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10日，日军通过马来海战，登陆关岛和菲律宾北部。次日，德意也对美国宣战，并在柏林签署了日德意三国共同作战、不单独媾和，以及建设新秩序的三国协定。内称：

“日德意三国在战争胜利终结之后，为了在1940年9月27日缔结的三国条约意义上的公正的新秩序的到来，也应最为密切的合作。”[1]

也就是说，日德意三国已经把东西两半球的侵略战争融合为一个整体，并为了“新秩序的到来”而开始了全球性的战争。对此，1942年1月2日，美英中国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宣言》，表达了不单独对日媾和及联合战斗的意志。《共同宣言》的发表，标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所谓“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日军长趋直入。1941年12月25日，占领香港；1942年1月3日，开始进攻缅甸；2月15日，占领新加坡（英军投降）；3月1日，在爪哇岛登陆；3月8日，占领仰光；3月9日，占领印度尼西亚（荷军投降）；3月17日，美军麦克阿瑟兵团退出菲律宾；4月1日，日军在西部新几内亚登陆；6月7日，占领阿留申群岛的基岛……。

一时之间，日军极尽疯狂，席卷东亚大陆和南洋各地。日本国内“赫赫战果”的报道也连续不断。实可谓举国一片欢腾，以致连上小学的儿童，每人都可以享受到政府分发的巧克力奶糖，使孩子们的心灵深处，也受到侵略战争的腐蚀。

然而，同年8月7日，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之后，战局发生逆转。在此之前，由于苏军坚守斯大林格勒，德意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上，也开始出现败退之势。

1942年12月31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决定放弃瓜达尔卡纳尔岛。

1943年4月18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美军击落；5月12日，美军在阿茨岛登陆，30日全歼岛上日军。此时，德意军队在北非战线投降；9月3日，美英军队登陆意大利半岛，9月8日，意大利向盟国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9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今后应该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内称：“帝国要以今明年内决定战局大势为目标，在继续摧毁美英敌人攻势企图，迅速确立必胜之战略态势的同时，要急速增强决胜战斗力量，特别是航空战斗力量，以对美英实施主动作战。帝国要益加与德国密切合作……。要在国内迅速确立决战态势，同时，要更加强化大东亚之团结。”

此外，则是决定“帝国在进行战争上，于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应绝对确保的重要区域，是包括千岛、小笠原、内南洋（中、西部）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和缅甸地区。”[2]

同日，根据上述指导大纲所决定的《当前紧急措施》中，进一步明确“将绝对防卫线退至马里亚纳、加罗林和新几内亚。”[3]

上述情况表明，日军实际是处于军事失利和退守之中。然而，日军为了改变在南洋地区的被动局面，同年在中国大陆上展开了所谓的“扫**战”。1943年2月13日—3月13日，日军在长江以北，为了贯通汉口、岳州和沙市，展开了所谓“江北歼灭战”；5月5日，开始进行所谓“江南歼灭战”；同月12日又有所谓“鄂西作战”，23日占领渔阳关（29日被击退）；10月7日，日本战时大本营传唤“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久太郎，命其向中国南部调遣5个师团，并集结5个师团作为大本营备用。同月，日军又开始在湖南省北部进行所谓“歼灭战”，12月3日，占领常德（11日被击退）……[4]

在上述期间，日本政府还分别于10月14日和30日，同菲律宾和中国汪精卫傀儡政权，签订了所谓同盟条约，声称以“建设大东亚”为目的，“铲除对之妨害的一切祸根”，实施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密切合作等等。[5]

然而，日军的“扫**战”不过是猖獗一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日本帝国行将崩溃的命运。

1943年11月21日，盟国军队在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岛和塔拉瓦岛登陆，25日全歼岛上日军。至同年12月，中国抗日军民抵抗和牵制了大约62万日军（至1945年8月为105万），[6]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力量日益增强，抗战根据地不断扩大，从而有力地把握了抗日战争的主动权。

同年11月27日，美英和中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庄严宣布：

“三大同盟国为了制止和惩办日本国的侵略而继续进行此次战争。三大同盟国没有为本国谋求何等利益之欲求，也没有何等扩张领土之念。

“三大同盟国的目的在于，剥夺1914年第一次世界战争开始后日本国所夺取或占领的太平洋的一切岛屿，并将日本国从清国所窃取的如满洲、台湾及澎湖列岛等一切地区，归还给中华民国。

“将日本国从依据暴力和贪婪而掠取的其他一切地区驱逐出去。

“上述三大同盟国注意到朝鲜人民的奴隶状态，因此决心使朝鲜自由独立。”[7]

