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1885—1948），对各兵种学校教官做了题为《从军事上看满蒙》的讲话。他说：

“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我国以国家命运作赌注，断然进行了日清、日俄两大战役，结果终于在大陆的一角确立了特殊地位……。

“满蒙对帝国之国防及国民之经济生活上，有着极其深刻而特殊的关系，这当然不能以单纯的经济观点来衡量，作为帝国的现实问题，我敢于毫无顾忌地向世界公然表明，解决满蒙问题是……建立在基于日本帝国之使命、以实现远大理想为目的之大信念之上的，深远之圣意也在于此。

“从兵略上观察满蒙之地位，满蒙（大体指东四省范围）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领土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的天然屏障，自身形成了战略据点。（中略）

“由于帝国掌握着具有满蒙战略关键之据点，所以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第一线。从消极方面说，是完成朝鲜之防卫，从积极方面说，是牵制俄国向东发展，并握有对支那有力的发言权。（中略）

“满蒙的资源很是丰富，保有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绝对必要的地区。而且将来开发的余地甚大，满洲的价值在于将来，实在前途无量。（中略）

“根据大正四年〔1915年〕之日支条约，尽管规定我国在南满洲除了土地商租权之外，拥有居住及营业权，在东部内蒙古还拥有以农业为主的合办事业权。但是，由于支那官宪没有诚意，所以在十五、六年之间，这些条约上的既得权益不仅没有实现，而且连居住和营业也正在受到支那方面的妨害。……目前积累的日满悬案，大小五百件余多，数年来一件也没有解决。”（中略）

他最后强调：

“从目前支那方面的态度来考察，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用外交的和平手段，终究不能贯彻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1]

板垣的讲演，可谓继田中之后，更为明确地道出了垂涎中国东北和谋求武力霸占的意图。

因此，当时日本参谋本部完成的《昭和六年〔1931年〕度形势判断》中，有关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第三个阶段，则是“占领满蒙”。[2]

在此期间，积极鼓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另一代表人物，便是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1889—1949）。同年5月，他在《满蒙问题私见》中写道：

“为了我国国运的发展，满蒙正是最为重要的战略据点。将满蒙置于我国势力之下，朝鲜之统治方能稳定。我国若以实力表示断然解决满蒙问题的决心，则可立于对支那本部的指导地位……”。“满蒙的农产足以经济我国民的粮食问题；鞍山之铁、抚顺之煤炭等，在目前足以确立我国重工业的基础；在满蒙的各种企业，可以救助我国现在的有知识的失业者，打开眼前的萧条。”

石原认为：

“单纯是经济上发展，在老奸巨滑的支那统治者之下，最终难以期待超过现在的情况，二十五年的历史已经做出了明示，特别是作为针对俄国的东洋保护者，为了安定国防，要刻骨铭记，解决满蒙问题的政策，除了将满蒙作为我国的领土之外，绝对没有其他途径。……而且，在确定战争计划上，要不问战争动机，确定日期，按照日韩合并的要领，向中外宣布合并满蒙足矣。……如有良机，依靠关东军的主动，成就回天之伟业绝非难事。”[3]

由此可见，日本借故发动侵略战争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同年5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在金州进行实战演习，29日举行部队长会议，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做出如下训示。他说：

“满蒙之地，在帝国国防及生存上，具有甚深而特异之关系，不可单纯以经济观点来衡量，原本无需赘述。所以，历代当局者都要倾注心血努力解决之。仔细观察帝国现今之形势，国难内外相逼，邦家前途实在不堪忧虑，而能够克服和打开此种现状，谋求国运的发展，妥善对应将来世界局势之变化……完成帝国高远使命之途径，实以根本解决满蒙问题为第一步。

“再看邻邦支那的形势，去年九月，以张学良和平通电为契机，一时得以小康。但随着这次国民会议的召开，两广及中原地区再次燃起反蒋运动，军旅相动，前途骤然不可逆睹，东北政权大有再次投入漩窝之虞。另一方面，支那官民的排日、收回利权运动渐趋本质，其势将及于满蒙，一再策划排除我国势力……。目前之事实，可谓日支处于政治、经济抗争时代，实有暗云低迷之感。加之，列国势力侵润，国际关系不容置之度外。因此，解决此一问题之际，需要举国一致之大英断，此乃深刻期待我军部者。

“在此非常时刻，要有非常之决心。诸位军官宜督促鼓励部下将卒，振作志气，努力练就精锐部队，并时刻进行周到准备，以期应变无误。本职深深信赖诸位，但愿上下一致，以死而后已之气概，完成阃外之重任。”[4]

随后，板垣进一步做了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其中，列举了四种“处理满蒙问题”方案：

一是将满蒙作为领土或作为保护国；

二是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实质上是要扩充超出现有之权益；

三是消极维持现有之实际权益，专门在经济方面求得发展；

四是放弃现有政治、军事权益，采取新的经济发展形式，但最终目的在于求得领土，即或是采取第二种方案，也必然要做好向第一种方案飞跃之准备，这是确信无疑的。

板垣明确地宣称：

“谈到帝国之国防，首先应该注意和美国、俄国、英国之间的关系。帝国面临东西二万公里的太平洋，北起本土南至台湾，漫延五千公里……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5]“不管形势变化如何”，只要主动寻找“机会”，便“有必要使用武力。”

