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根据《联合声明》的精神，开始着手签订《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各种条约和协定。

1974年，随着中日两国《贸易协定》《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的签订，两国政府开始酝酿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4年9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正式向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提出尽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提案。11月13日，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与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就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在东京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从此，拉开了中日缔约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序幕。

1974年12月9日，三木武夫组阁，接替11月26日辞职的田中角荣，担任日本第66届内阁首相。这样，中日缔约的任务就落在了三木内阁的肩上。

与中日复交时一样，对于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台湾当局也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1973年中日两国进行《航空协定》谈判时，台湾当局就发表声明称，如果日本在空运方面不与台湾合作，那么当日本飞机经过台湾上空时，将被视为不明飞行物处理。1974年4月，《中日航空协定》签订时，台湾当局再一次发表声明，抗议日本与台湾断航。1975年，在台湾当局的多方压力下，日本“交流协会”与台湾“亚东关系协会”在台北签订《民航协定》，日本与台湾复航。[46]

战后，日本与台湾当局建立了多方面的密切联系。中日复交之后，日台之间虽然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实际上，日台的政治交往并没有完全停止而经济关系则在“政经分离”的幌子下，较之过去更有发展。维系日台这种“实质关系”的，是日台“断交”后行使“大使馆”职能的“亚东关系协会”和“交流协会”。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亲台势力也与台湾当局一唱一和，极力反对中日进行缔约谈判。“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和“青岚会”成员与民间右翼势力串通一气，多次发动遏制缔约谈判活动，并向积极从事日中友好事业的人士施加压力，甚至扬言如果大平正芳不改变对华政策，便将对其提出不信任案等等。[47]

在阻挠中日缔约谈判的活动中，亲台的极右组织“青岚会”起到了“急先锋”作用。它不仅联络自民党内及社会上的亲台势力，进行各种抵制中日缔约的活动，甚至提出日本政府缔约谈判的四个条件，扬言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不承认缔约谈判是外交谈判。“青岚会”提出的四个条件是：

（一）谋求保全台湾的地位；

（二）在“反霸条款”问题上，要确立日本的立场；

（三）要确认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群岛）是日本领土；

（四）要确认《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已经消失。[48]

除了日本“亲台派”和台湾当局的阻挠外，在是否应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的问题上，中日两国也存在着严重分歧。中方认为，既然“反霸条款”已经写入《中日联合声明》，而且今后两国仍需照此执行，那么将它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日方却起初表示“霸权”这个词语是“生疏”的、“不习惯”、不能用；继而又说条约是关于两国关系的，不能涉及和针对第三国。这是1975年1—5月，中日两国政府进行了20轮谈判，均无果而终的一大原因。

日方所以在缔结和平条约谈判中态度如此消极，一方面是自民党内“亲台派”拖后腿，另一方面也是三木首相优柔寡断的性格所至。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苏联方面的严重干扰。

1975年2月3日，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拜会椎名悦三郎，对日本政府与中国商谈签订条约表示强烈不满，并“希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要对苏联产生不良影响。”随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约见日本驻苏大使，声称条约写入“反霸条款”就是反苏。[49]

2月14日，特罗扬诺夫斯基拜会三木首相，递交了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写给三木首相的亲笔信，意在阻止日本与中国缔结和平条约，并督促日本与苏联签署《睦邻合作条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不断派出军舰、飞机侵犯日本领海、领空，在日苏有争议的北方领土举行大规模登陆演习，以行牵制。

在苏联的干预和威胁之下，日本政府对缔结中日和平条约的态度更加暧昧，并对“反霸条款”写入和平友好条约表现抵触。时任外务大臣的宫泽喜一在回忆录中写道：

“日本最为担心的是，如果接受中国的主张，则会刺激与中国对立的苏联。”[50]

针对日方的消极态度，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向日方表明立场。

1975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

搞霸权就是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辱别的国家。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接受反对霸权问题不应当存在困难。条约中写入反对霸权无非有两个含义：一是中日两国都不在亚太地区称霸。我们愿意用这一条来限制我们自己；至于日本，由于有历史渊源，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是有益的、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现在的事实是，确有超级大国在这样做。

谈到日方的顾虑时，邓小平指出：日方反对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是因为怕得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其实“反霸条款”是美国人写进《中美上海公报》的。所以，说的清楚一点，是怕得罪苏联。难道中国人民、日本人民还愿意苏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吗？写了这一条，至少对你们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有好处。[51]

