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田中角荣在首次内阁会议上表示，要努力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同日，“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在东京神田共立讲堂举行集会，纪念“卢沟桥事变”三十五周年，共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事宜，参加集会的各界代表700多人。同一天，日本全国42个都道府县，也同时举行“七·七”纪念集会，掀起了恢复中日邦交的新**。

7月14日，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带着田中首相准备废除《日台条约》的意向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委托佐佐木转告田中首相：欢迎田中首相访华，首相的专机可以直飞北京。

7月下旬，公明党派出以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为团长的访华代表团。27—29日，周恩来总理、廖承志会长与竹入等连续进行了三次长谈。在最后一次会谈中，周总理把会谈的内容归纳为“八项内容”。这是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日邦交，发表《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竹入记录了这“八项内容”，即后来所说的“竹入笔记”。其记录的要点内容是：

一、自《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

二、日本要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两国建交，互派大使；

三、中日建交，既符合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四、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中日两国之间的争端，通过和平协商加以解决，而不以武力相威胁；

五、不称霸和反对霸权主义；

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七、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要求；

八、双方分别签订通商、航海、航空、邮政、渔业等协定。[2]

以上八条，后来成为中日复交谈判的基本内容，全部写入《中日联合声明》。在这次会谈中由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三项“默契协定”，在复交谈判时也得到日方的认可（见下文）。

在此期间，新上任的田中首相决定把自民党内的“中国问题调查会”改组为总裁直属机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是前池田内阁外相、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会长小坂善太郎。8月2日，该会正副会长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1）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2）田中首相为了就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问题与中国政府交换意见，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但是，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却以“台湾问题”加以阻挠。8月3日，大平外相在自民党的常任干事会上，就田中内阁成立以来为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努力及政府的基本态度，向与会者作了说明。大平表示：“在与台湾继续保持‘外交关系’的前提下，日中双方很难就邦交正常化达成一致。”对此，“亲台派”首脑贺屋兴宣极其不满地言称：“台湾问题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不应该轻易做出‘断绝外交关系’的决断。”“光是中国方面提出许多原则，而我方却没有原则，这太不可思议了。”[3]其他的“亲台派”干事也纷纷发言，反对日本与台湾断交。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1）如果日本与台湾断交，台湾方面必将采取报复措施，那时，中国能制止台湾吗？

（2）断绝“国交”，只有在对方作出有损于国际信誉的事的情况下，才能够提出。如今，台湾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非礼之举，日本却主动放弃“中华民国”，这只能说是一种（对中国的）“下跪外交”。

（3）政府打算全面屈服于中国吗？[4]

这说明在中日复交问题上，日本自民党内确有一批反对派。在发展现今的中日关系上，可谓也是如此。

8月15日，田中内阁对外公布，首相将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一天，大平外相表示，如果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那么，日本与台湾的“国交”自然就断绝。第二天，台湾驻日“大使”彭孟缉就大平的“发言”，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大平回答说：“日中关系正常化是时代的潮流，我对不能继续维持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感到非常痛心。”[5]大平的这一讲话，引起了台湾政界的攻击。

为了尽可能平息台湾方面的“怨气”，田中内阁决定选派自民党元老、曾任佐藤内阁外相的椎名悦三郎，作为“首相特使”，与台湾方面交涉“断交”事宜。

1972年8月22日，椎名接受田中的请求，出任自民党副总裁。第二天，他与田中会面，答应出任“首相特使”。

同年8月底，田中首相去夏威夷与尼克松总统举行会谈。9月1日，田中告诉尼克松：本月下旬，自己将亲自访华，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一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就不得不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6]

从夏威夷回国后，田中和大平加紧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这样一来，向台湾派遣“首相特使”，交涉日台“断交”事宜，更是到了紧要关头。然而，台湾方面则因田中内阁决定与中国复交而耿耿于怀，拒不接受日方派遣特使。为了打开僵局，9月8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副局长中江要介，打电话给自民党全国组织委员会委员长助理松本彧彦，让他以椎名特使秘书的身份赴台，说服台湾方面接受特使。

