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各个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世纪……相反地，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和国家的界限”，“每个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需要‘寻求国外市场’。”[31]日本也不例外。事实上，在其步入资本主义、着手发展近代企业的同时，便已经提出了国外市场问题。比如1874年大久保利通在提出“殖产兴业”时，便特别以英国为例，说其虽属小国，但君臣合力，制订前古未有之航海法，占宇内漕运之利，以大振国内工业，却是日本应该引为“规范”的。[32]第二年，大久保利通又专门以“振兴海外贸易”为题，提出了政策性的意见。他主张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同时，应积极“开拓海外直接销售的基础”，甚至主张不惜以国家的力量，扶植大商巨贾，予以相当的资金，以“发展商业、疏通和扩大销路”。[33]与此同时，那些早期便和新政权关系密切的特权“政商”，也有如此要求。其中，如“大仓组商会”（大仓财阀的前身）的创始人大仓喜八郎，早在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期间，便要求“在琅峤获得十万坪的租借地”，以发展日本的对外贸易。[34]

显然，日本资本主义一起步便开始要求获得海外市场。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对外缔结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急于打开朝鲜“闭关自守”的门户，要求开辟元山和仁川两港作为“通商口岸”，一方面是为了掠取朝鲜的黄金和大米，同时也是为了占有相应的市场。此后，寻求海外市场，则成了日本政府一大战略目标。如1879年，日本政府专门设立横滨正金银行，目的正是在于提供对外贸易资金，以扩大海外市场。至于“三井物产公司”（三井财阀的前身企业）在政府的资助下，先后在海外开设支店，以及“三菱邮船公司”（三菱财阀的前身）收买英国轮船公司从日本至上海的航线、设备等等，就更是与寻求海外市场息息相关。由此可见，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讲，并不存在首先满足国内市场，而后转向海外的顺序问题，因为资本家的生产是以最大限度的利润为转移的。

特别是日本的资本主义，由于它的后进性，以及国内市场狭窄、资源贫乏等等，因此陷入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和朝鲜，就更成了它掠夺的对象。日本资本主义不仅需求中国和朝鲜的原料，而且需求在中国和朝鲜开辟广阔的市场。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正是日本资本主义工业迅速成长的时期。如1883年由特权政商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益田孝等人筹办的大阪纺织厂，建立初期便拥有二十五万日元的资本，雇用三百余名工人，纱锭在一万五千枚以上。随后在1886—1890年间，又连续兴起了二十余家与大阪纺织厂规模类似的近代化大企业。因此，获得海外原料和市场的要求更为强烈。

1885年，日本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朝鲜问题。其间，伊藤博文便曾公然表示：“日本对朝鲜的主张是经济性的……并不要求任何法律权力。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衣食之需，打算利用朝鲜作为补给国内米产不足的一个最好的资源，并作为日本子孙后代寻求职业最近便的场所。”[35]这是一份很妙的自白。其中所谓日本“并不要求任何法律权力”，与日本的对朝关系不符，而且是自欺欺人之谈。但是，伊藤博文所说的要把朝鲜作为补给“资源”和日本子孙后代“寻求职业”的“场所”，却如实地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国内大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

同样，日本大阪纺织厂的创始人涩泽荣一，1887年也有在上海投资设厂的计划，以便就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掠夺原料和占有相应的国际市场。当时的驻华公使盐田三郎也曾提出，“最好的办法是仿效其他外国人的作法，不管道台的反对，迅速安装机器，着手发展实业。”[36]此种设想虽然一时未能实现，但三井物产还是在1888年和英国怡和洋行、美国旗昌洋行合资，在上海开设了棉纺厂。此外，日本的棉纺业资本早就要求废除棉纱出口税和棉花进口税，以扩大资本主义企业和产品的销路。及至1889年，日本纺织联合会理事井上甚太郎，则进一步在《棉业论》中强调，为了日本纺纱业的稳定发展，“必须谋求在势力范围内的原料来源”，不然的话，“我国的纺纱和机制业的向背，则不仅要受原料产地的支配”，而且一旦原料国家“生衅”，便有“造成事业中断或至少造成异常恐慌”的危险。[37]井上在论中还指出，中国的华南、台湾以及朝鲜南部正是适合种植棉花的地区。不言而喻，井上甚太郎的观点，不仅反映了日本产业资本对海外原料来源的追求，而且表达了日本大资产阶级急于将中国和朝鲜的某些地区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欲望。