1975年9月，中国外长乔冠华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宫泽喜一约见乔冠华，就“反霸条款”提出四条意见，这四条意见后来被称为“宫泽四原则”：

（1）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要反对霸权；

（2）反霸权不针对第三国；

（3）反霸权不意味日中联合行动；

（4）不接受与联合国宪章有矛盾的内容。[52]

针对“宫泽四原则”，乔冠华外长指出：反霸的含义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必要进行解释。如果对“反霸条款”附加许多说明和解释，就会失去“反霸条款”的精神实质，使其变得支离破碎。由于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已写明不称霸和反霸的内容，日方不肯将反霸内容以条约的形式从法律上确定下来的做法，没有体现《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是从《联合声明》的一种倒退。进而，乔冠华表示，反霸应是中日双方的共同点，各自解释就不能成其为共同点了。而日方则说：中国方面好像还未理解日本关于条约的思路，在这种情况下日中恢复谈判是困难的，双方外长目前不可能互访，显示了日方不打算立即恢复谈判的态度。

鉴于这种情况，10月3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来华的小坂善太郎时，严肃地指出：

“我们和许许多多日本朋友都希望早日缔约，但日本现政府却不大那么热心，像你一样，三木首相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我个人来说，难以理解三木首相实际上连《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都不能坚持。”“我不只一次地对日本朋友说过，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宫泽外相的话好像是从外交手法考虑，把球踢到中国方面来了。因为三木首相是我们的老朋友，我愿坦率地进言：希望他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看远一些。”[53]

小坂说，三木首相要他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三点想法：

（1）日本对中国的亲近感是很大的，同对苏联的是无法相比的；（2）他希望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要留下隔阂；（3）双方对“反霸条款”的理解如果能够一致，那么就能找到在条约中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途径。

邓小平说：

“这次在纽约，宫泽外相向乔外长讲了类似的话，乔外长已正式答复了。现在双方的立场都很清楚，就是个决断问题。日本某些外交家说，条约还要由政府来搞，现在看来，还是需要民间的推动。比如阁下就可以做很多工作。”[54]

同年11月中旬，中国政府收到三木首相和宫泽外相共同商议的条约草案，日方表示同意重开谈判。但是，进入1976年以后，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邓小平又一次被剥夺了工作权利。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中国政局出现动**；三木内阁也利用“洛克希德事件”，同田中派系进行权力斗争。这样，两国缔结和平条约问题被搁置下来了。同年12月，三木首相在大选中败北，三木内阁最终没有完成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使命。

邓小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

“谈判拖延的原因，不是由于我国，也不是由于日本人民。至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作出的努力，我们予以积极的评价。困难是由一小撮人造成的。他们是岸信介、佐藤荣作、椎名悦三郎以及青岚会等这些鹰派和‘台湾帮’，他们从台湾得到好处，死抱住台湾不放。此外还有那些仍然抱着军国主义思想的人。”[55]

1976年12月24日，福田赳夫接替三木武夫当选为日本首相。福田首相自称是“扫除大臣”，意思是说要把田中、三木内阁遗留下来的许多悬案扫除干净。其中包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福田赳夫在战时曾任汪精卫伪政府的“经济顾问”，20世纪60年代任佐藤内阁的外相，曾协助佐藤荣作推行亲台反共政策，是一个被视为“亲台派”的鹰派政治家。1972年，福田派的80名“亲台派”议员，在田中角荣访华前夕，还对中日复交进行阻挠。不过，福田赳夫上台伊始，却对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表现出积极的姿态。他多次表示要遵照《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尽快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然而，福田首相在缔约问题上却迟迟拿不出具体行动来，与其“表态”很不相符。这种姿态激起了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各界人士的不满。于是，开始发动要求福田内阁迅速缔约的国民运动。

1977年3月11日，日本各界友好人士成立“《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推进委员会”；3月21日，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召开全体会议，并通过决议要求政府迅速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6月6日，日本社会党向众议院提出了促进缔约的决议案。

同年7月中旬，邓小平恢复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9月，邓小平在会见新上任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时指出：

“福田先生过去的立场我们是了解的，既然他声明要搞这件事（指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当然他工作繁忙，此事也牵涉多方面。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能解决，所谓一秒钟，只是两个字：签订。”[56]