松本彧彦在佐藤内阁时期，曾任“日华青年亲善协会”（1967年成立）事务局长。该会是应台湾方面要求成立的，旨在加强日台青年交流。当时自民党青年局局长海部俊树、副局长西冈武夫、青年部长小渊惠三、学生部长桥本龙太郎，后来都是日本政坛人物。由这些人从事日台间的青年交流活动，足见当时佐藤内阁对日台关系的重视。

台湾方面对这种青年的交往也极为重视，时任“国防部长”、曾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的蒋经国亲自挂帅，后来担任台湾“行政院长”的李焕和国民党要员宋时选负责具体领导工作。

9月10日，松本彧彦到达台北，第二天拜会“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执行主任宋时选，在宋的引荐下，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于12日接见松本。在会见中，松本向张群表明了他本次访台的目的：

最近，田中内阁成立后，马上着手与北京改善关系，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全力以赴为此而做着准备。自民党内支持政府这一政策的势力也逐渐抬头。我国政府决定派椎名副总裁作为首相特使访问“贵国”，但至今仍没有得到“贵国”同意接纳的回复。这使自民党内支持“贵国”的派别逐渐陷入尴尬境地。假如“贵国”连特使都不予接受，那么势必在日本与“中华民国”之间产生不良影响，这自然也会妨碍我们双方之间青年一代的交往。其实，我国政府特使将会与“贵国政府”进行怎样的交涉、说什么样的话，作为我来说当然不得而知。但是不管双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如何，今后我们青年一代的交往还是要继续发展的，至少我不希望我们之间产生感情隔阂，不欢而散。为此，还请“贵国政府”能够接受椎名特使来访。[7]

听了松本的话，张群直接用日语对松本说：

我完全理解你刚才的讲话。我当年去日本求学的时候，比你现在还年轻。在日本，我结识了众多的日本青年，与他们成为好朋友。我的这一经历以及蒋介石总统的同样经历，对战后台湾与日本能保持良好关系具有很大影响。愿你们青年一代的交往不断发展。你所说的有关特使的事，我将认真考虑。[8]

得到国民党元老、蒋介石挚友张群的支持，第二天中午，台湾“外交部”便通知日本驻台大使馆：“外交部长”沈昌焕召见日本驻台大使宇山。沈昌焕首先向宇山通报，台湾方面决定接受日本政府派遣的特使。随后，向宇山递交了对日本政府的抗议声明。据松本彧彦后来著书记载，其具体内容是：

（一）“中华民国政府”尊重国际上的惯例，同意日本政府的申请。沈“外长”于今天11点30分召见日本大使宇山，向其传达了这一决定。

（二）在这次会见中，沈“外长”向宇山大使重申，以所谓日中邦交正常化为目的的日本政府的行为，是背信弃义的。它有损于日本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

（三）沈“外长”还反复向宇山大使申明，“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与中共接近的动向，表示坚决反对，并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进而，沈“外长”表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华民国政府”都不会改变这一坚定立场。[9]

至此，台湾方面拒不接受特使的难题解决了。这次交涉的成功，固然有松本彧彦的对台关系，但台湾当局不愿因此与日本搞僵关系，应是同意接受日本特使的主要原因。

日本政府得到台湾接受特使的回答后，9月14日再次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将椎名悦三郎以“首相特使”的身份派往台湾，并决定了随行的顾问团及随员人选。

9月17日，椎名一行到达台北。当天，反对椎名访台的市民，高举“椎名，滚回去！”的标语牌，来到松山机场。本来台湾正处于戒严令下，是禁止集会和游行的。但是，这一天却出现了政府支持下的“官方游行”。椎名一行走下飞机准备乘车离开机场时，出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松本乘车上的“太阳旗”被市民撕碎，坐在助手席的松本险些头破血流。在警察的保护下，椎名一行才离开机场。

台湾当局对椎名一行的接待，也一改过去热情的礼节，甚至会谈后也没有以往必不可少的午餐会和晚餐会。

9月18日上午9点，椎名会见“外长”沈昌焕，11点会见“副总统”严家淦；下午会见“日华文化经济协会”会长何应钦，接着与沈昌焕进行第二轮会谈；翌日上午与“行政院长”蒋经国会面，下午与“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会谈，并出席“中华民国”民意代表与日本国会议员座谈会。