1890年，日本的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则在政府的《施政方针》中，公开地表示：日本不仅要保护国家的主权线，而且还必须“保护利益线”。什么是“利益线”呢？即所谓凡是和日本国家的疆域即主权线“有密切关系的区域是也”。[38]按照山县有朋的说法，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实在朝鲜”。[39]按照这样的《施政方针》，日本势必“得陇望蜀”，将周围邻近的弱小国家（中国与朝鲜）纳入日本的“保护”之下。山县内阁的《施政方针》，标志着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成熟了，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日本政府的军政战略与大资产阶级的要求是互为表里、一脉贯通的。

那么，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无必然的联系呢？对此，本文认为是肯定的。

第1表 1877—1882年日韩贸易统计表（单位：日元）

第2表 1877—1882年朝鲜对日本的输出品分类统计表（单位：日元）

其一，日本资本主义对朝鲜的关系，孕育了战争的必然性。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对外缔结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后，完全垄断了朝鲜市场。详见1、2两表。[40]

从表中可以看出，1882年以前，日本对朝进出口总额增长很快，1881年为1877年7月至次年6月的十一倍。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出，日本从朝鲜的进口，主要是大米、黄金、皮革和豆类。而日本的对朝出口，则主要是转手贩卖“外国品”，本国产品不过占历年对朝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一点七。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对朝鲜原料的掠夺，同时也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但是，1882年以后，日本对朝进出口情况发生了明显地变化。见下3、4表：[41]

第3表 1885—1892年日本对朝出口中内外商品比较表（单位：日元）

第4表 1885—1892年日中两国对朝出口额比较表（单位：墨西哥银元）百分比

可见，日本对朝出口的本国产品逐年増多。1885年占据对朝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一，至1892年则占据百分之八十七的比重。这种情况的变化，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的成长，同时也意味着朝鲜是日本出口的主要对象。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明显的变化，即日本对朝进出口的垄断局面，逐步受到了中国商人的竞争。1885年，中国商人对朝出口额占据同年朝鲜进口额的百分之十九，日本占百分之八十一；1888年，中国商人占百分之二十八，日本占百分之七十二；至1893年，中国商人占百分之四十五，日本占百分之五十五。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商人利用陆路之便对朝鲜的转手贸易，并没有取代日本对朝鲜的进出口。但是，上述趋势的变化对于业已形成的日本资本主义来讲，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用日本驻釜山代理总领事的话说，日本的对朝贸易遇到了“可怕的劲敌”。[42]而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改进党的岛田三郎，则在1893年就解决朝鲜禁止粮食出口问题而公开扬言：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只能“列为属国”。进而，他又言称，朝鲜问题实际是由谁来“占有”的问题，现今日本政府应该“强行再强行”，已不是谈谈“区区道理的时候”了。[43]言外之意，即日本应该“强行”占有朝鲜。至于当时的《东洋经济杂志》，讲得就更为露骨。它说，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诉诸干戈”。如果中国加以干涉，那就“在天津也投掷一弹”。可见，仅就日本对朝鲜的经济掠夺而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只靠一般手段，不足以维持垄断局面，也不足以照旧对朝鲜进行掠夺的阶段。因此，“诉诸干戈”，或者像《自由党党报》所说的那样，日本“要在朝鲜占有兵略、政略和商略上的重大权力”，[44]则到了不可避免的阶段。

其二，从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的对华关系来看，战争也成了日本扩大海外市场和确保对朝权益的必要手段。早在1870年，日本外务省曾在《四项外交急务》中，就把中国喻为“昔时汉土六国之势……处于三川两周之地位，势成宇内必争之地”。[45]为此，从所谓“宇内经略之远图”的战略出发，要求与中国立约，“均沾”各国在华权益。但是，1871年的中日首次立约，日本并没有达到“均沾”列强在华权益的目的。换句话说，日本并没有挤入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的体系之中。因此，当时的日本政府便耿耿于怀，甚至有企图废约之念。尔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打开中国市场以及掠取中国的原料，就更加成为迫切问题。1892年，日本对华出口总额（包括对香港出口在内）已达到一千九百六十五万日元，占日本同年对外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比1884年大约增长了两倍。但是，日本的对华贸易几乎全部由中国商人所控制，日本从事对华出口的，还仅限于三井物产公司在上海、天津开设分店的程度。[46]这和欧美国家是不能相比的，而对于日本的产业资本和贸易运输业的资本来讲，无论如何也是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再以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最快的棉纺业来看，从1887年开始，五年间生产规模扩大了四倍，生产量提高了八倍。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棉纺业的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可以和英国竞争的程度，但是却因为需要缴纳棉纱出口税和棉花进口税，以致日本的棉纱在上海的市场上反而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日本资本主义为了向中国扩张，也必须借助于暴力来首先解决日本所处的不利地位。与此同时，自从日本迫使朝鲜开国，虽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了种种侵略特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总有中国清政府为了维持对朝传统势力的影响。比如1882年，日本原想利用朝鲜同年发生的反日暴动（“壬午事变”）迫使朝鲜“割让巨济岛或郁陵岛”。[47]但因中国清政府的出兵干涉而没有得逞。特别是由于当年中朝陆路贸易章程的签订，中国商人也把商业的触角伸入朝鲜，从而更加妨碍了日本资本主义对朝鲜的经济掠夺和对朝出口的垄断局面。因此，1885年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全面占有朝鲜，便已经开始将军政战略的重点对准中国。恰如日本军界要人山县有朋在1888年所说的那样，无论从东洋的形势和日本的外交政略来讲，“若要伸张我国国权、保护我国国利，使我国国威光耀海外，受万邦尊重，除了兵力之外有何可恃？”[48]可见，无论从山县有朋所说的“伸张国权”还是“保护国利”来讲，诉诸战争都已成为日本政府早就选定的手段。

