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究竟处于什么社会发展阶段，直接关系到甲午战争的性质。为此，本文试首先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阐释。

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十九世纪以来，亚洲各国普遍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是被迫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变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要么是被迫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的状态。而当时同样面临着民族危机的日本，从1868年开始却发生了逐步改变社会性质的“明治维新”。

那么，日本是怎样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又有哪些特征呢？

中外学界公认，1868年日本明治新政权的建立，是日本走上近代化的起点。但是，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政权的建立，并不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或结果，而是当时以“西南强藩”（如九州的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下级封建武士和部分宫廷贵族为主导的，利用日本内外交困的形势，取代德川幕府的政治统治。这一点对日本近代社会的影响很大，以致成为后来日本资本主义受到“混浊”和“歪曲”的主要原因。[8]

比如，明治初年，可以称作是新政权施政纲领的《五条誓文》中，虽有“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但它并不是基于资产阶级的“主权在民”，而不过是“兴列侯会议……”的变种。又如其中的“求知识于世界”云云，纵有求新的味道，但落脚点仍是“大振皇基”。[9]至于明治初年连续颁布的内外文告，除了有意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成分而外，也多是突出或强调“朕即国家”的观念，要求各藩及其臣民“佐朕之不逮，同心协力，各尽其分”。[10]或朕欲继承“列祖伟业”、“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等等。[11]此外，施于民众的“五榜告示”，更是首先强调“为人者应正五伦之道”。他如禁止民众结党、“强评”等等，[12]也与旧幕时代无异。时至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仍是贯彻“君权神授”的所谓“不磨大典”。按照当年伊藤博文的说法，起草宪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皇室“独”为国家的“机轴”。[13]因此，宪法宣布：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始之”（第一条）；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

“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第四条）；

“天皇由帝国议会协赞行使立法权”（笫五条）；

“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令其开会、闭会和休会，以及解散众议院”（第七条）；

“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一条）；

“天皇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第十三条）

……[14]

如此等等，以非常的大法明确了非常的权利。一部偌大的日本宪法，俨然是天皇的无限权利法。可见，明治政权下的日本，封建色彩极浓、极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学者多将天皇制政权视为“绝对主义王权”，并非言过其实。

与此同时，明治政权又把军国主义作为基本国策之一。1880—1893年间，日本政府为扩充陆海军的军费开支及其在历年岁出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如下：[15]

特别是1885年以后，日本的军费开支始终多达历年岁出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因此，日本又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国家。

然而，明治政权下的日本，又确实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过程，是从1871—1873年间，以政府主要成员外出考察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物质文明开始的。1871年11月，日本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参议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等人为首的大规模的“使节团”。“使节团”原订有两项基本任务：一是试想对欧美列强修改幕府末年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二是“采摘”欧美各国现行的“诸种方法”。天皇在“勅令”中要求随行人员“亲自观察本省紧要事务目前在文明最盛的国家内实施的情况，究其方法以施于内地”。[16]后来，“使节团”在修改条约无望的情况下，便专门考察欧美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物质文明。他们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冒寒暑、究远迩”。从美国开始，顺次走遍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普鲁士、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十二个国家，历时长达一年半之久。

这次出访，在日本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它不仅人数多、规模大，出动了当时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而且对日本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通过这次出访，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切身地了解到什么是欧美的社会制度以及物质文明。“使节团”的成员每到一地，不仅“跋涉于穷乡僻壤，采访于田野农牧”，而且“观察城市工艺、了解市场贸易”，[17]实可谓历尽艰辛、无所不至、无所不访。从而获得了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新知识。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煤铁致富的实况，以及面积不如日本九州的比利时的“营业之力”，更使这些目击西方社会的日本人感到瞠目和惊叹。以致木户孝允言称：“我国今日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18]这种深刻的思想变化，使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产生了急起直追的强烈愿望。其二，这次出访，使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找到了日本应该仿效的目标。使团回国后，仅是各省派出的“理事官”的报告便多达四十一册，而整个使团的报告，更是洋洋万言、汇集为一百卷的《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其中不仅详细记载了西方各国的政治、社会、经济，而且详细记载了各国的军事、文化、教育，乃至风俗人情、社会福利和宗教信仰等等，从而为日本政府后来的施政方针提供了依据。其三，这次出访，使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选择了“内治”为先的战略方针，压抑了以士族代表西乡隆盛为主的“征韩派”，[19]并重新组合了以大久保利通为核心的权力结构。此后，资本主义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振兴贸易”等等，才切实地盛行起来，从而使“明治日本的起步真正进入了轨道”。[20]

然而，由于日本国内政治上的特征，加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国际形势，又不准许日本按照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常规行事，以及日本内外政策的需要等等，因而又造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