19日上午，椎名与台湾“行政院长”蒋经国举行了大约2个小时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椎名首先就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与台湾继续维持所谓“历来关系”问题作了说明。他说：

“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的决议中，‘历来关系’这一含蓄的表述当中，也包含着外交关系，这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的会议记录中，有明文记载。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几天之后去北京，也是基于这一决定进行谈判。如果双方谈不拢，他们将不向对方妥协，很可能会暂时回国，带着被协议会重新认可的新方案再赴北京。——协议会的这一决议，将作为号令三军的‘令旗’，鞭策访华的田中首相，使他沿着这条路线前进。”[10]

对于椎名的上述表态，蒋经国当然是不相信的。他询问椎名：“田中首相一定会遵照协议会的决议行事吗？”

椎名回答说：“协议会总会成立时，首相和外相都曾出席成立大会，在那次大会上首相致辞说，一定遵照协议会的意见。”

蒋经国进一步问道：“大平外相曾对台湾驻日‘大使’说，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之时，《日台和平条约》将被废除，这是怎么回事？”

对于这个关键性的提问，椎名回答：“我没有听到大平外相的这段原话，不好作评论。不过，我记得在别的场合他说过‘理论上不能两立’。但有关这一点，首相并没有任何表态，只是明确表示将尊重协议会的决定，并执行决定的内容。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大平外相也许讲的只是他个人的一种看法。”

蒋经国进一步追问：“无论如何，作为外务大臣和驻日‘大使’之间的会谈，其观点不能不被认为是代表各自的政府。请你回国后一定查一查会谈纪录，搞清楚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我们认为大平外相的这个发言，是‘断交前的最后通牒’。”

对此，椎名在询问了宇山大使之后回答说：“当时的会谈记录是有的。据这个会谈记录记载，大平外相的原话好像是这样的：‘我想，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日台条约》将会失去其功能。’由此看来，大平外相并不是正式向‘贵国大使’表明‘不得不那样做，或准备那样做，请向贵国政府报告’这样的意思。因为，当时也不是说这种话的场合。大平外相是与关系亲密的大使会谈，可能是满怀忧虑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不管怎样，当时并不是提出严正通告的那种场合。”

其实，蒋经国也非常清楚，中日恢复邦交后，日台间的“外交关系”很难继续维持。椎名一行来台湾，只不过使之避免太尴尬而已。因此，蒋经国在会谈的最后，只能以《我的意见》的形式，表明了以下观点：

（1）日中正常化，不仅对当事者“中华民国”和日本造成混乱，也打乱了亚洲和世界的平衡。

（2）（我方的）大原则与宇山大使临时回国时我请他转达给贵国政府的内容没有变化。

（3）与日苏建交不同，中共是亚洲国家，处理不好，不仅对整个亚洲是个威胁，若“中共”的势力扩展到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对日本的经济活动也将构成威胁。

（4）《日华和平条约》是日本军阀失败后日华（指日台——引者注）友好的新的出发点。今后愿在此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

（5）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大陆，使7亿同胞受尽了苦难。现在若实现日中正常化，必将使这些同胞陷入长期受苦的境地，这是对他们的第二次犯罪。我们决不能坐视不管。

（6）如果日中实现正常化，那就是继《日华条约》后的第二次投降。我们一定会“光复”大陆，到那时日本就成了第三次投降了。

（7）在此，我代表“政府”严正声明：万一《日华条约》被废除，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应由日本方面承担。我们的立场是：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义无返顾地为了亚洲的和平走自己的路。为了维护这个权利，我们会采取一切措施。[11]

蒋经国的上述“意见”，对日本决定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表示强烈不满，这是意料中的。但所谓中国将会威胁亚洲、威胁台湾海峡，却恰好与日本某些人“台湾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论调不谋而合。

进而，椎名在与台湾方面“民意代表”的座谈会上，再次就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日台之间保持“历来关系”作了说明。他说：