《开罗宣言》的发表，意味着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加强，明确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目的。

然而，有道是“困兽犹斗”。1944年1月25日，日本大本营传唤松井，命其“为了歼灭支那西南敌人的主要空军基地，要确保湘、桂、粤、南部京汉铁路沿线的主要城市。”随后，于同年2月新设第5航空军，编入所谓“支那派遣军”；4月17日，在京汉铁路沿线开始所谓“打通大陆作战”；5月27日，日军又开始在湘、桂作战；6月18日，攻占长沙；26日，占领衡阳飞机场……。[8]

但是，日军的疯狂作战不过是一种变态的挣扎。同年6月15日，盟军登陆塞班岛（7月7日全歼岛上日军）；7月1日，日军在中国衡阳的突击战受阻；11日发起的第二次衡阳攻击战，于22日以失败告终；此前的7月21日，盟军登陆关岛……。

同年7月22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倒台，成立了小矶国昭内阁。8月19日，在日本天皇亲临之下，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世界形势判断及指导大纲》。其中，有关“东亚形势”中写道：

“敌人以对帝国短期结束战争为目的，将在各方面相互策应，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总攻势，特别是以空袭本土及将本土与南方地区分离为目的，将依靠从太平洋及大陆方面的攻势作战，来谋求战局的急速进展，而且随着上述战局，还将窥窃登陆本土之机。”

“敌人与其武力攻势相策应，还将更加实施政治谋略，企图使我丧失战斗意志，同时，将加剧离间大东亚各国与日本。”

该文件进而言称：

“大东亚诸邦，除满洲之外，在现今的形势下，其对日合作态度已有消极之兆。今后，随着轴心国在东亚和欧洲战局的变化，加上敌人政略方面的激化，将逐步增大政府及民众的动摇和治安的恶化，尤其有导致支那占领区民众对日不合作、菲律宾民众摆脱日本走向敌对之大虞。”

“西欧第二战线作战成功与否，将对德国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德国今后如能抓住良机，进行反击，或者能够充分切断美英军队补给线的话，或可挽回战争局势，不然的话，美英战线将逐步向内陆扩大。”

“在东亚及欧洲形势发展不利于轴心国时，苏联是否还能对日本坚持以往的中立态度，是属疑问。但在不发生特别事态的限度内，不要出现苏联自行对日参战，以及对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之举。”

“现今，敌人正在趁把握战争主动权之现状，倾尽全力，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强化决战攻势，从今年夏秋开始，军事与政治局势的发展将愈发严重。对此，帝国不论欧洲形势如何发展，都必须倾力于决战之努力，摧毁敌人，以政治军事施策相结合，坚决向完成战争而迈进。”以下，则是所谓“战争指导大纲”。其中内含：

“本年度后期，要最高度发挥皇军之战斗力，指导决战，以打击摧毁敌人之企图”；

“在太平洋方面，要歼灭前来进攻的美军主力”；

“要确保南方重要地区，且排除万难，以期保全圈内的海上交通”；

“在印度洋方面大体维持现状”；

“要贯彻维护国体之精神，激起敌忾之心，奋起斗争之魂，指导国内彻底斗争”；

“进一步密切统帅与国务之联系”；

“对重庆要迅速发动有统制的政治工作，以解决支那问题。为此，要极力利用苏联”；“对德国要在紧密联系之下，为迈向完成共同战争而采取御前手段”等等。[9]

上述决策内容，反映了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同时也表明日本政府依然企图作最后的挣扎。

但是，日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已经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同年9月15日，美军在帕劳、莫罗泰岛（今印尼以北）登陆；9月29日，全歼关岛和梯尼安（Tinian——塞班岛以南7.5公里）岛上的日军；10月20日，美军在菲律宾的莱特岛登陆，开始了切断日本与南方联系的战役，在随后展开的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惨败，丧失了它的主力；11月24日，美军从马里亚纳基地开始空袭东京；在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上，日军也处于挣扎之势……。

1945年2月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雅尔达会晤，达成《雅尔塔协定》（11日发表）。内中明确规定：

“在德国投降且结束欧洲战争之后的二个月或三个月，苏联依照下列条件与联合国一起参加对日战争：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现状。

二、恢复由于1904年日本国背信弃义攻击而受到侵害的俄国的原有权利。（1）库页岛南部及与之邻近的一起岛屿归还给苏联。（2）维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利益，该港应国际化。恢复作为苏联海军基地旅顺口的租借权。（3）供给东清铁路及大连出口的南满洲铁路，要成立中苏合办公司，共同经营，但要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中华民国在满洲拥有完全的主权。