诸如：

（1）抓住既得权益受到“践踏”，根据行使自卫权，送交最后通谍，准备行使武力；

（2）中国本部祸乱波及东四省，现政权发生动摇时，为维持东四省之治安，则必须行使武力；

（3）东四省内新旧两派发生争执、演出政变，为了维持治安，需要行使武力；

（4）如发生排日暴动、日支两军冲突等，由于偶发事件扩大，为维持治安惩治暴动，需要行使武力等等。[6]

这就是所谓板垣的“创世纪的大演讲”。

同年6月中旬，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指令转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建川美次，主持召开包括陆军省军事课长、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参加的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建川等人策划了《满洲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内中决定：

一、关于缓和张学良政权在满洲的排日方针问题，要与外务当局紧密联系，加以实施，关于使关东军慎重行事问题，陆军部中央部门要加以周密指导。

二、（前略）如果排日运动发展的话，最终则将不得已而采取军事行动。

三、解决满洲问题，得到内外的理解是绝对必要的。陆军大臣要通过阁议，努力使各大臣了解当地的情况。

四、让全体国民特别是新闻界了解满洲之实情，其主要业务由军务局主要负责，情报部要予以合作。

五、陆军省军务局和参谋本部情报部，要与外务省有关局课紧密联系，使有关各国了解满洲实际发生的排日行动，在万一出现必要的军事行动时，使各国谅解日本的决心，要事先提出周到的不使之无理反对和压迫的工作方案，在得到上司的决定之后，顺利实施。

六、在军事行动时，需要多少兵力的问题，要与关东军商议后，由作战部做出计划，请求上司决定。

七、为求得内外理解之施策，要以一年，也即至来年春天为期，以便周到实施。

八、要让关东军首脑部门熟悉中央的方针，在未来的一年内隐忍自重，避免卷入因为排日行动而发生的纠纷，在万一发生纠纷时，要保持局部处理，努力使之不扩大范围。[7]

上述决策表明，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已经成为日本军界上下一致的目标。当时日本的军部之所以要求关东军“隐忍自重”，主要是考虑国内的政治状况和国际形势。[8]

同年6月底，板垣等人完成了九月下旬在柳条沟〔湖〕发动战争的计划。[9]

7月，关东军专门从东京向奉天秘密调运两门24厘米的重炮，并将炮口对准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和飞机场。随后又运来30余架军用飞机、20余门野炮及其他大批军火。

9月4—5日，日军则在沈阳兵工厂附近举行大规模的包围和攻击演习。

9月8日，又在北大营附近的旺官屯、关帝庙、老瓜堡等地进行野外实战演习，并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随后还不断进行城市边沿战、夜战、拂晓战等一系列军事演习。

9月14—17日，日军又连续在北大营附近进行实战演习，甚至多次贴近北大营的围墙……。

9月18日晚十时左右，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奉天〔沈阳〕北部柳条沟的一段铁路，随后嫁祸于人，进攻沈阳、占领北大营。这就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在《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记载：

“昭和六年〔1931年〕度的临时检阅与这次事变的情况极其相似，如各部队恰好在进行部分事先演习。而且由于中村事件，又处于极度紧张状态，要是仔细玩味，明眼达识之士，当可道破之。”[10]

日本的研究者明确指出：“这个阴谋的策划者是石原莞尔，负责人是板垣征四郎，实行者是今田新太郎大尉和上述河本中尉等川岛连的两三个军官。”[11]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攻占沈阳、营口、凤凰城，并对长春展开进攻，以期全面占据中国东北。上述《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记载：

9月19日午后，“营口、凤凰城之武装解除完了，唯有长春附近仍在激战的报告，东北政权者流，皆四散逃避。军司令官知道上述情况，认为如果不采纳幕僚之献策，不将事态扩大到今日这种严重地步，一举解决满蒙问题的话，终将遗悔百年。”[12]

9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向关东军授意：

“鉴于中东铁路的性质和目前的一般形势，可以不向长春以北派兵，但要尽快打击吉林、洮南等地，当为有利。此外，使现有的东北政权崩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为上策。”

同日下午4点，关东军以“关参第385号电”，向陆军大臣、参谋总长“陈述了上述意见”。[13]

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根据司令官本庄繁（8月1日就任）的意图，又召集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片仓衷等，进一步策定了《满蒙问题解决策案》（关参第411号）。其内容是：

第一 方针

建立受我国支持、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的、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支那政权，使之成为在满蒙各民族之乐土。

第二 要领

一、依照新政权之委托，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并管理交通、通讯之主要部分。

关于内政等，由新政权自行统治。

二、〔新政权〕元首及我帝国在国防、外交等方面所需之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三、维持地方治安，可启用下列人员为镇守使：

