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4月15日（旧历三月二十三日），日本新政权命令对马（严原）藩主宗义达继续掌管“实际处理朝鲜事务”，并要求其“尽力树立国威”，“一洗旧弊奉公”。[1]这一指令明确了所谓“布国威于海外”的具体方向。

前近代的日本与朝鲜，是对等的国家关系。朝鲜李氏王朝所奉行的传统政策是：“西不失礼，东不失信”，也即对中国皇帝朝贡，执属国之礼；对日本以郑重态度相待，不失信义。当时日本与朝鲜沟通的渠道，是通过对马藩宗氏。宗氏每年可派出17次“岁遣船”，向朝鲜输送铜和其他特产，而朝鲜作为“返还”物资，则是送给对马大米、木棉、牛皮等。后来，这种物物交换变成货币交换，宗氏从中获得很大利益。此外，朝鲜方面还每年赐给对马大米一百石。但是，对马与朝鲜的往来，必须使用朝鲜颁发的印章，按照固定的称谓与程序。

1868年5月27日（旧历闰四月六日），宗义达向新政权表示效忠，他在呈文中言称：

“上代三韩朝贡中断”之后，朝鲜与日本的关系为之“一变”，及至幕府时期，朝鲜“虽阳表诚信，但也仅限庆吊聘问之礼”，其与对马实似私交，有关交际并无一定法典。为此，他要求“值此更始一新之际，一洗从前之旧弊，以确立无穷之根基”。并称如果朝鲜“不辨皇国厚眷，万一有非礼倨傲之态，则当作出赫然膺惩之勇断，以立英武之皇猷。”不然，“国威难立，且有害将来之功业”。[2]

宗义达的上述建议，实际是近代日本“征韩论”的第一声。

1869年1月23日（旧历十二月十一日），宗义达受命派遣樋口铁四郎作为“大差使”，向朝鲜礼曹参办递交文书。内称：

“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平朝臣义达，奉书朝鲜国礼曹参办公阁下：我邦皇祚联绵，一系相承，总揽大政，二千有余岁矣。中世以后，兵马之权，举委将家，外国交际并管之。至于将军源〔德川〕家康，开府于江户，亦历十余世，而升平之久，不能无有流弊，事与时乖戾。爰我皇上登极，更张纲纪，亲裁万机，欲大修邻好。而贵国之于我也，交谊已久矣，益笃恳款，以归万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诚意也。乃遣正官和平节〔樋口铁四郎〕、都船主藤尚氏，以寻旧悃，菲薄土宜，略效远敬，惟希照亮，肃此不备。”[3]

对此，朝鲜方面认为书中含有“皇祖”、“皇上”字样，且将“大人”改称为“公”，是为“不逊”。而且所用印章与旧日不同，所以不肯受理。然而“毫无绝交之意”。[4]但此事却成了日本政府上下鼓动“征韩”的借口。

就近代日本新政权的核心而言，最先将“征韩论”提到日程的，是新政府的参与木户孝允。

1869年1月26日（旧历明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木户孝允在日记中写道：

“明朝岩仓公出差，下问前途之事。据此上言数件，尤为大者有二。一为确定天下之方向，派遣使节赴朝鲜，责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则鸣其罪而攻击其土，以大张神州之威。诚如是，则天下之陋习可以俄然一变，远定面向海外之目标，随而百艺器械切实相进，以至肃清窥窃于内、诽人之短、各不自省之恶弊，此对国家必有大益。”[5]

同年2月11日（明治二年元旦），木户又与主管军务的副知事大村益次郎共同策划。其在3月12日（正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早晨参朝，连续传闻西京〔京都〕事情，实叹皇国人情可治之难，平生所思征韩之念，益加勃勃。故将所认致书大村。所谓征者，并非胡乱征之，乃欲推行宇内之条理也。推行其条理，即我国策也。”[6]