这一谈话传到日本后，进一步激发了日中友好人士的热情，9月29日，日中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总评等43个团体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会堂举行“促进条约国民大会”。在这次集会上，滨野清吾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指出：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拒绝霸权，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应该立即决断。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己等许多政治家也在会上作了发言。最后，这次大会通过决议，认为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已经取得了国民的同意，问题在于福田首相的决断，政府应该迅速作出决断，立即缔结条约。[57]

随后，日中协会主办日中邦交正常化5周年纪念大会，在众参两院议长保利茂、安井谦、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己、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春田一幸等人的督促下，出席集会的福田首相不得不当场表态：中日之间还留有最大的悬案，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希望尽快在两国人民庆贺的状态下来缔结，这不仅是我的想法，也是政府的想法。

11月28日，福田内阁改组，其中最重要的人事调整是任命原官房长官园田直为外务大臣。这是为缔结条约采取的组织措施。之后，福田首相为重新开始缔约谈判而进行了以下工作。诸如说服党内、派内反对缔约的鹰派以及“台湾帮”和“青岚会”的成员，停止阻挠缔约谈判的行动；训令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设法同中国外交部有关官员进行非正式的接触和磋商，以便为恢复正式谈判确定时间、方法和步骤；为打开谈判大门，把自己对缔约谈判的想法告诉中国。

1978年3月，邓小平会见矢野绚也率领的公明党代表团。在听了矢野转达的福田首相对缔约的意见后，邓小平说：

“请把我们的真意告诉福田首相，本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括‘反霸条款’是可以顺势解决的，很遗憾的是，三木首相执政以后没能借这个东风顺势发展下去。三木首相单单把这个问题挑出来，使得不成为问题的东西成了问题。拿出本来不必引起争论的枝节问题，反而使它变成了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了。（中日缔约）本来苏联是说不出话来的，一看到三木首相这样的态度，就利用这个来施加压力。本来右翼也是说不出什么话的，可后来这反倒成了他们的一张牌。既然这个问题挑到这样的程度，在签订条约时就必须把它弄清楚。现在我们提出的‘反霸条款’方案，差不多是照抄《中日联合声明》的反霸条文。”[58]

当时，矢野向邓小平提问：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对日本提出的同任何国家都要和平相处的基本立场予以理解时，邓小平说：

“同任何国家都和平友好，我们可以理解，我国也是这样做的。‘反霸条款’本身并不带来另一种性质：不可以同另一个国家和平友好；问题是，如果苏联在横行霸道，推行霸权，难道也能同它发展和平友好吗？如果中国在东南亚或亚洲搞霸权，能相信人家会跟我们搞友好关系吗？”[59]

邓小平在解释要求福田首相早作决断的含义时说：

“就是不要从《联合声明》的立场后退，应该有所前进。如果福田首相从《联合声明》的立场有所前进，我看在中日友好关系史上，会写下他的光荣的名字，日本的后代也会替他写上这一笔。福田首相不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过去同中国的关系，我们彼此都清楚。见到福田首相，请你转告，这些我们并不介意，我们是衷心希望福田首相、园田外相，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样，成为我们的朋友。”[60]

邓小平的谈话，对福田首相的决断起了推动作用。

1978年4月，福田首相和园田外相访美期间，美国总统卡特“预祝日本和中国缔约成功。”[61]在会谈中，美国国务卿万斯表示，“中苏铁板一块对世界是威胁”，“美日欧要一起帮助中国”。卡特总统也对福田首相说：“希望更积极地推进与中国缔约。”进而，同年5月，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后顺访东京时，干脆对福田首相挑明：“美国不反对在条约中加进‘反霸条款’，并希望迅速缔约。”[62]按照战后以来日美关系的惯例，这对福田内阁下定决心，又是一种推动。

5月下旬，福田首相终于下决心同中国进行缔约谈判。尔后，中日双方共进行了15次代表谈判，谈判的焦点仍集中在“反霸条款”上。日方坚持要在“反霸条款”中写入“不针对第三国”或“不针对特定国家”，中方提出了“条约不针对不谋求霸权的第三国”的表述，结果，双方都不同意采纳对方的提案。