三、千岛群岛应引渡给苏联。”[10]

苏联在上述条件下参加对日战争，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特别是要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更是有损中国主权。但是，苏联的参战对于加速大日本帝国的崩溃，却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年2月14日，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向天皇呈递奏折。内称：

“战败虽然遗憾，但是迟早必至。谨以此为前提，陈述如下：

“战败乃我国体之瑕疵，然英美之舆论，现今尚未进至变革我国体之地（当然也有部分过激论者，其将来如何变化，难以预知）。因此，即使战败，在国体上也无需忧虑。从维护国体之方针而言，最堪忧虑者，与其是说战败，莫如说是随着战败而可能引起之共产革命。

“仔细考虑，我国内外之形势，现今急速向共产革命发展。也即，国外有苏联之异常扩张。我国国民不能确实把握苏联意图，自1935年苏联采取人民战线战术，即两个阶段之革命战术以来，尤其是最近解散共产国际以来，我国国民显然具有轻视赤化危险之倾向。此乃肤浅且偷安之见解。苏联最终不会放弃赤化世界政策，最近对欧洲各国进行露骨之策动，正在逐步明显。（中略）

“苏联此种意图，对东亚也是一样。现今，以从欧洲归来的冈野为中心，在延安也有日本解放联盟，并与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台湾先锋队等联系，向日本呼吁。形势如此推移，苏联不久即将干涉日本内政，情况十分危险（也即公开承认共产党，有如向〔法国〕戴高乐政府、〔意大利〕巴多里奥政府要求的那样，共产主义者加入内阁、废除治安维持法及防共协定等）。回顾国内，实现共产革命之一切条件，也有日益具备之概。也即生活贫困，工人之发言权增大，对英美敌忾心之高涨，反面则为亲苏气氛。军部内一伙之革新运动，趁机发起之所谓新官僚运动，以及正在背后操纵之左翼分子暗中活跃。其中特别值得忧虑者，是军部内一伙之革新运动。

“多数少壮军人，相信我国国体与共产主义可以并存。军部内革新论之基本方针，亦在于此。传闻皇族之中也有对此主张倾耳者。大部分职业军人，出身于中等以下之家庭，其多数处于容易接受共产主张之境况。又因彼等在军队教育中被彻底灌输国体观念，所以共产分子正在以国体与共产主义之并存论，将彼等拉拢过去。

“现今，业已明了，发动满洲事变、支那事变，并将之扩大，遂导致大东亚战争者，便是此等军部内有意识、有计划之行动。满洲事变之际，彼等则公开扬言事变之目的在于国内之革新。此乃众所周知之事实。支那事变之际，公开扬言‘应该把事变永远延长下去，如果事变得到解决，国内就不能革新了’，也是此等一伙之核心人物。”

近卫又说：

“最近，战局已告危急，与此同时，一亿玉碎之呼声也在逐步增强。持如此主张者，虽是所谓右翼之流，但仔细观察，其背后则是正在煽动，以使国内陷入混乱，最终实现革命目的之共产分子……。就战败必至之前提而论，如果继续进行胜利无望之战争，则将全然受骗于共产党。因此，在下确信，应从维护保持国体的立场，迅速采取终结战争的方法。……总之，肃清此等一伙，实行军部重建，乃是从共产革命方面挽救日本之前提先决条件。”[11]

近卫的上述奏折，可谓以他多年从政、三次组阁的政治嗅觉，敏锐地感到了“大东亚战争”终将失败的命运。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敢于讲出来，可谓也是他的特殊地位和狡谲所致。然而，近卫毕竟是近卫。在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行将失败之际，他也没有明白“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客观规律，而是把战争责任归结为“少壮军人”和所谓“背后煽动”的共产分子。归根结底，是为自己，同时也为以日本天皇为首的上层统治者开脱罪责。

进入1945年，日军在战场上更是节节败退。2月3日，美军进入马尼拉；2月19日，在日本硫磺岛登陆，3月17日，全歼岛上日军；4月1日，美军登陆冲绳本岛（6月21日全歼岛上日军）；4月7日，中国军队收复湘西北的老河口；5月9日，日军在湘西作战以惨败而终；5月27日，中国军队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7日，收复桂林……。在此期间，苏军首先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于5月7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5月9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德国投降的政府声明》。内中将日本政府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改称为“原本在于自存自卫”，并扬言“欧洲战局之急剧变化，对帝国之战争目的不会给予丝毫变化。”[12]但是，6月8日御前会议所做的《世界形势判断》中，却不得不承认：