众所周知，去年，联合国正式承认“中共”为中国的代表。基于这种情况，我国政府正在想方设法与“中共”恢复外交关系。这样一来，毫无疑问就会涉及到如何处理与“贵国”的关系——这一最为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当今日本政府的执政党——自民党内已经讨论过多次，但党内意见很难统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激烈争论，终于在一周前就这一问题作出了决议。根据这一决议，日本政府考虑到与“贵国——中华民国”历来的亲密关系，决定与“贵国”继续发展各方面的历来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邦交正常化的谈判。

所谓“维持历来关系”，是一个非常含蓄的表述。对于这一表述，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上，各位委员也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所谓“历来关系”，即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的其他所有关系，都维持历来的状态，在这一前提下，进行两国间的交涉。[12]

椎名的发言，得到了与会“民意代表”的掌声。然而，他的这个发言，却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从广播中得到这一消息后，连夜召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指出椎名的发言，表明日本政府仍然坚持“两个中国”的立场。如果这样，中日邦交正常化就无从谈起。

9月19日下午，椎名一行从台北飞回日本。在羽田机场未下飞机时，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吉田健三就进入机舱，向椎名通报了北京方面的反应。他对椎名说，由于他在台北的上述发言，今后会惹出许多麻烦。而椎名却一反常态地对吉田说：“谁要你来多嘴？”[13]

在椎名看来，自己有关日本与台湾保持“历来关系”的发言，基本上是没有错的。因为自民党在日中邦交协议会上作出的决议是这样的：“政府特别考虑到与‘中华民国’的密切关系，认为应当在充分考虑继续维持‘历来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交涉”。在这项决议中，并没有写明“‘历来关系’中不包括外交关系”。

据日本学界研究，椎名在接受“赴台特使”重任之后，曾与大平外相见过一面。他询问大平：有没有一个既不与台湾“断交”又能与大陆复交的两全其美之策。大平对椎名说：“既然选择一方，就不得不与另一方绝交。朝鲜半岛是这样，德国和越南也是这样。与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交往，除此之外，别无他法。”[14]

也就是说，大平已向椎名明确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关键是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如果日本政府表明试图要维护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那么，日中邦交正常化就难以实现。如此看来，椎名完全知道日本政府“既与中国复交，必与台湾‘断交’”的这一态度。

椎名在台湾作出维持包括“外交关系”的发言，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椎名的一贯立场，使之在这个问题上，利用了自民党日中邦交协议会决议的含糊；二是作为政治家的外交手腕，如果椎名在台湾也像大平那样，向台湾方面表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日本必须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势必引起更大的麻烦，进而刺激国内的亲台派势力。

台湾“亚东关系协会”会长林金茎在《战后史开封》一书中写道：

尽管我们抱有危机感，但没有想到会“断交”。我们原以为，只要日本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中共”就不会同意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样一来，日中复交谈判就会破裂。没想到竟陷入“中共”的圈套。假如当时我们把通过台湾海峡的日本运输船，哪怕拦截一、二次的话，田中就去不成北京了。这种对日强硬措施，当时是完全可以实施的，而且在“政府”内部和“立法院”也都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总务会的决定和椎名先生的发言，使我们失去了以强硬手段阻止田中访华的机会。[15]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登上飞往北京的专机。当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及其52名随行人员离开羽田机场时，不仅受到日本政府及自民党干部的欢送，而且各在野党的干部也来送行，这种场面是1956年鸠山一郎访苏以来的第一次。

同日上午11点半（北京时间），田中首相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受到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50多名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当日的北京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然而，在田中和大平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之前，他们所走的路却并不是一片阳光。因为在日本国内，围绕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左右两翼势力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其焦点就是“台湾问题”。