8月5日，日方代表团的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回国汇报，福田首相认为代表团一级的谈判已经完成了使命，下一步决定派遣园田直外相到北京进行外长级谈判。园田自就任外相以来一直盼望着亲自到北京解决缔约谈判问题，当福田首相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时，园田外相竟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园田外相来中国之前，福田首相召集园田和内阁官方长官安倍晋太郎，以及外务省有关官员共同商定了缔约谈判的最后方案。该方案分为两种：第一方案是同意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但同时写明“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第二方案是条约在列入“反霸条款”的同时，指明“两缔约国无意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意图”。[63]

园田外相虽然被委以缔约谈判全权代表的重任，但对于中日缔约谈判，日本自民党内的阻力仍然不小。8月7日，在与日本各政党及各界人士的通气会上，自民党“台湾帮”的代表人物滩尾弘吉则说：“如果谈判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就必须批判。”[64]而出人意料的是，滩尾的发难，恰恰是受了首相福田赳夫的指使。福田首相知道园田与中国关系比较密切，他担心如果不对园田进行某种牵制，缔约谈判会完全按照中国方面的意图进行，因而才让滩尾发难，目的是不让园田外相过于“自作主张”。[65]

园田外相深知此次中国之行既有完成历史使命的光荣感，同时也伴随着极大的风险。他在离家前对夫人说：“如果签不成条约，就暂不回日本。”甚至当夫人为他送行时，俩人竟喝了永别酒。[66]

8月8日，园田外相率领日本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会谈。然而，正当园田外相准备施展才干的时候，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却告诉他：已把外务省告知的两种新方案提交给中方。这让园田外相大为光火，因为这使他失去了在谈判中回旋的余地。[67]好在中方在谈判中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让步，同意日方的第一方案。于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的同时，写明“本条约不影响同第三国的关系”，从而使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

然而，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和“亲台派”并没有停止对缔约谈判的干扰，园田直的夫人回忆：就在签约的前一天，又出现了节外生枝的事。“据说日本首相提出首先要谈清尖阁群岛（即钓鱼岛——引者注）问题，并发了电报。我当时感到这下完了，看来我丈夫回不来了”。[68]为此，园田外相推迟了回国日程，与邓小平谈了有关情况。当时，邓小平表示，中方的立场是，中日签约不应受钓鱼岛领土争议的影响，双方可搁置争议，将来考虑共同开发。

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创意，使长达4年之久的中日缔约谈判跨越了最后的难关。

1978年8月12日下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副总理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中日两国外长黄华和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两国总理相互致电表示祝贺。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自1978年10月23日起生效，有效期为10年。《条约》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应严格遵守，表示中日两国将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而且第三条写有“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69]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在日本经历了田中、三木和福田三任内阁，从1974年开始在东京第一次预备性谈判至签订条约，耗时近四年的时间。促使福田首相作出决断的，除了中国方面的推动和日本友好人士的促进之外，还有如下原因：

一是福田首相从1976年12月上台到1978年5月决定重开谈判，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时光，再过半年，自民党便进行总裁选举。福田首相在其擅长的经济财政方面没有建树，若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方面仍无进展，这将不利于即将到来的总裁选举。

二是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积极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日本财经界希望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加强经济交流。1978年2月，中日两国缔结了长期贸易协定，并打算进一步缔结更高指标的长期贸易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财经界领导人对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态度是积极的。日本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曾表示，他不同意日本搞等距离外交。对财经界巨头的意见，福田首相不能置若罔闻。

三是中日开始缔约谈判以来，苏联一直进行干扰和破坏。起初，日本不愿意因中日缔结《和平条约》而得罪苏联，为的是在归还北方领土上能得到苏联的让步，但日本方面的这一希望，很快地被勃列日涅夫的信件打破了。勃列日涅夫在信中提出，苏日双方必须在不讨论北方领土的前提下缔结《睦邻合作条约》。这迫使福田首相认识到“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在处理日中关系时必须单独处理，不能把日中关系与日苏关系搅在一起。

四是美国对日中缔结《和平条约》表示支持。美国国务卿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等高级官员，都说过日本要尽快与中国签署条约；福田首相访美时，卡特总统曾问为什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还未签署？当福田首相谈到“反霸条款”时，卡特表示把它写进条约又有什么问题呢？美国的态度对福田首相作出决断至关重要。

