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4月，日本政府派往朝鲜的外务少丞森山茂认为：只有对朝鲜施加军事压力，才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外务卿寺岛宗则采纳了这种意见，并经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的批准，与海军大辅川村纯义秘密确定了向朝鲜派遣军舰的决策。[1]于是，“云扬”号军舰于5月25日先行闯入釜山。随后，“第二丁卯”号也在6月12日以“演习”为名，在釜山展露炮口，实行军事恐吓。6月20日拂晓，“云扬”号军舰再次沿朝鲜东部海岸北上、进入永兴湾，后经迎日湾再次闯入釜山，“完成了第一次测量及示威活动”。

9月20日，“云扬”号第三次侵入朝鲜，并以寻求淡水为名，驶至汉江江口，直接威胁京城。当时，日舰只挂黄旗，没有日旗标志。朝鲜江华岛守军被迫对来历不明的军舰发炮，但因射程不足并未击中日舰，而“云扬”号却就此挂起日旗频频还击，并摧毁了江华岛炮台，进而占据了对面的永宗镇，使之化为火海。这就是日朝关系史上的“江华岛事件”。[2]

这一事件实际是日本政府蓄意制造的。特别是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等人，更是认为这是“从天而降的绝好口实”。为此，岩仓等立即会同陆、海军首脑，进行紧急磋商，准备出兵朝鲜。[3]同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派遣陆军中将、政府参议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副大臣，率领舰队前往朝鲜“谈判”。与此同时，则陈兵长崎，待机而动，并由外务卿会晤欧美公使，以求获得外交上的支持。

1876年2月10日，黑田一行抵达江华，并于次日开始交涉。黑田清隆不仅强词夺理，反诬朝鲜守军“不法”，而且将事先拟就的条约初稿强加给朝鲜。2月13日，双方进行第三次交涉时，黑田清隆更以“倘若失和，日本军民将大举入侵”相威胁，以致朝鲜政府于26日被迫接受了日方要求，按照日方草案，稍作改动后缔结了内含12条的所谓《日朝修好条规》（亦称《江华条约》）。

其中规定：

第一款 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

第四款 （前略）朝鲜国政府应在第五款所载之地开设两个港口，听准日本人民往来通商，在上述场所租借地面、营造房屋或租借朝鲜民宅，应任其各自随意。

第五款 在京圻、忠清、全罗、庆尚、咸镜五道之沿海，选择两个便于通商之港口后，应指定地名。开港日期应自日本明治九年〔1876年〕二月起……以二十个月为期。

第七款 朝鲜国之沿海岛屿岩礁……应准许日本国之航海者自由测量，审其位置深浅，编制图志……。

第八款 日本国政府可向朝鲜国指定口岸，根据时宜设置管理日本商民之官员，若有两国交涉事件，由该官员与该地方长官会商办理。

第十款 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指定之各口岸，若有犯罪，与朝鲜国人民交涉事件，应概由日本国官员审断，若有朝鲜国人民犯罪，与日本人民交涉事件，可均由朝鲜国官员查办，但双方应据本国律例裁判，丝毫不得庇护，以示公允。

第十一款 两国……另立通商章程，以利两国商民。[4]

《江华条约》的签订，是近代日本政府效仿欧美，迫使朝鲜对外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政府实现了多年企图染指朝鲜的欲望，并确立了侵略渗透的基础。其中所谓“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并不是要确认朝鲜的独立自主，而是意在否定中国对朝鲜的传统地位，并为日后进一步扩张埋下伏笔。其他诸如自由测量朝鲜沿海岛屿、编制图志，以及单方面向朝鲜派驻官员，依照日本法律裁判犯罪事件等等，则是对朝鲜主权的侵犯。

同年8月24日，日本政府又与朝鲜政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附录》和《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议定各港贸易规则》，进一步从朝鲜获取了“可用日本国各种货币交换朝鲜国人民之所有物品……得在朝鲜国指定的各口岸内相互通用”，以及日本政府所属船只不纳港税，可在朝鲜各港输出、输入稻米和杂粮等特权。[5]

这实际是近代日本掠取朝鲜黄金和粮食的肇始。同年9月，日本政府又通过“有关芟除朝鲜宿弊”的公函，单方面宣布“我国人民向贵国输送之各种物品，在我海关不课输出税，贵国向我内地输入之物产，在数年间也不课输入税”，[6]迫使朝鲜接受无税贸易，为扩大对朝鲜的经济掠夺打下了基础。

注释

[1]参阅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研究》，宗高书房1972年版，第372页。

[2]以上行文，参阅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上，宗高书房1972年版，第372—397页。

[3]参阅申国柱：《朝鲜的开国》，见〔日〕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幕末维新时代》，理想社1960年版，第130页。

[4]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72年第三版，第65—66页。

[5]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67—69页。

[6]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