自田中担任首相、宣布为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将赴北京访问之后，日本的“亲台派”和右翼团体就加紧了威胁和抗议活动。右翼团体的宣传车每天都在田中官邸和事务所周围，打着写有“国贼，田中角荣”字样的标语进行示威。在自民党内田中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岸信介、滩尾弘吉和椎名悦三郎等，对日中邦交正常化均持反对意见，福田赳夫则认为时候尚早，以驻美大使牛场信彦为首的外务省官员也不听田中指挥，最后，田中不得不罢免了牛场的职务。即便这样，在田中一行访华的当天早晨，外务省的官员仍驱车来到羽田机场，恳求“这次访华与对方交换交换意见即可，千万不要做最终的决定。”[16]

大平正芳担任田中内阁的外相以来，也不时地受到“亲台派”右翼势力的威胁。大平在离开羽田机场时，把一位秘书叫到身边说：“万一这次谈判失败，我可能再也回不到日本来了。另外，我也有可能因这次谈判而遇到不测，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17]《大平正芳其人与思想》一书的作者指出：“大凡致力于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的政治家都会这样做，大平也不例外，他是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来进行这次谈判的。”[18]

在日本国内，恢复中日邦交斗争的焦点是台湾问题；在北京的谈判桌上，交涉的核心也是台湾问题。

9月25日下午2点55分，中日两国首脑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始举行第一次会谈。田中首先发言说：

“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成熟了。我们衷心希望这次访华能够获得成功，使日中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之所以一直拖到今天，就是因为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将自动解除日台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对一些现实问题，还必须认真对待。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在（日本）国内就会引起麻烦。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之时，必须充分考虑对台湾的影响。”[19]

大平接着说：

“希望日中邦交正常化能够有利于我国国内局势的安定。为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是《日台和平条约》的问题。中国方面认为它是非法的和无效的，我们充分理解中方的这一立场。但是，这个条约是经国会表决、由政府批准的。如果日本政府赞同中国方面的见解，那么，日本政府必须承担过去20年来一直在欺骗日本国民和国会的责任。因此日本方面认为，《日台和平条约》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之时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一点还希望得到中国方面的理解。其二是与第三国的关系问题。即日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不应影响日本与美国的关系。”[20]

周恩来总理在发言中没有对田中和大平的发言作具体回答，而是宏观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态度。他说：

“正如田中首相所言，中国政府也希望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气呵成。中日两国应在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上，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地相处。中日复交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对缓和亚洲的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都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中日关系的改善，不应该是排他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涉及日美关系，这是日本的问题。因为台湾海峡的事态正在发生变化，条约（《日美安保条约》《美台共同防卫条约》）本身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台湾问题不允许苏联介入，这一点，中、美、日三国是有共同点的。中国方面希望，今天的会谈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和《美台共同防卫条约》，日美关系是你们的事，中国不干涉内政。”[21]

9月25日晚6点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田中首相及其一行访华。周总理在祝酒辞中说：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2000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值得我们珍视。”

“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首相阁下，你来华之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22]

接着，田中首相致答辞：

“这次，我能够应周恩来总理阁下的邀请，以日本国总理大臣的身份，踏上我国邻邦中国的土地，感到非常高兴。这次访问，我是由东京直飞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感到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不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着长达2000年丰富多彩的交往的历史。”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第二次大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历史事实。”

“但是，我们不能永远沉沦在过去的暗淡的死胡同里。我认为，现在日中两国的领导人为了明天进行会谈是重要的。为了明天进行会谈，也就是为了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荣这一共同的目标，进行坦率而有诚意的会谈。我这次前来此地，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愿意同伟大的中国及其国民之间能够建立起友好睦邻关系，两国能够一面互相尊重对方同其友好国家的关系，一面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23]

当时，与会者礼貌地倾听田中首相的致辞，但当听到田中首相讲到“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时，却使与会者表示了不满和遗憾。

9月26日上午10点20分，两国外长在人大会堂举行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就日方对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作了说明。他说：

“对于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方面没有异议；对于第二条‘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日本在旧金山媾和时已经放弃了对台湾的领有权，所以日本政府对此无从表态；对第三条‘《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日本政府不能承认。日本曾于昭和27年〔1952年〕4月缔结过《日台条约》，若抹杀这一事实，日本外交将失去连续性。这个时候，《日台条约》应当只是‘自然消失’”。[24]