五是岸信介的斡旋。福田赳夫本与岸信介同属“亲台派”议员，是岸的心腹之一。岸信介在胞弟佐藤荣作下台时，有意让福田接替总理职务，无奈在“三角大福”之争中，田中角荣胜出，田中之后，三木又被“指名裁定”出任自民党总裁，直到三木首相下台，福田才得以担任自民党总裁和政府总理。对于福田登上总理宝座，岸信介予以支持。[70]在自民党内围绕日中缔约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岸信介意识到“日中缔约谈判再拖下去，对福田内阁并无好处”。[71]于是，利用他在自民党内的资历和威望，说服反对缔约的“亲台派”，并于1977年10月访问台湾，向严家淦和蒋经国说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对稳定自民党内局势、巩固福田内阁的重要性，希望台湾方面能够理解。[72]这使福田减少了来自“亲台派”的压力。但必须说明的是，岸信介说服“亲台派”和台湾方面的阻挠，并非其固有的亲台、反共立场有所改变，而是为了保住福田内阁，希望亲台政策可以继续。

上述种种是中日签订和平条约的背景，是日本政府拖延谈判的原因。同时也预示了中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两国的关系依然会有“不和谐”的一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关系出现了高层互访的局面：

1979年4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率领人大代表团访日，拉开了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的序幕。接着，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一周年，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率领由600人组成的“中日友好之船”代表团访日，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

同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决定开始向中国政府提供日元贷款，并签订了《中日文化交流协定》，同时，日本政府还决定在北京建立一座现代化的中日友好医院。

1980年5月，中国总理华国锋作为政府首脑第一次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决定设立中日两国部长级会议机制，并签订了中日政府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1981年3月，日本共同社报道，有记者问：“据说美国的里根政府极有可能采取一种接近台湾的政策，对此有何评论？”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说：“日本同中国维持良好关系，对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来说是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里根政权的台湾政策使中国感到不安是不明智的。”[73]同年9月30日，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对叶剑英委员长发表的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谈话表示欢迎。他说：“这是件好事”，同时希望台湾方面响应这一呼吁，使双方的对话得以进展。此外，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在当晚会见记者时说：“这基本上是第三国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统一问题）是日本近邻地区的问题，当然我们是关心的。”“我们希望这一问题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这一呼吁不是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谈判的）路线吗？”[74]

198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中国总理赵紫阳访日，和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进行会谈，赵紫阳在这次访日中提出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

198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日本，在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会谈中，由中曾根首相提议，在原有的“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相互信赖”，变成了发展中日关系的“四原则”。在这次访问中，双方还决定为了21世纪更好地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成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

1984年3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宣布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日元贷款。在这次访问中，中曾根首相在北京大学作了演讲，他说：“我作为日本政府的最高负责人在这里郑重宣布，我国政府绝不允许再次复活军国主义！”[75]中曾根的讲话赢得了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对此，《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社论指出：“应当说，当前的日中关系在漫长的日中关系史中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一个成熟的时代。”[76]

然而，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单从上述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双方达成内容广泛的各项协议，以及升温的友好气氛来看，都是以往中日关系中所没有的。但若称为“成熟的时代”还为时过早。就在这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仍然有不正常、不和谐的事情。

如1979年4月，美国政府出台了《与台湾关系法》，表示要与台湾继续维持“非官方”的关系。而同年日本政府的《防卫白皮书》，在谈到台湾地区局势时写道：“这一地区与我国很接近，又是主要的海上交通线。为此，我国对这一地区抱有很大的关心。”[77]

此时，由于历史原因及日本国家利益的需要，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的是“双轨”政策。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与台湾方面藕断丝连，在不断加强经贸和文化关系的同时，政治关系也一直未断。

如1984年11月2日，在日本自民党“大和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藤尾正行在谈到日台经济关系时，便两次使用了“中华民国”的称谓。当中国记者指出：“在今天的会上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称呼，是令人遗憾的。”话音未落，藤尾马上接着说：“历史的事实是日本先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尔后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今天在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同时，正在平行地发展同‘中华民国’的关系，让双方都高兴。”[78]藤尾的观点在日本政界有一定的代表性，这说明中日关系距真正的“成熟期”尚有一段距离。

与此同时，更令人不解的是，日本政府对战前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

1982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6月26日，日本各大报纸同时报道了文部省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其中故意淡化战前日本的侵略行为，如将日军侵略华北，改为日军“进入”华北；把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攻”；把日军残酷杀害30万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归咎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蒙受重大损失”；把日军在中国实行的“三光政策”，改成“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保证治安”等等。[79]