其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具备了对华进行侵略战争的物质条件。如前所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大体上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的经济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日本逐步完成了对华战争的准备工作。1893年，日本陆军已拥有七个野战师团，十二万人的兵力，若加上十多万人的后备兵员，战时则可调动二十三万人。与此同时，海军也以击沉中国北洋水师的主力舰为目标，完成了扩建计划。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海军已拥有三十一艘军舰、二十四艘水雷艇。从数量上大体与当时中国清政府的海军力量相当，但因速度的提高和炮火的改进，在实力上又优于当时中国的北洋水师。而值得注意的是，又正是日本的大资产阶级支撑了这场战争。当年日本政府为了对华战争而筹集的二亿二千五百万日元的临时军事费用中，有一亿一千七百万日元即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是通过涩泽荣一等“资产家和财产家”们，以军事公债的形式提供的。[49]这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像“大仓组商会”那样的特权大资产阶级，在甲午战争中就更是付出了众多的财力和物力。据称：“在日清战争前后，大仓组的活动是异常的。实际上，日本陆军之所以能够做出预想的行动，就是因为有大仓组的巨大力量”。[50]它不仅承担了日本陆军工兵所无力完成的军事工程，而且在军事上也“付出了许多世间所不知道的苦心”。[51]从这个意义上讲，1894年的甲午战争，实际是日本大资产阶级的战争。他们不仅出钱、出力，而且直接参与了这场侵略战争。

其四，甲午战争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成了划分又一阶段的标志。日本通过这场侵略战争不仅变成了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而且极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先以具有综合性的银行业为例，1893年，一百日元资本的纯利全日本平均为十六点五七日元，但1895年则增长为二十点五八日元，至1896年进一步增长为二十七点九三日元。[52]也就是说，一场侵略战争使以银行业为代表的各种资产者，普遍增长了至少百分之二十四的利润。可见，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在日本民众和被侵略者的鲜血之上发展起来的。1894年日本工业公司为七百七十八家，但1897年则迅速增长为一千八百八十一家。两者相较，激增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与此同时，日本对“亚洲”国家的出口额也迅速增长。1898—1902年间，日本对上述地区的出口已占据对外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二二。[53]特别是以棉纺和丝织业为代表的产业，更是一举霸占或扩大了在朝鲜和中国的市场。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驻元山的领事馆便向国内报告：“日清开战以来，中国商人从本地撤离。不只是丝绸方面，其他曾为中国商人所经营者，也一举转移到我手……九月份以后，日韩贸易在统计表上显著上升。”日本驻仁川的领事馆也报告说：“今年秋季以后，〔朝鲜〕输入的丝绸都是我国商人经营，年内……合计二十万九千三百六十一匹中，我国商人输入十八万余匹。”这些情况进一步证明了甲午战争已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日本资本主义不仅具备了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实力，而且通过侵略战争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此外，据日本棉纺联合会统计，1897年日本对华出口的棉纱（包括香港）为三千九百六十二万余斤，按价值计算为1892年对华出口八千日元的一千五百八十三点七五倍，占据当年日本对外出口棉纱的百分之九十五；同年，日本对华出口的棉布为一百零一万余匹（约合一万多码），价值约占当年日本棉布出口额的百分之四十，而同时对朝出口的棉布则占当年日本出口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54]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以后，朝鲜和中国成了日本棉纱、棉布的主要市场。恰如涩泽荣一所说的，由于甲午战争，使日本“业已达到百万纱锭，而且正在发展的纺织公司和各种产品，一齐涌入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55]