进而，高岛表示，日本政府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经因《日台条约》的缔结而终结，赔偿问题也已经得到解决。[25]

从高岛的上述发言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仍然存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立场问题。

9月26日下午，中日两国总理举行第二次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针对田中首相“添了麻烦”的说法指出：“由于战争的原因，几百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日本所受的损失也是很大的。田中首相所讲‘对过去的不幸事件进行反省’，这种观点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田中首相所讲的‘给中国国民添了麻烦’这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因为在中国，‘添了麻烦’只用于很小的事情。”[26]

对于《日台条约》，周总理说：“如果在中日建交问题中掺入《日台条约》和《旧金山条约》，问题就变得难以解决了。因为如果承认这两个条约，那么，蒋介石就成了正统政府，而我们就变成非法的了。所以，（中日复交谈判）应在充分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也要考虑到日本政府所面临的困难。”[27]

针对高岛益郎所谓“赔偿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说法，周总理指出：“日本外务省说，因为蒋介石放弃了赔偿，所以中国就没有必要再提出放弃了。听到这话，我们非常震惊。蒋介石是在逃到台湾后，而且是在《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对日本提出放弃赔偿的。这是慷他人之慨，因为受到战争损害的是大陆。我们知道赔偿所带来的痛苦，我们不想把这个痛苦转嫁给日本人民。我们是考虑到田中首相提出愿意访华，并决心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才考虑放弃赔偿的。如果认为蒋介石已经放弃了，我们就没有必要放弃了，这是对我们的污辱，我们决不能接受。”[28]

对此，田中首相说：“非常感谢周恩来总理有关放弃赔偿的发言。我对中国政府不计前怨的立场深表钦佩，对中国方面的态度表示感谢。不过，日本方面还面临着国会和执政党内部的一些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实现邦交正常化。”[29]

周总理说：“在我国，也有少数人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他们也曾反对过中美关系正常化，林彪就是这样的人。另外，我们也需要向人民解释，不教育人民，就难以说服深受‘三光政策’之害的大众。”[30]

9月27日下午4点20分，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开始进行第三次首脑会谈。这次会谈的主题是国际问题，最后也谈到了台湾问题。周总理说：

“杜勒斯的政策是把大陆与台湾分割开来，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但蒋介石却没听美国的话。蒋介石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美国要求国民党军队撤离金门和马祖，因为金门和马祖不属于美国的防卫范围。美国的要求激怒了蒋介石，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开始对金门实施炮击。这样一来，蒋介石就有了保卫金门和马祖的借口。”[31]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之后继续与共产党为敌，但当外国势力插手台湾，祖国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共产党还是以民族利益为重，尽可能地帮助蒋介石对付美国。

9月28日下午，周总理与田中首相举行第四次，也是本次田中访华最后一次首脑会谈。一开始，周总理就说：“今天想谈谈台湾问题。”他说：“关于台湾问题，想听听日本方面的意见。我在1924年就认识了蒋介石，与国民党也有过两次合作，还打过两次。50岁以上的国民党要人我都认识。今天是秘密会谈，请随便谈谈。”[32]

接着，大平外相拿出日方拟就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的日台关系》，一字一顿地宣读开来。现将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之后，现在统治着台湾的“政府”与我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将自然解除。但是，日本政府不能无视日台之间业已存在的多方面的交流这一事实，以及日本国民对台湾所抱有的同情。日本政府今后将不坚持“两个中国”立场，也不考虑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对台湾不抱任何野心。这一点请相信日本政府。[33]

周总理说：

据说明天（29日）签字仪式后，大平外相将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断绝日台“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我们感谢田中、大平两位遵守信义，中国方面也一定说到做到。中国有句话叫做“言必信，行必果”。希望今后中日之间能够树立一种新的关系。[34]

田中首相说：

我们是下了巨大的决心来中国访问的，明天大平大臣在记者招待会上，将把台湾问题作一个明确的了断。明天大平大臣的记者招待会，自民党内可能会有人认为这是违反党的决议。但我是政府总理，同时也是党的总裁，我有权最后拍板。[35]