7月20日，《人民日报》针对日本文部省这种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原则、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发表文章评论：《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不容篡改》。7月26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肖向前约见日本驻华公使渡边幸治，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提出纠正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的要求。7月29日，日本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局长铃木勋，约见中国驻日公使王晓云，为文部省的错误进行辩解，并把责任推给民间。与此同时，日本科技厅长官中川一郎和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等阁僚，也先后发表言论，指责中国方面的批判是“干涉内政”，并在国会答辩中要求文部省不要按照中国方面的意愿修改教科书。[80]

8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鹿取泰卫，就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一事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再次要求日方采取必要的措施，纠正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的错误。是时，日本许多政党、群众组织和友好团体的著名人士也纷纷发表文章和声明，抨击文部省篡改历史的行径，并组成“思考教科书问题市民会”，向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递交《请愿书》，要求政府订正歪曲历史的记述。

在中日两国人民及亚洲其他国家一致反对和谴责下，日本政府不得不表示下决心解决教科书问题。8月26日，宫泽喜一发表谈话表示：

“日本政府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写入‘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与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认识迄今没有丝毫变化。《日中联合声明》的这一精神，在日本的学校教育和审定教科书时，理应受到尊重。日本将充分倾听中国等国对我国教科书中有关此类问题的批判，并由政府负责纠正。”[81]

8月28日，吴学谦副外长再次约见鹿取泰卫，表示宫泽喜一的谈话没有提出纠正错误的具体措施，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宫泽的谈话。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日本政府应当切实纠正错误》的评论员文章；31日，日本国会冈田春夫、河野洋平、土井多贺子等162名议员联名上书政府，要求纠正教科书错误；9月6日，鹿取泰卫约见中国副外长吴学谦，转述了铃木首相对早日解决教科书问题的指示，表示日本政府将负责纠正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修改教科书的审定标准，可望从本年度起纠正教科书中关于中方提出的有关问题的表述。对于已经审定的教科书，将发表文部大臣见解，刊登在《文部公报》上，以便在实际教学中达到中方的要求。吴学谦副外长表示赞赏日本政府的态度。至此，教科书问题告一段落。

然而，中日之间的教科书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四年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次教科书问题”。

1986年5月，日本文部省居然将严重歪曲历史事实、意在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的《新编日本史》审定为“合格”。《新编日本史》是由极右组织“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组织编写的。书中把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伪“满洲国”，描述成提倡日、汉、满、蒙、朝“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把伪“满洲国”说成是日本领导下成立的“新国家”；书中不仅有意不提“南京大屠杀”，反而声称日本国民战后才知此事，正在调查真相；还把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战争”，称作“目的是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并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等。[82]

这种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再次引起了亚洲各国及日本各界进步人士的批判。

6月7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杨振亚约见日本驻华临时代办，就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严重歪曲史实的问题，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认真贯彻《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日本文部省敦促该书作者对有关部分进行修改并重新审定。对此，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政府所做的努力，对书中明显的错误记述作了多处删改，但此书基调不好，有意掩盖日本军方向邻国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基本事实，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述，回避日本军方应负的责任，因此难以令人满意。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能否正确对待过去那段历史，这历来是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原则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有关方面在这次教科书问题上始终未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83]

同年7月，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教科书问题言称：“请那些对教科书问题说三道四的人想一想，在世界史中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吗？我们认错可以，但对方也得认错。”[84]9月上旬，藤尾正行在《文艺春秋》（10月号）上发表文章，谈到教科书和靖国神社问题时又写道：

“我们必须认识到，最关键的问题是，发生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的根源在东京审判。南京事件被说成是我们干的，它与〔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究竟哪个是有意的，而且更接近于事实？我们进攻南京时敌人进行了抵抗，我们只是为了尽量消除抵抗，做了该做的事。”

“日本占领的目的，是为了不使日本成为一个有能力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所有的政策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东京审判。如果不从这里看问题，就不应该轻易议论侵略与否的问题。目前的教科书问题也一样，别的国家都热衷于议论此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是很可笑的吗？”[85]

藤尾正行的表述，充分显示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辩护的立场。因而，自然引发了亚洲各国的一致批判，并使中曾根首相陷于被动，最终不得不以罢免其文部大臣的职务来平息这次教科书事件。不过，藤尾的发言并不是孤立的，它是自民党内极右势力军国主义思想的反映。只要这些人仍然占据自民党及日本政府的要职，类似的事件就有可能继续发生，内阁大臣美化侵略战争的发言也难以杜绝。