一，政府自上而下地扶植和保护资本主义的成长，并与特权“政商”相勾结，使日本较早地出现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优势的“财阀”势力。由于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自始就是在天皇制政权的扶植和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自上而下地发展资本主义”。从1873年大久保利通提出“殖产兴业”，中经“振兴海外贸易”以及颁布《官营工矿企业处理概则》等等，都带有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扶植和保护特权私人资本成长的性质。如1880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官营工矿企业处理概则》。这项经济政策，实际等于将国家兴办的工矿企业（除军事工业外），无偿地或廉价地转让给私人资本。其中，如阿仁铜矿，政府开发投资为一百六十余万日元，1885年处理时尚有二十五万日元的生产设备和八万日元以上的库存物资。但是，和政府关系密切的“政商”古河市兵卫，当时却仅仅支付了一万日元的现金，而其余的则是作价二十四万日元、以无息的优惠条件分十年偿还。又如小坂银矿，政府开发投资为五十四万日元以上，但也仅仅以二十万日元的生产设备和七万日元的库存物资作价售给了久原庄三郎。再如长崎造船厂，政府投资六十二万日元，出售时（1887年）虽然定价五十四万日元，但三菱后来实际只是交付了九万日元的现款。而政府投资三十一万日元的富冈丝厂，1893年时也仅以十二万元的代价卖给了三井。[21]

凡此种种，壮大了私人资本的实力，促进了商业高利贷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据统计，1889年日本所得收入最高的一百零四户中，除了原有的旧藩主、旧公卿之外，就是上述政府经济政策的受益者。[22]此外，也正是由于天皇制政权的扶植和保护，日本较早地出现了与政府关系密切，乃至溶为一体的所谓“财阀”，即垄断资本集团。其中，如三菱集团便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例。1873年，岩崎弥太郎创办“三菱商会”时，家当不过是旧土佐藩的几条旧船，但因在1874年为日本政府出兵台湾效力，所以格外得到天皇制政权的青睐。1875年，日本政府将所属的13只船无偿地转给了三菱，并从1875—1883年，连续支付补助金、贷款和船费，合计在八百万日元以上，而其中有三百九十万是无偿的。这不仅奠定了三菱财阀的基础，而且使三菱与日本政府的军政战略达到了一致性。

二，军事工业占据优势。日本政府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方针下，首先着力经营的，就是从旧幕府和各藩接管的兵工厂，并将军事工业作为产业的“核心”。在处理官办矿企业中，纯粹的军事工业保留不动。因此，日本的军事工业无论在规模和发展速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一般民营企业。据1892年统计，十四家官办工厂拥有动力二千四百一十八马力，平均每家占有一百七十二点七马力，而同年日本总数二千九百一十七家工厂，包括人力、水力在内，平均却只拥有一马力。[23]又如1889—1907年间，民营工厂工人増长速度为二点九倍，而同期内陆军工厂则增长二十一倍，海军工厂增长十一倍。[24]

这些情况表明，日本资本主义自始就带有军事性。军事工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优势，是日本政府推行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政策的重要基础。从整体上说，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是后进的，但其枪炮弹药的生产却是先进的。

三，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农村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并存。本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应取代封建的生产关系。但是，日本却保留并扩大了农村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明治政权的建立，并不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而幕府末期的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没有达到不突破封建的生产关系便不能发展的程度。所谓的私人资本，基本上停滞在商业高利贷资本的阶段。这一点也就先天地决定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特别是明治政权本身，更是以最大的地主集团——皇室为核心的。因此，尽管这个政权可以被迫地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发展本国的近代工业，但却不能不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比如1873年开始推行的“地租改革”，[25]虽然在将实物地租改为按土地价格征收货币地税上，具有强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但是这项改革并不限制地主对佃农的实物剥削。而小农“不但依然被课以封建性的重税，并且由于现金地税制的结果，又使他们的生产物从属于货币价格，受商业资本的无耻剥削”。[26]以致广大的贫雇农不得不继续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与此同时，日本全国的佃耕地却从1873年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三，逐步上升为占1892年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以上。[27]

在此期间，明治政权又极力从政治上维护和扩大新兴地主的势力。如1878年实施的《府县会规则》，其中便明文规定：平均拥有一点五八町步（面积单位、每町步为九十九点一五公亩）以上的土地所有者，才能被选为府县会议员。至1890年，日本政府又规定：“大地主得以互选町村应选议员定额的三分之一”。[28]这就是说，只有地主阶级才能当选为地方议员，而他们又可以不经过有限制的选举就保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因此，从1890年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开始，三百名议员中就有一百二十九人为“农业者”。此后，地主阶级的代表一直占据议会的半数左右。此外，由于贵族院也有半数是大地主，以致“带有土臭的地主与旧公卿、大名，以及散发着铜臭的新兴财阀资本家相并列，成了天皇制国家统治阶级的一翼”。[29]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实际正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农村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城乡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相互结托、并存，两者共同构成了日本天皇制政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支柱。

此外，还可以举出日本资本主义的一些特征，如工业发展的“跛行性”、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存，乃至工场手工业的大量存在、工人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并深受封建意识的束缚等等。

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基本上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民间轻工业为主体的近代工业国家的基础。1892年，雇用二十名工人以上的工厂，已占据全部工厂总数的一半。1893年，日本工矿企业和水陆运输业资本，合计占各行业总资本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此外，长期作为政府财政主要来源的地税，也从1873年占据全部税收的百分之九十八点四逐步下降到只占1894年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二。[30]

总之，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是个军事封建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1894年甲午战争的性质，即军事封建的资本主义日本，在国际列强以亚洲为侵略重点的形势下，对业已陷入半殖民地的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说，在认识近代日本的军事性上是妥当的，但在全面判定甲午战争的性质上则有所不足；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说，则过高地估计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因为甲午战争的胜利才是日本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化的又一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