当周总理谈了对台湾政界现状的看法之后，田中再次强调了日本国内的困难。他说：“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国内、特别是自民党内问题最多。我在来华访问之前，向佐藤前总理通报了我的想法，他非常理解我。有关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考验我和大平政治能力的问题。但为了日中两国长远的利益，对这点困难还是有思想准备的。”[36]

周总理说：“但凡干一点事情，必然会有人反对。”[37]

田中首相一行在中国期间，除了上述政府首脑会谈外，两国外长还举行过三次正式会谈和一次非正式会谈。

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等日本客人。

9月29日上午，两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其中记载了“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表示欢迎”等，并记载了以下九条内容：

（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尽快互换大使。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根据上述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38]

《中日联合声明》对有关结束两国的战争状态，使用了结束“不正常状态”的表述，并在开始部分写明：“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对过去战争的反省，由于中国方面的坚持，日本方面放弃了“添麻烦”一词，改为“造成损害”。

关于“复交三原则”，在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的《中日联合声明草案大纲》中，将其写入了“正文”第二条，具体表述为：“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39]但日本方面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没有必要在叙述了日本政府对包括承认问题在内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之后，再具体言及承认问题。日本方面认为，在这一条中，只叙述承认问题就足够了。[40]

日本方面对中方草案的这一修正，把“复交三原则”内容删掉两项，在中国方面据理力争下，增加了《声明》中的第三条。至于对《日台条约》的处置，中方照顾日方的实际困难，决定不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而是在《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之后，由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日本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日台条约》宣告结束。

此外，考虑到日本方面的实际情况，没有把有关台湾问题的事项全部写入《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日双方对此达成“默契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二、《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之后，日本政府将从台湾撤出其使领馆，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关闭蒋介石集团（或称台湾）的使领馆；

三、对战后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当台湾解放时应给予适当的照顾。（当然是指中国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41]

《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之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北京中央民族文化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刚刚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大平说：

“日本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已经在第三条中作了明确表述。《开罗宣言》规定将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继承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条有‘《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的明文规定，按照我国承诺了《波茨坦公告》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42]

对于《日台条约》和今后的日台关系，大平外相也作了说明：

“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本书注）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台湾和日本将不能继续维持‘外交关系’。因此，处理善后事务所需要的时间一旦结束，就将不得不关闭在台湾的日本大使馆。”[43]

当天上午9点，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法眼晋作通知台湾驻日本“大使”彭孟缉：上午11点，中日两国政府将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结束日中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同时，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他说：

“由于‘国民政府’和北京政府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日华（指日本与台湾——本书注）间的‘外交关系’就不能维持了。但是，作为日本政府来说，只要‘国民政府’不持异议，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台湾继续维持诸如民间范围内的贸易和经济关系这样的实务关系。为此，希望‘国民政府’能充分保护在台日本国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另外，日本政府重申，我们将对滞留在我国的台湾方面的中国人予以充分保护。”[44]

同一天，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与日本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声明说：“鉴于日本政府无视条约义务的背信弃义行为，‘中华民国政府’在此宣布，断绝与日本政府的‘外交关系’。对于这一事态的发生，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45]

9月30日上午，田中首相一行从上海回到东京，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的。

客观地说，中日复交谈判是成功的。这是两国领导人本着着眼大局、求同存异的精神，相互理解、共同协商的结果。然而，在中日复交谈判过程中，也留下了一些遗憾，甚至可以说是隐患。如，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是完整的复交原则。但日本方面却不愿明确表示同意，或以“难向国会交代”为由，拒绝承认《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即便“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写入了《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三条，但日本政府也只是对中国政府这一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并没有明确表示“承认”。这无疑为后来的中日关系留下了阴影。

当然，从中日两国政府达成的“默契协定”来看，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应当说接近“圆满”。特别是第一条：“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与中国政府的立场完全一致。但“默契协定”毕竟是“默契协定”，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及得到国际认同的程度，与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公开发表的《联合声明》不能同日而语。事实证明，《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之后，台湾问题乃是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和“麻烦”。这说明日本政府没有把中日复交时达成的“默契协定”，当作约束行为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