在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光华寮事件”。

光华寮是位于日本京都市的一座五层楼房，始建于1931年，占地面积992.58平方米。它原为洛东公司所有。二战后期，日本的“大东亚省”为了对中国留学生施行“集中教育”，委托京都大学租用这座楼房作为留学生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京都大学也失去了对该宿舍的管理权。中国留学生遂将该楼取名为“光华寮”，并组织自治委员会，对该楼进行自主管理。

1947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将侵华日军从中国大陆掠夺来的大量财产就地变卖，获公款约20万美元。1950年，驻日代表团用其中的一部分公款（250万日元）从房主手中买下光华寮，继续用作中国留学生宿舍。1961年，台湾当局的驻日“大使馆”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办理了该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但光华寮一直由自治委员会管理，台湾当局从未具体参与管理工作。

1967年9月6日，台湾当局“驻日大使”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责令光华寮自治会成员于炳寰等8人退出光华寮。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下达判决书，认定光华寮“从其资金来源和使用目的看，系中国为在日中国留学生继续作为宿舍设施使用而买下的共有、公用财产”。该法院认为，“既然我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则属于中国公有之本寮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已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86]京都地方法院驳回台湾“驻日大使”的原诉。

台湾当局对此不服，1977年10月，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由台湾“财政部国有财产局长”作为代表，上诉至大阪高等法院。而大阪高等法院竟无视《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及国际法准则，受理了台湾当局的上诉，于1982年4月14日宣布撤销原判，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

大阪高等法院的解释是：“‘中华民国’在国家性质的体制下现实地统治、支配着台湾及其周围岛屿”；“中华民国”仍是“没有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使被日本承认为合法政府之后，对于第三国领域内的前政府所有的财产，“不能援用它的继承权利”。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根据上述理由，将光华寮改判为台湾当局所有。尽管住在光华寮的留学生随即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但1987年2月26日，大阪高等法院仍然维持原判。[87]

中国政府认为，光华寮案件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而是一个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的政治案件，日本政府理应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精神，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妥善处理该案件；而日本政府则强调，该案件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以“三权分立”为借口，拒绝纠正大阪高等法院有损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判决。

1987年6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日本公明党总书记矢野绚也时，就当前的中日关系发表了看法。谈到光华寮问题，邓小平认为，日本存在着军国主义复活的倾向。这一谈话被日本随行记者传到国内，日本外务省官员对邓小平发表人身攻击。6月15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柳谷谦介会见日本记者，承认前不久发表的攻击中国领导人的言论是失礼的，对此表示遗憾，并转达了中曾根首相的指示――“日本的国家意志是主张‘一个中国’”。[88]但是，日本法院对光华寮案件的判决，仍以“三权分立”为由，回避了日本政府的责任。

总之，“见微知著”。光华寮事件的判决，检验着日本政府是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承诺。20世纪的80年代，除了上述“教科书事件”和“光华寮事件”外，还有修复日台关系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蒋介石遗德显彰会事件等。

所谓“修复日台关系事件”，是1982年7月，日本自民党派出国际经济对策特别调查会会长江崎真澄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同台湾当局达成的协议中，竟使用了“两国”的表述。日本《产经新闻》在该代表团访台前发表评论，对日本未能放手同台湾当局发展非民间的关系大发牢骚，声称现在“不是到了应当正视‘现实’，修复日台关系的时候了吗？”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所谓“修复日台关系”，就是“要改变日本和台湾省之间只能有民间往来关系的现状，就是要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日本与台湾的官方关系”。

“参拜靖国神社事件”，是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供奉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中曾根的做法，激起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愤慨，也引起日本朝野有识之士的反对。8月16日，新华社发表评论：《侵略战争的性质不容模糊》，指出日本政府成员的参拜意味着美化侵略战争。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日本政府不得不表示，取消政府官员对秋季靖国神社大祭奠的公式参拜，并宣布从第二年起，每年8月15日的公式参拜将“不作为惯例”。中曾根首相也在随后的任期内没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却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蒋介石遗德显彰会事件”，是1986年9月4日，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和众议院议长滩尾弘吉等人发起“蒋介石遗德显彰会”。他们在会上把“中华民国国旗”和日本国旗并列悬挂，并公然宣称要为蒋介石建立“遗德显彰碑”。9月20日，在日本政界200多人参加的东京集会上，甚至有人公开要求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日华问题恳谈会”的头目还呼吁搞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尽早实现与台湾的关系正常化。