熙洽（吉林地方）；张海鹏（洮索地方）；汤玉麟（热河地方）；于芷山（东边道地方）；张景惠（哈尔滨地方）

（上述人员历来属于宣统皇帝一派）

四、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之县长。[14]

这是分割中国东北的决策。上述《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承认：

“本案在立案时，也有建川少将的建议，这在未成为独立国之前，是不彻底的。主要是通过树立亲日政权，由我方掌握管理其国防外交。这与近年来军〔部〕的占领方案有明显的让步，但这个新政权的用语，则意味着与支那本土的分离。”

进而，《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承认：这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容易实现实质效果”的策案。[15]

然而，同年9月24日，日本政府却发表了所谓“帝国政府对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的声明。内称：

“帝国政府常以注重日华两国亲交，举共存共荣之实为一定之方针，苦心努力，始终期待实现之。然而不幸的是，过去数年之间，中国官民的言论，屡屡刺激我国国民感情。特别是在我国拥有最紧密利害关系的满蒙地区，最近不断发生不快事件，给我一般国民心理造成我友好公正之政策，中国方面竟然也不以同一精神回报的印象。值此群情骚然之际，九月十八日夜半，中国军队之一部于奉天附近，破坏南满洲铁路，袭击我守卫部队，以致发生冲突。”

进而又称：

“帝国政府于九月十日举行紧急内阁会议，决定了竭力不扩大事态之方针……。九月二十一日，从长春向吉林出动部队，也不是为了对该地进行军事占领，只是为了从侧面解除对满铁之威胁……。鉴于满铁沿线之不安，虽然将朝鲜驻屯军一个混成旅团之四千兵员，新属满洲驻屯军司令官之麾下，但满洲驻屯军之兵员总数，依然在条约所规定的限度之内，这当然不能说是对外关系上的扩大事态。”[16]

日本政府的这一声明，实际是国际上少有的两面派。它不仅在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上颠倒黑白，而且极力掩盖其分割中国东北的意图。

在此期间，日本参谋本部有一特别引人注目的决策文件，标题是《昭和六年秋末的形势判断及其对策》。内容包括对中国、美国、英国、苏联以及日本国内和国际联盟等方面的分析。此外，专门附有“关于支那对策细纲”。

该文件的开头称：

“此次满洲事变之际，当初由于关东军适当而果敢的行动，一举获得了奉天、吉林两省之大半，进而由于打击和驱逐马占山军，以致使黑龙江省也服从帝国之威严命令。但日支两国依然处于交战状态，而且，此间之另一方面，国际政局之变化也需要深虑。因此，不允许蓦然进行根本性的解决满蒙问题。时至今日，不得不实施在外观上以在满洲树立独立的新政权为目标、表面继续避免扩大事态等各种对外政策。”[17]

其结论部分是：

“综合判断以上的内外形势，由于和帝国利害最为紧密的苏联，目前正在充实国力，还难以在国外使用其威力，美国也因国内事情，不喜欢事态扩大，至于英国，则只是汲汲维持其现有势力，处于几乎不能他顾状态。加之国内舆论异常紧张，所以现今实可谓帝国进一步经营满蒙的绝好机会。”

该决策之“关于支那对策细纲”中，更是露骨地写道：

“基于形势判断，主要对策是迅速确立满蒙新政权……。与此同时，对支那本部，要颠覆消灭张学良及现在的国民党政权，且使支那造成一时混乱，使世界之视听远离满蒙。如果做到的话，那么在支那树立几个政权，从南到北则可逐步具有浓厚的日本色彩，至于满蒙，则是要以最终使之几乎成为帝国色彩作为我国的根本方策。”[18]

这一文件进一步表明，策划与发动“九一八事变”完全是日本政府、特别是日本军部有计划的行为。而且，“九一八事变”依然不是日本侵华政策的终点。也就是说，1933年日军入侵热河，进而蚕食华北、扶植伪政权，以至1937年发生卢沟桥事变，都在这种政策的延长线上。

注释

[1]小林龙夫等编：《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7），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139—144页。

[2]小林龙夫等编：《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7），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161页。五味川纯平：《虚构的大义》中译本，第21页。

[3]《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99—101页。见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9—12页。

[4]小林龙夫等编：《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7），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145页。

[5]见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编：《板垣征四郎》中译本，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6辑，第292—293页。

[6]见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编：《板垣征四郎》中译本，《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6辑，第297页。

[7]小林龙夫等编：《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7），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164页。

[8]参阅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中译本，第553页。

[9]五味川纯平：《虚构的大义》中译本，第31页。

[10]小林龙夫等编：《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7），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183页。

[11]岛田俊彦：《关东军》，1969年第11版，第107页。

[12]关东军《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见小林龙夫等编：《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7），第183页。

[13]关东军《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见小林龙夫等编：《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7），第187页。

[14]关东军《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见小林龙夫等编：《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7），第189页。

[15]关东军《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见小林龙夫等编：《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7），第189页。

[1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182页。

[17]见小林龙夫等编：《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7），第165页。

[18]见小林龙夫等编：《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7），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