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9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致美国总统布什的信中宣称：

“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1]

公开地表露了日本外交的新追求。

同年3月2日，海部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又对国际构想及日本应扮演的角色，作了具体阐述。他说：

“国际关系在政治、经济上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东欧各国以超越预想的速度，推进以自由、民主主义及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甚至苏联也放弃一党独裁，开始走向导入市场经济之路……。

在这种形势下迎来的90年代，是新时代的开端，但其前进方向的蓝图还没有完成，是一个希望与不安相混同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为了形成充满希望的国际社会，我们必须参与国际秩序的构筑，并开展‘有志外交’。

我们谋求的国际新秩序的目标必须是：第一、保障和平与安全；第二、尊重自由与民主；第三、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确保世界经济的繁荣；第四、确保人类能够生存的环境；第五、确立以对话与协调为基调的稳定的关系。”

进而，他明确地言称：

“在以构筑新的国际秩序为目标时，必须以确实巩固的日美合作关系为基轴。日美的合作关系，不仅是我国的和平与繁荣，而且是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地球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稳定不可缺少的。今后仍要坚持成为这种合作关系要点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2]

同年5月，日本外务次官栗山尚一在《外交论坛》上发表文章，题为《动**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为构筑新的国际秩序作出积极的贡献》。就其题目而言，显然是与海部首相的施政演说相呼应的。该文声称：

“1988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0万亿美元的规模。其中，美国和欧共体分别为5万亿美元，日本为3万亿美元，加在一起几乎占据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二。而且，占据五：五：三的三者共同拥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人权等基本价值观念，并且是以认为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的经济运营才是丰富国民生活的最佳道路这一信条相联结的。这三者同时共有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信条，正是产生当今世界潮流朝着民主化和自由化方向发展的巨大力量。因此，建立90年代国际新秩序的责任，必须由日美欧等先进的民主国家共同承担。美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支撑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时代，已经完全成为过去的历史，日美欧的协调体制掌握着今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关键。”

进而，栗山又称：

“五：五：三这组数字，在战前也曾象征着维持国际秩序责任的比例。1922年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中规定的美、英、日三国拥有的主力舰的比例是五：五：三。当时，日本是世界的三大海军国之一，处于与美国、英国共同分担维护国际责任的地位。但是，日本过于相信海军的力量，……半个世纪以后，日本依靠经济力量再度作为五：五：三的一员，处于构筑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地位。日本能否按照正确的方向充分发挥新的实力，一边与美欧协调，一边担负起国际责任，这是赋予当今日本外交的基本课题”。

“对于中小国家来说，国际秩序基本上是大国赋予的。如何很好地适应现存秩序，维护本国的安全并确保经济利益，这是其外交的使命。……通常，中小国家的外交在国际秩序中不得不处于被动地位。战后的日本外交完全是这样一种被动外交”。日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美国支撑的国际秩序，一直享受了和平与繁荣。可以说，作为中小国家的外交来说，日本外交是最为成功的范例之一。“但是，五：五：三中的三，今天已经成为先进民主国家的主要一员。日本的外交已经不能在世界上继续推行过去那样的、以国际秩序为条件的被动外交了。今后，日本必须通过积极地努力，参加构筑国际秩序来确保本国的安全与繁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必须尽快地从中小国家的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3]

栗山尚一的外交政策论，可以说是非常坦率的表露。也即，已经拥有了巨大经济力量的日本，应当按照五：五：三的比例，再度执掌战后的国际权力，成为国际新秩序的缔造者和运营者。

1991年8月5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121届国会发表施政演说，表明了新的外交姿态。海部首相言称：

“上个月，我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首脑会议，与对世界和平与繁荣负有重大责任的先进民主国家的首脑，以强化面向21世纪的国际秩序和构筑世界伙伴关系为目标，进行了坦率而活跃的交换意见。我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参加者，积极地提出了亚洲区域的观点，并使这次首脑会议注意到了全球性的问题。

另外，在此之前，我和布什总统在ケネバンクポ—ト的别墅举行会谈，再次相互确认，日美的合作关系不仅是对于两国而且对于整个世界也是极其重要的，两国对世界性课题的共同对应和处理，是世界和平与繁荣必不可少的。