这些事件说明，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的“成熟时期”，台湾问题仍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同时也进一步凸现了战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注释

[1]本节系张耀武教授原作，本书有所调整。

[2]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3]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159页。

[4]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160页。

[5]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第21页。

[6]松本彧彦：《台湾海峡的桥梁》，三弥井书店1996年版，第136页。

[7]松本彧彦：《台湾海峡的桥梁》，三弥井书店1996年版，第144页。

[8]松本彧彦：《台湾海峡的桥梁》，三弥井书店1996年版，第145页。

[9]松本彧彦：《台湾海峡的桥梁》，三弥井书店1996年版，第146—147页。

[10]《与蒋行政院长的会谈》，第457号，绝密·特急，椎名特派大使。参见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60页。

[11]《与蒋行政院长的会谈》，第457号，绝密·特急，椎名特派大使。参见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60—63页。

[12]《与蒋行政院长的会谈》，第457号，绝密·特急，椎名特派大使。参见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64—65页。

[13]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75页。

[14]公文俊平等监修：《大平正芳其人与思想》，1990年版。参见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165—166页。

[15]日本产经新闻社编：《战后史开封》，见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第168页。

[16]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第168—169页。

[17]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第169—170页。

[18]公文俊平等监修：《大平正芳其人与思想》，见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第170页。

[19]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田中总理、周恩来总理会谈纪录（1972年9月25日—28日）》（以下简称《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1页。

[20]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1—2页。

[21]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2—4页。

[22]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104页。

[23]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24]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173页。

[25]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173页。

[26]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5页。

[27]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5页。

[28]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5—6页。

[29]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8页。

[30]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12页。

[31]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23页。

[32]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26页。

[33]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27页。

[34]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30页。

[35]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30—31页。

[36]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33页。

[37]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交涉纪录》，第33页。

[38]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111页。

[39]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解密文件：《日中共同声明文案大纲》P.A。

[40]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解密文件：《日中共同声明日本方面草案的说明》，第1页。

[41]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解密文件：《日中共同声明文案大纲》P.D。

[42]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112页。

[43]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113页。

[44]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南窗社2000年版，第179页。

[45]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第180页。

[46]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47]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第307页。

[48]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第307页。

[49]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50]冯昭奎：《对话：北京和东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51]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第77页。

[52]古泽健一：《昭和秘史：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讲谈社1988年版，第22页。

[53]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第78—79页。

[54]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第79页。

[55]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第73页。

[56]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第81页。

[57]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第81页。

[58]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第84页。

[59]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第84—85页。

[60]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第85页。

[61]古泽健一：《昭和秘史：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讲谈社1988年版，第163页。

[62]冯昭奎：《对话：北京和东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63]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第88页。

[64]古泽健一：《昭和秘史：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讲谈社1988年版，第210页。

[65]古泽健一：《昭和秘史：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第210页。

[66]冯昭奎：《对话：北京和东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67]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第88—89页。

[68]冯昭奎：《对话：北京和东京》，第88页。

[69]新华月报编辑部编：《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2页。

[70]古泽健一：《昭和秘史：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第84页。

[71]古泽健一：《昭和秘史：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第86页。

[72]古泽健一：《昭和秘史：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第85页。

[73]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1978.12—1996.12）》，第1265页。

[74]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1978.12—1996.12）》，第1267页。

[75]岛田政雄、田家农：《战后日中关系五十年》，东方书店1997年版，第353页。

[76]《日本经济新闻》，1984年3月22日。

[77]《1979年度日本防卫白皮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1978.12—1996.12）》，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5页。

[78]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1978.12—1996.12）》，第1267页。

[79]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

[80]岛田政雄、田家农：《战后日中关系五十年》，东方书店1997年版，第346页。

[81]《朝日新闻》，1982年8月26日。

[82]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页。

[83]吴学文：《日本外交轨迹》，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84]岛田政雄、田家农：《战后日中关系五十年》，东方书店1997年版，第367页。

[85]岛田政雄、田家农：《战后日中关系五十年》，第367—368页。

[86]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第405页。

[87]《人民日报》，1987年3月16日。

[88]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6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