“大东亚之战况，对帝国甚是不利……。美英趁有利之战争形势，将尽快地把帝国本土与大陆隔断，同时正在策划依靠激烈之航空作战，使帝国丧失力量，企图一举对帝国本土进行短期决战……。重庆方面依靠美国支援，将谋求强化美式基干战争力量，与增强空军相结合，策应美军作战。秋季以后，很可能对日进行全面反攻……。再者，面对我占领地区之敌，特别是延安方面之游击反攻，将益加激烈。”[13]

然而，与日本政府至此依然不肯放弃侵略政策一样，同日在御前会议上所确定的《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之基本大纲》中，却列举了如下的方针和要领：

“要以七生尽忠之信念为源动力，以地利人和，将战争进行到底，以期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实现征战目的”。

“迅速强化皇土战场态势，将皇军之主要战斗力量集中于此”；

“抓住世界形势转变的微妙时机，灵活有力地实施对外各种政策，特别是对苏、对支那政策，有利地完成战争”；

“在国内整备本质性贯彻国民战争的各种态势，以对应举国一致、皇土决战”等等。[14]

上述决策虽然是一种负隅顽抗的态势，但对于日本而言，已是风前残烛了。

同年6月15日，内府大臣木户幸一终于向外相东乡茂德提出了《收拾时局对策试行案》。其中写道：

“冲绳战局之发展，虽然遗憾，但令人感到最终不得不成为不幸之结果。而且，其结果在最近之将来就将确实显示出来。从作为御前会议议案之参考的我国国力之研究来看，令人感到本年度下半期以后，在事实上几乎丧失了完成战争的一切能力。敌人今后将采取的作战，是我这个外行难以准确判断的。但是从现今敌人空军大量燃烧弹攻击之威力来看，使全国城市以至农村到处燃烧并非难事。而且不需要等到将来。也即当其采取破坏住房战术时，在住房储存之衣服粮食丧失的同时，特别是农村历来不习惯空袭，故而遭到如此意外攻击之时，预先疏散储存物品，终究难以实施，结局不得不几乎丧失殆尽，更何况全国之小村镇，没有对空防御，地上之民用防空设施也极为薄弱焉……。”

木户认为：

“从以上观点来看，果断收拾战局，乃是我国今日至上之要求……。虽说是由军部提倡和平，然后政府加以策定并开始交涉乃是正道，但从目前我国之现状来看，在今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等待时机成熟，则恐怕失去时机，最终与德国之命运同蹈一辙，难免落入不能达到维护皇室安泰和国体的至上目的之悲惨境地。因此，从以往之事例来看，作为极其特殊之异例，而且实在诚恐诚惶，唯有为了下之万民，呈请天皇陛下勇断，根据上述方针，以收拾战局。”（下略）[15]

同样，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在7月20日，也向东乡发出了要求促使“终战”的电文。内称：

“经过慎重考虑，本使无保留地提出如下意见……。本使在第1143号电文中业已提出：交战能力遭到破坏，依然继续战争是不可能的。然而，皇军以至全国国民，没有至上命令，不肯降于敌之军门，的确直至最后一人也不舍矛而去，但在敌人绝对优势的炮火攻击之下，业已丧失交战能力的将士及国民，即使最终全部战死，也不能挽救社稷，七千万国民草枯，上之一人焉得安泰？思及于此，令人感怀，个人之立场，军之名誉，以及作为国民之自负心，皆难替代社稷。也即，我应坚定决心，早日提出讲和。”

“关于提出讲和问题，本使认为，根据贵电第893号之派遣特使，在莫斯科进行最为至当。然而，派遣特使之事，不幸遭到苏联拒绝，因此需要其他方案。”

进而，佐藤再次重申：

“在提出讲和之际，我方应保留且应力主的，是拥护国体。这应该作为我方的绝对要求，并给对方以强烈的印象。此事，本使在第1416号电文中业已说过。关于这个问题，本使认为，将保持国体作为国内问题，不列入讲和条件，或许是一种方法。但在这种情况下，势必要在国内召集宪法会议，在形式上也要采取听取民众声音之体例。而且，在会议中难保没有极左党公然反对保持国体者。再者，召集宪法会议本身又与我宪法相抵触，如果按非常事态处理，则需要对违宪之非难，予以某种适当解决。”[16]