以国际社会团结在联合国之下克服海湾危机为背景，本次首脑会议就构筑新的国际秩序问题，表明了要重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国合作的态势。这对克服了冷战格局的世界，予以了健全的方向，也是沿着以往我国一贯提倡的联合国中心主义的立场”。[4]

显然，这是一派大国气势，而且提高到了日美并立的程度。

1992年1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与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会谈后公布的《关于日美全球伙伴关系的东京宣言》写道：

“经过五十年前的悲惨的战争，日本和美国在政治、安全保障、经济、科学及文化方面，发展了高度生产性的、带来相互利益的密切的合作关系。两国在现今社会的各个水准上，都具有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两国的合作是建立在政治经济自由、民主、法制和尊重人权等共有的诸项原则基础之上的。两国的合作克服了冷战期间的困难，在促进世界四十年间的稳定及繁荣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日美两国认识到战后两国所保持的密切合作给两国社会所带来的利益，并决心在此基础上构筑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作为拥有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市场指向型经济的民主国家，日本和美国是肩负形成新时代的特殊责任的国家。”[5]

“日美两国政府决心在基于这些永恒的价值而建立的全球伙伴关系之下携手并肩，共同帮助建立公正、和平、繁荣的世界，并将此作为21世纪的课题。”[6]

这一宣言表明：冷战时期的日本，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着重发展经济，所寻求的只是一般的、具体的、局部的权力和利益。但冷战结束后，日本业已开始把对外目标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国际舞台上，正在追求左右或控制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制的最高权力，以期建立日美联合主导世界的国际体系，从追随美国变成与其携手并肩的伙伴。因此，在联合国谋求拥有“支配性的地位”（见下文），则成为日本政府从政策构想到具体实践的外交重点。

1992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进一步提出：

“为适应新的时代，应对安理会的机能、构成进行改革”。[7]

此后，宫泽首相又多次公开表示：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的作用日见增大，但是联合国的机构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没有任何变化，日本准备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8]

也就是说，宫泽首相向外界所传递的真实意向，就是日本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同年，日本前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人发表署名文章，内称：

“取代冷战时期‘美国治下的和平’模式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海湾战争就是这种模式的最初尝试，而且今后这种模式会逐步固定下来。”[9]

另一署名文章认为：

“以海湾危机为契机，冷战后的联合国在为维持稳定的秩序，以多国间协调为目标而进行的国际努力方面，作为一个被赋予法律、政治权威，实现多国协调的唯一的普遍的论坛正在发挥作用……。但是，经过半个世纪冷战的美、俄和其他常任理事国，却显示出重视国家经济利益的内向型倾向，联合国的活动在人力与资源方面的合作很不充分……而拥有潜力为国际合作提供帮助的国家（如日本、德国以及其他地区强国）却不能参与重要决定，也无法提供合作反映自己的意愿……。冷战后的新的联合国中心主义是具有实现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国协调的手段之一，对我国而言，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它有可能加强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发言权，更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10]

同样，日本驻联合国大使野多波敬雄也直接了当地提出：

“日本负担了联合国资金的12.45%，比英国、法国、中国的总和还要多，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完全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11]

“日本不想仅仅充当一个按时付钱的角色，希望能够就联合国作出的重要决定，发表我们的意见”。[12]

“日本如果不能确保在安理会的发言权，就无法展开真正有效的联合国外交”。[13]

此外，他还宣称：日本要“争取在五年之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4]

对此，日本外务省也明确地提出：

“为了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日本〕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而得到承认，就必须超越‘战后’这一概念……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半个世纪前打败日本的联合国中取得一席支配性的地位，名符其实地彻底摆脱‘战后’这一概念。”[15]

换句话说，不仅要“彻底摆脱‘战后’”，而且要在曾经打败过日本的联合国中，取得“支配性的地位”。这正是日本政府孜孜以求的，也是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家一再宣称的：要“扮演与自己强大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角色”的含义。

事实表明，日本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已是一种战略性的要求，并为此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行动：

1992年，日本在47届联大会议上，联合其他23个国家提出了一项联合国改革方案，要求将扩大安理会成员问题列入下届联大会议的议事日程，这一提案获得了联合国大会的通过。