木户所谓的“国策”，也即要把征伐朝鲜作为确立日本“皇国之国体”，使之“万世不垂”和“在东海生辉的开始。”[7]而此时此刻，尚未发生朝鲜不肯受理对马藩国书之事。

在此期间，日本新政府将处理朝鲜问题交由外务省管理。于是，外务省派遣佐田白茅、森山茂等人前往朝鲜釜山进行实地侦察。

1870年3月，佐田白茅上书言称：

“呜呼，其摒却之〔指上述国书――本书注〕，是为朝鲜侮辱皇国也。皇国岂可不下皇使以问其罪乎？……君辱臣死，实乃不共戴天之寇也。必不可不伐之。不伐之，则皇威不立也，非臣子也。速下皇使一名，再选大将一名、少将三名，率领兵卒三十大队……不出五旬而虏其国王矣”。

“朝鲜仰正朔于清国……故天朝加兵之日，当遣使清国，说之所以伐之者，清国若是不听而且派出援兵，则可一并清国而伐之。朝鲜有太殷〔大院〕君者，国王之实父也。丙寅之年，朝鲜与法兰西战争之后，专握权柄，擅威福……厚税敛、蓄金谷，下民莫不怨焉。一旦举我三十大队，**彼之巢穴，则可土崩瓦解，一夫之太殷，七擒七纵，实为容易。”

他进而言称：

“以全皇国为一大城池，虾夷、吕宋、琉球、满清、朝鲜，皆皇国之藩屏也。虾夷之业，既已开拓，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琉球可垂手可得矣。所以朝鲜之不可不伐者大而有之。四年前法国攻朝鲜，取败刃，懊恨无限，必定不使朝鲜长久矣。再者，鲁〔俄〕国窥其动静，美国也有攻伐之志，皆垂涎于彼之金、谷耳。皇国若失此好机会而与之于匪人，则实失我唇，我齿必寒。故而，臣痛为皇国唱挞伐也。”“伐朝鲜，富国强兵之策，不可轻易以糜财蠹国论却之。现今，皇国实患兵之多，而不患兵之少……。一举屠朝鲜，则不仅大练我之兵制，且可使皇威辉于海外，焉能不神速伐之。”[8]

同样，森山茂也在建议中声称：“方今维新事业就绪，而四方不得志之士，英气郁勃，怀叹脾肉，窃望生变”，莫如“将彼等移植朝鲜半岛，可使将来之内乱转而向外，且可建立开拓国利于海外之基础，实为一举两得之策”，“我兵一旦登陆韩国，应先占庆尚、全罗二道之富源，施永久之策，定长住之法。……诚如是，则我国几万无职业之士族，可得以优其生业矣。”[9]

同年7月，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在《朝鲜论稿》中写道：

“皇国为绝海之一大孤岛，此后纵令有相应之兵备，但保全周围环海之地于万世，且与各国并立，皇张国威，乃是最大难事。朝鲜是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若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根本也。若使他人领先，则国事于此休矣。况近年来，各国也探察彼地之国情，频繁窥伺者不少。既如鲁西亚者，吞食满洲东北，其势欲吞朝鲜，皇国岂能有一日之轻疏，更何况列圣垂念之地耶。”[10]

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向欧美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在对外改约失败的情况下，考察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1873年5—7月间使节团成员分批回国。

是时，“征韩论”达到了**。其代表人物是留守政府的主脑西乡隆盛和政府参议板垣退助。1872年8月，西乡曾与外务卿副岛重臣等人合谋，将陆军中佐北村重赖、别府晋介派往朝鲜，并将外务省官员池上四郎、武市正韩派往中国东北，进行地理、风俗调查。1873年，又将陆军少佐桦山资纪、海军秘书儿玉利国派往台湾和中国南部从事调查，以“备有事之日”。西乡认为：“将冀希内乱之心，转移于外，乃是兴国之远略”，[11]在欧美列强“东渐”之际，与其坐以待毙，莫如进取朝鲜、台湾、库页岛等地，以奠定日本对外发展的基础。[12]