上述情况表明，日军的负隅顽抗已经到了难以保存社稷的地步。因此，如何结束战争，特别是如何保存国体问题，已经成为日本统治阶层最为焦虑的主要问题。

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曾提出向苏联派遣特使，以期通过苏联实现有条件的讲和。但苏联方面以理由不明拒绝接受特使，以致日本政府此次“幻想外交”失败。

同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庄严宣告：

“吾等代表数亿国民，一致协议给予日本国结束此次战争之机会。”

“德国对崛起的世界自由人民力量之无益的而且无意义的抵抗之结果，已对日本国国民极其明白地显示了先例……。吾等军事力量的最大限度的使用，将意味着日本国军队不可避免的而且完全的毁灭，同时也意味着日本国本土的完全毁灭。”

进而，公告宣布：

“吾等认为，不从世界上驱除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则不能产生和平、安全及正义的新秩序。故而，必须永远铲除欺骗日本国国民，使之犯有参加征服世界之过错者的权力及势力。

“在确实证明建设上述新秩序，且粉碎日本国实行战争能力之前，吾等为了确保完成在此指出的基本目的，将占领联合国指定的日本国领域内的若干地点。”

“必须履行《开罗宣言》的各项条款，日本国的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及四国并吾等所决定的各小岛屿之内。”

“日本国军队完全解除武装后，可各自返回家庭，得到从事和平生产的生活机会。”

“吾等没有使日本民族奴隶化，或使日本国民灭亡之意图。但是对包括虐待吾等俘虏者在内的一切战争罪犯，要严加惩处。要铲除日本国政府在日本国国民中间对恢复和加强民主主义的一切障碍，要确立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并尊重基本人权。”

“准许日本国保持能够支撑其经济且能公正偿付实物赔偿之产业。但是能使日本国进行战争和进行再军备的产业不在其内。准许为前述目的而获得原料（与统制原料相区别）。准许日本国将来参加世界贸易。”（以下从略）

最后，公告明确宣布：

“吾等要求日本国政府立即宣布全日本国军队无条件投降，且提供与上述行动之政府诚意相适当而充分的保障。除了上述之外，日本国的选择只有迅速而完全的毁灭。”[17]

在这种形势之下，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铃木贯太郎，依然在28日对记者表示：“政府不认为〔公告〕有任何重大价值，只能不予理睬。吾等唯有誓将战争进行到底。”[18]

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中国八路军总部宣布全面大反攻；美军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1945年8月10日，日本情报局总裁下村和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相继发表谈话和布告，下村言称：

“最近，美英敌人加剧空袭，一直在准备本土登陆作战。对此，我陆海空军之精锐正在整顿迎击态势。现今，以我全军特攻之旺盛斗志，足以一举击溃骄纵之敌。在此期间，全体国民经常忍耐残暴敌人之轰炸，继续义勇奉公，实在不堪感激。美英敌人最近使用新发明的新型炸弹，将人类史上没有过的残忍无道，施予无辜之老幼妇女儿童。加之昨天九日，与我有中立关系的苏联加入敌方，单方面宣布之后，则对我加以攻击。我军固然要立即迎击，不容敌人轻易进攻。但现今不能不承认的确是处于最坏的状态。为了正当地维护国体，坚守保持民族名誉的最后一线，政府固然要做最善之努力，但也期待一亿国民为了维护国体，克服一切困难。”[19]

阿南陆军大臣的布告言称：

“苏联终于进犯皇国，尽管明文如何粉饰，但侵略称霸大东亚之野心昭然。事已至此，又复何言？唯有断然完成圣战。即使卧野嚼土食草，也要断然一战，……全国官兵皆应体现楠公精神，再现时宗斗魂，为歼灭骄纵之敌而蓦进。”[20]

然而，这些言辞除了舆论欺骗之外，已经无法挽救大日本帝国崩溃的命运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播放天皇《终战诏书》。随着模糊不清的“玉音”，大日本帝国在战争中倒下了。

同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在“密苏里”舰上签署投降书。近代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

注释

[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574页。

[2]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588—589页。

[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年表部分，第175页。

[4]参阅臼井胜美：《日中文件年表草稿》，クレス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296页。

[5]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590—591页。

[6]统计数字，见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年表草稿》，クレス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第333页。

[7]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594—595页。

[8]参阅臼井胜美：《日中文件年表草稿》，第298—300页。

[9]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601—604页。

[10]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607—608页。

[1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608—611页。

[12]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611页。

[1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613页。

[14]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615—616页。

[15]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616—617页。时间据同书年表部分，第185页。

[1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622—623页。

[17]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626—627页。

[18]见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65年版，第920页。

[19]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634—635页。

[2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6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