1993年7月，日本政府向联合国秘书处提出了改组安理会的意见书，再次表达了日本改组安理会的原则及其争当常任理事国的意图。内称：

“为了强化联合国及安理会，安理会的改组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充分发挥为世界和平与稳定愿意作出，并且有能力作出贡献的国家的作用”，“我国准备在安理会尽自己最大的责任。”[16]

进而，细川联合政权提出：“如果由别国推选，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也可以。”[17]

1994年6月，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小和田恒表示：日本要“尽常任理事国的责任。”[18]

同年，日本外相市泽弘治在《外交蓝皮书》中声称：

“如今的世界正处于重大的转折时期。冷战结构意义上的单纯坐标已经消失，国际社会正处在流动的不透明的状态，人类正在探索更加安全的社会和更加和平安定的国际构造。……当今，〔日本〕对国际社会的基本问题已经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并期待着日本能够为构筑更加美好的世界发挥巨大作用。为了不辜负这种期待，日本有责任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定的负责人。”[19]

姑且不论国际社会有多少国家“期待着日本……发挥巨大作用”，或发挥怎样的作用，仅就以上的发言和表述而言，也充分反映了日本政府争当常任理事国的急切愿望。

1995年，日本新任外相河野洋平言称：

“毫无疑问，外交的目的是根据国际政治的现实寻求国民的利益。在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国家关系中，日本的安全与繁荣只有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和平与繁荣中才能实现，这是非常清楚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对于国际社会应该超越的共同问题，日本必须应该作出积极的贡献，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发挥创造性的作用。”[20]

也就是说，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核心或最大的规划点，已经不完全是具体的经济或安全利益，而是以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标志的国际权力。这与日本国家在冷战期间的战略追求相比较，已经具备了质的区别，并在政策上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出现这种转变的根源，首先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思想意识上的变化。例如，冷战体制终结之前，中曾根内阁曾提出过大幅度扩展国际权力的“国际国家”论，甚至提出了日、美、欧三极主导世界的初步构想。但是，当时日本所强调的，是对美国霸权体制的支持，是在日美体制内的“责任分担”。而冷战体制终结后，日本的某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国际秩序已经从“美国治下的和平”走向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极协调时期，日本必须抓住这一重要历史契机，彻底摆脱战后体制的约束，通过强化日本的国际权力，谋求在联合国中的决策作用，扩大日本的国家利益。

对此，日本学者神余隆博可谓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表述。他认为：

“以海湾危机为契机，冷战后的联合国在为维持稳定的秩序，以多国间协调为目标而进行的国际努力方面，作为一个被赋予法律、政治权威，实现多国协调的唯一的普遍的论坛正在发挥作用……。

但是，经过半个世纪冷战的美、俄和其他常任理事国却显示出重视国家经济利益的内向型倾向，联合国的活动在人力与资源方面的合作很不充分……而拥有潜力为国际合作提供帮助的国家（如日本、德国以及其他地区强国）却不能参与重要决定，也无法提供合作反映自己的意愿……。

冷战后的新的联合国中心主义，是具有实现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国协调的手段之一，对我国而言，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它有可能加强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发言权，更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21]

此外，日本国家利益的全球化，也是日本外交目标膨胀的根本性原因。早在八十年代初，日本就提出过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当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首次研讨会上提出：

“当今我们居住的地球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相互依存度业已提高，并越发形成了相互的敏感反应。在这种地球社会时代，地球上出现的任何问题，如果不以地球社会是一个整体来考虑，则不能进行有效地对应。特别是在资源与市场诸多方面必须依赖海外的我国，世界上任何地区出现的任何纷争都将影响到我国的生存。确切地说，没有世界的和平稳定，我国就不能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我国具有有名誉地生存，我国在切实起到国际社会所期待的作用和责任的同时，为了自身的安全保障，有必要付出全面而综合的努力。也即我国必须整备以和平战略为基础的综合安全保障体制。”[22]

1988年6月，日本政府发表了综合战略研究报告，题为《日本的选择》。内中再次强调：

“交通、通信、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带来企业活动的国际化和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化。……日本企业将积极开展这种超越国界的全球经营，其结果是，国界所具有的意义将急剧地发生质变，……使经济发展已经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拥有国界的国家的这个范围内了。”

