在平成五年〔1993年〕发表了《新宪法大纲》，目标是制定基于我国的历史和传统的理念、符合新时代的宪法，而不是外国造的宪法……。我们想通过日本人自己的手来创造可以自豪的新宪法。”[40]

由此可见，日本的改宪风潮业已不仅仅是解除军事上的禁忌，而且具有通过改宪，恢复传统的国家观、战前的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其危险性也在这里。

最能够洞察日本这种极为隐晦，但又极为可怕的趋向的，应该说莫过于日本人自己了。日本外务省官房长官藤井宏昭言称：

“面对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我国已经面临着最大的考验，这就是曾经有过失败教训的日本，作为世界主要国家如何适应国际社会，这是日本在一百二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的第二次挑战。”[41]

藤井宏昭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他似乎在提醒人们：日本处于小国地位可以与世界相安共处，而一旦作大就可能变得不能自已。美苏冷战体制终结后，日本鼓动修改宪法的风潮，将直接涉及日本国家的对外关系，人们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以军事强权挑战国际社会，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时至2005年，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终于公布了新宪法草案。

2007年4月25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政府24日决定，准备修改宪法有关集体自卫权内容的解释……。政府准备允许在下列四种情况下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运用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射向美国的弹道导弹；当美国舰船在公海遇袭时，同行的海上自卫队舰船可以还击；当与日本共同行动的多国部队遇袭时，日本可以还击；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时，为排除妨碍可以使用武力。”

该新闻还报道说：

“安倍晋三首相在23日的内阁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政府的宪法解释问题表示：‘时代在变，如何才能使宪法适应时代，我们想就此讨论。’他强烈暗示了解释性修改宪法的必要性。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在24日内阁会议后会见记者时也说：‘战后60年宪法的解释都没有变，这有点不对头。强行把集体自卫权与个别自卫权分开是不合理的。’……政府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无疑是安倍首相要‘摆脱战后体制’、重视修宪意志的体现。”

同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4月24日，日本自民党在东京都内的九段会馆，召开了“新宪法制定推进大会”。安倍首相（党总裁）强调：

“只有用我们的双手书写出一部新宪法，才能开创一个新时代。

作为自民党总裁，既然承诺了，就必须把修宪列入政治议程。”

中川干事长说：“自主制定宪法是立党以来的基本方针，必须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国民运动。今天就是开始。”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修改战后宪法已是势在必行。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上述决定，恰在安倍首相就任后准备访美的前夕。

注释

[1]林晓光：《试析日本的国际新秩序构想》，《日本学刊》，1992年，第4期。

[2]日本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第34号），1990年版，第290—291页。

[3]栗山尚一：《动**的90年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为构筑新的国际秩序作出积极的贡献》，日本《外交论坛》，1990年第5期。

[4]日本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我国外交近况》（第35号），1991年版，第389页。

[5]畑田重夫：《自动参战·列岛总动员的新指针》资料部分，学习之友社1997年版，第101页。

[6]米庆余监修、肖伟著：《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附录8，第264页。

[7]星野俊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与日美关系》，见《现代日本外交分析》，第23页。

[8]山田勉：《走向常任理事国》，见日本《世界》杂志1993年第1期。

[9]中曾根康弘等：《冷战以后》，见《文艺春秋》，1992年，第197—198页。

[10]神余隆博：《日本的外交机构与对联合国的策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会编：《国际问题》1994年第3期。

[11]山田勉《走向常任理事国》，见日本《世界》杂志1993年第1期。

[12]吴寄南：《目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国际展望》1992年第4期。

[13]野多波敬雄、诸井虔谈话录“怎样看待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见日本《外交论坛》1994年第9期。

[14]刘江永编：《跨世纪的日本政治——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第346页。

[15]山田勉：《走向常任理事国》，见日本《世界》杂志1993年第1期，第229页。

[16]星野俊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与日美关系》，第23页。

[17]桥本龙太郎：《政权夺回论》，讲谈社1994年版，第101页。

[18]星野俊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与日美关系》，第23页。

[19]日本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第37号，大藏省印书局1994年版，扉页。

[20]日本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第38号，大藏省印书局1995年版，扉页。

[21]神余隆博：《日本的外交机构与对联合国的政策》，日本国际问题研究编：《国际问题》1994年第3期。

[22]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小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大平总理的政策研究会报告书5》，大藏省印书局1980年，第21页。

[23]见中国社会科学学院日本研究所编：《日本问题资料》1989年7月。

[24]见日本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2002年版，第284页。

[25]见日本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2005年版，第173页。

[26]见日本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2005年版，第174页。

[27]见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编：《日本问题论点选编》，第49期，2005年3月31日。

[28]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1993年版，第102—105页。

[29]题目为《小泽一郎潜藏在“普通国家”日本改造计划中的本质是什么》。见新华社：《参考资料》，1994年6月15日。

[30]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第105页。

[31]渡边昭夫：《今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与防卫力量——围绕着防卫问题恳谈会的报告》，防卫学研究会编：《防卫学研究》第13号，第23、27页。

[32]《自民党内主张改宪的言论甚嚣尘上》，见《东京新闻》，1993年1月14日。

[33]《自民党内主张改宪的言论甚嚣尘上》，见《东京新闻》，1993年1月14日。

[34]《自民党内主张改宪的言论甚嚣尘上》，见《东京新闻》，1993年1月14日。

[35]《自民党内主张改宪的言论甚嚣尘上》，见《东京新闻》，1993年1月14日。

[36]《自民党内主张改宪的言论甚嚣尘上》，见《东京新闻》，1993年1月14日。

[37]《日本向何处去？》，见韩国《东亚日报》1997年8月14日―16日。

[38]畑田重夫：《自动参战·列岛总动员的新指针》资料部分，第82页。

[39]畑田重夫：《自动参战·列岛总动员的新指针》资料部分，第83页。

[40]畑田重夫：《自动参战·列岛总动员的新指针》资料部分，第83—84页。

[41]藤井宏昭：《相互依存的世界与日本的外交》，见日本《外交论坛》第100期纪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