当时追随西乡隆盛、力主征讨朝鲜的桐野利秋，也毫不隐讳地说：“方今宇内为各国纷争，大小强弱相互吞并，甲起乙扑，互为盛衰之势”，“使我国与各国骈驰，独立于宇内，唯有航渡海外，战斗攻伐”，“现今英法普俄各国相峙，无暇及于支那、朝鲜、满洲，我日本宜在此时乘机跋涉于支那、朝鲜、满洲，掠而取之，以立侵入欧洲各国之基”。[13]

凡此种种，表明日本明治初年鼓噪“征韩论”的基本目的。一是要在经济上解决财政困难，将“征韩”作为“富国强兵之策”；二是要在政治上转移国内矛盾，使“窃望生变”和相互争斗之心转向国外；三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占据有利地位，以作为“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根本”。可见，近代日本的“征韩论”不仅具有现实利益，而且更有长远的战略目的。

1873年8月17日，日本政府在参议西乡隆盛的要求下，作出了将之作为使节，以便实施“征韩”的决定。然而，同年9月回国的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等人，则根据对欧美国家的考察和鉴于国内的形势，深感应该优先治理国内问题。于是，日本政府出现了所谓“征韩派”与“内治派”之争。

同年10月13日，大久保利通在其意见书中强调：“凡经略国家，保守疆土和人民，不可不深谋远虑。故而，进取退守，需见机而动，见其不可而止，有耻而忍，有义而不取，是为度其轻重，鉴其时势而有大期也”。进而，他列举了七条理由：（一）倘若对外构事，难保国内不发生变动；（二）对外构事必起外债，而有了外债则将“偿还无术”；（三）“猝然起兵”，将使国内“万事中止，前功尽废”；（四）“日耗财货、上下困顿”；（五）“今我与朝鲜交兵、鹬蚌相争，俄必为渔父；（六）英国也将借机以偿还债务为口实，“干预我国内政”；（七）日本同各国立约，并非对等，英法对我有如属国，而日本不以为耻，反倒“独咎朝鲜”，是为“忍大而不忍小”。[14]

当时的陆军大辅山县有朋认为：“过二、三年或许可能，如现在进行，则将引起极大之混乱。”时任海军卿的胜海舟也称：“海军在战术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一旦政府命令开战，只有辞去海军卿之职。”[15]也就是说，当时日本军界对“征韩”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在异议之下，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论”未能实施。

然而，“内治派”所反对的，并不是征伐朝鲜这一战略目标，而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内治派”虽然强调内治，但是“并没有舍弃侵略亚洲的意图。”[16]所以，两年后的1875年，以大久保利通为主导的日本政府挑起了“江华岛事件”，将“征韩论”变成了入侵朝鲜的事实。

注释

[1]见多田好问编修：《岩仓公实记》下卷，岩仓公旧绩保存会1927年再版，第8页。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页。

[2]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1册，第659、666页。

[3]见多田好问编修：《岩仓公实记》下卷，第8页。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2册，第692—693页。

[4]参阅《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32页。见多田好问编修：《岩仓公实记》下卷，第8页。

[5]见渡边几治郎：《日本战时外交史话》，千仓书房1937年版，第13页。所认日期，据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年表部分，第54页。

[6]见渡边几治郎：《日本战时外交史话》，第14页。所认日期，据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年表部分，第58页。

[7]见渡边几治郎：《日本战时外交史话》，第16页。

[8]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卷，第139—140页。

[9]见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册，第23—24页。

[1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卷，第149页。

[11]见渡边几治郎：《日本战时外交史话》，千仓书房1937年版，第27—30页。

[12]见渡边几治郎：《日本近世外交史》，千仓书房1938年版，第127—130页。

[13]见川崎三郎：《增订西南战史》，大和学艺图书会社1977年版，第21—22页。

[14]渡边几治郎：《日本近世外交史》，第127—130页。

[15]池井优著：《三订日本外交史概说》，庆应通讯株式会社1992年版，第55—56页。

[16]后藤靖：《士族叛乱研究》，青木书店1974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