“日本的安全保障应以保卫日本国土和确保作为日本社会基础的自由与民主体制为目标，在力求充实日本自身防卫力的同时，将直接的防卫力与经济力等其他国力结合起来，并通过扩大国际贡献和同各外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等手段，增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连环系统安全保障。”[23]

显然，“增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作用”，已经成为日本国家战略性发展的代名词。但是，美苏冷战期间的日本囿于冷战与两极体制的制约，尚不能克服全球战略目标与“专守防卫”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强化日美安保体制的间接方式，来实现目标的追求。而美苏冷战体制结束后，随着苏联军事压力的迅速下降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进程，日本则开始把关注的目标转向了国际政治权力。

总之，日本要求在世界上拥有“支配性的地位”，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意味着战后日本国家发展目标的演变，正在迈向一种新的阶段。

2001年3月，日本首相森喜朗在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共同发表的公报中，除了再次确信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之外，还特别表明了“两国关于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推进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承诺”，并一致为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继续合作”。[24]

时至2004年9月21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外相川口顺子出席第59届联大会议。小泉首相在演说中，特意表明了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决心。他谈道：

“为了对应和处理现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种种课题，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协调是必要的。再者，联合国本身也有适应和面对处理新的现实的必要，应该进行反映21世纪之世界的改革”。“日本以往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做出的贡献，是与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相应的坚实基础。”[25]

进而，小泉和川口则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此次联合国大会议长以及美国总统布什等主要国家的首脑和外相，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广泛陈述争当常任理事国的心愿。另外，则是与德国、印度和巴西举行四国首脑会谈，达成相互支持联合国改革与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协议等。按照日本外务省的说法是，由于日本的活动，已有53个国家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同年，日本外务省在《外交蓝皮书》中写道，日本政府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目标的理由如下：

一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说，以往日本在安理会也经常议论日本积极关注的中东、伊拉克、阿富汗和非洲的形势等问题。然而，15个安理会以外的国家，为了知道会谈所采取的内容，只能在会谈之后，听取出席的理事国说明梗概，而且所获得的情报也不充分。再者，理事国以外的国家没有投票权，很难将安理会的决定导向本国所希望的方向。日本若成为常任理事国，则可以在与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在安理会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深入而经常地参与安理会的议论过程。日本可以更加有效地通过联合国的合作，进一步提高日本的国际贡献。”

二是“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日本若是成为常任理事国，例如，（1）不仅可以进一步强化拥有世界第二位经济规模的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2）现在亚洲地区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常任理事国，则可以改正不能充分反映亚洲声音的缺欠。进而，（3）与其他常任理事国不同，作为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在裁减军备、核不扩散等领域，可以将以往积极开展外交努力的日本的意图、能力和智慧，更加活跃在安理会的活动之中。这将提高安理会的可信性和实效性的价值。”[26]

因此，同年11月，日本新任外相町村信孝出席在埃及举行的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周边八国会议期间，依然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议论联合国的改革问题。

然而，2005年3月20日，韩国《东亚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内中指出：

“我们认为，日本还不具备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条件和资格。首先，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的何在？日本确实对联合国给予了很多经济上的支援。但我们难以相信，日本成为联合国的核心后会立足于联合国精神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绝对不能自私地以本国为中心，应时刻为世界以及邻国着想。但我们在最近韩日之间出现的独岛问题和歪曲历史问题中看到，日本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仍未摆脱帝国时期思想，在历史问题上不但不对过去的侵略行为反省，反而企图美化丑恶的历史。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还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对战犯和牺牲人士一视同仁，引起韩中两国强烈的不满。就因为日本首相的这种态度，朝日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中日两国之间的首脑互访也连续中断了几年。

“国际社会并不是个人的舞台。日本宪法也在前文中写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只顾本国利益，而无视他国利益。’尽管如此，日本仍然表现出了违背国际常识和违反本国法律的姿态。

“如果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不会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反而还会加剧国际间的矛盾。这是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主要原因。世界上，既有‘富而不善’的邻居，也有金钱难以买到的东西。”[27]

这一评论文章，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争当常任理事国的动机怀有疑虑。这和日本政府的自我感觉相差甚远。

2006年，日本政府联合德国、印度和巴西共同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此，美国政府虽然表示支持日本，但是反对一举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致日本政府奔走多年，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图受到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