因此，归根结底，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战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基督教牧师……所认为的‘罪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阶段。”[56]这也是本文对甲午战争和日本资本主义关系的结论。

注释

[1]详见戚其章：《三十年来甲午战争史研究概况及争论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2]见《论集·日本历史》，第11卷，有精堂1975年版，第337页解说。

[3]中塚明：《日清战争之研究》，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91页。该书是日本学界六十年代研究的代表作。

[4]山边健太郎：《日韩合并小史》，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116页。

[5]远山茂树：《日本近代史》，第1卷，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206页。

[6]持这种见解的，有日本军事史专家松下芳男，见其著作《近代的残年·日清战争》。

[7]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一）》，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8页。

[8]参阅田名纲宏：《新日本史之研究》，旺文社1964年版，第291页。

[9]《五条誓文》为1868年4月6日（庆应四年三月十四）以天皇率领百官向天地神明宣誓的形式颁布的。内容为：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议；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见大久保利谦等编：《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50—51页。

[10]《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465页。

[11]《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557页。

[12]即1868年新政权在宣布五条誓文的同时颁布的五种告示，引文见大久保利谦等编，前引书，第53页。

[13]1888年6月18日，伊藤博文在制宪会议上的演说，见《近代史史料》第238—239页。

[14]引文见田名纲宏：《新日本史研究》第310页所收史料70。

[15]据杉田一次：《近代日本的政战略》，原书房1978年版，第118页。

[16]《大使全书》，第23号，见大久保科谦：《岩仓使节研究》，宗高书房1976年版，第200页。

[17]《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1卷，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1页。

[18]《木户孝允文书》，第4卷，第319页。见后藤靖：《士族叛乱之研究》，青木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19]日本明治初年的“征韩论”，具有多种背景。其一，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前资本主义政策的延续。详见拙文《日本明治初年的“征韩论”》，载《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0]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研究》，第87页。

[21]参阅山口和雄：《日本经济史讲义》，第131页。

[22]参阅大桥隆宪：《日本的阶级构成》，第18—19页。

[23]见下中邦彦编：《日本史料集成》，第522页。

[24]据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发展史》，第115—116页。又，丰田四郎：《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上，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270页第29表a。

[25]“地租改革”往往被译为“地税改革”。按改革条例的内容看，是将原来的实物地租改由货币交纳地租，因此译为“地租改革”为宜。

[26]《野吕荣太郎全集》上，新日本出版社1965年版，第204页。

[27]据大桥隆宪：《日本的阶级构成》，第38页；森喜一：《日本工人阶级状况史》《劳动者的生活》等。

[28]见平野义太郞：《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岩波书店1964年版，第300页。

[29]井上清等：《日本农民运动史》中译本，第56页。

[30]据山口和雄：《明治十年代的工厂生产》（载《经济学研究》第四期），见《日本史料集成》第521—522页；又《近代史史料》第291页第290表及田名纲宏：《新日本史之研究》第298页表。

[31]《列宁选集》，第1卷，第187页。

[32]《大久保利通文书》，见大久保利谦等编：《近代史史料》，第117页。

[33]《大久保利通文书》，见大久保利谦等编：《近代史史料》，第124—126页。

[34]见大仓财阀研究会：《大仓财阀研究》，近藤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35]有贺长雄：《日本人治日本》，见〔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第406页；〔加〕诺曼：《日本维新史》中译本，第202页。

[36]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岩波书店1974年第二版，第21页。

[37]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23页。

[38]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7年版，第203页。

[39]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97页。

[40]见彭泽周：《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之研究》，塙书房1969年版，第283—289页。

[41]见彭泽周：《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之研究》，第298—305页。

[42]《大久保利通文书》，见大久保利谦等编：《近代史史料》，第192页。

[43]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24页。

[44]见依田熹家：《战前的日本与中国》，三省堂1976年版，第25页。

[45]《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192页。

[46]请参阅拙文《1871年中日立约分析》，《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47]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21页。

[48]见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上卷，宗高书房1972年版，第795页。

[49]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85页。

[50]见楫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1，第206页。

[51]见《大仓财阀之研究》，第129页。

[52]见《大仓财阀之研究》，第130页。

[53]参阅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第129页。

[54]据大久保利谦等：《近代史史料》，第290—291、302—303页。

[55]日本外务省：《通商汇纂》，见稻田正次编：《明治国家形成过程之研究》，第440、435、444—445页。

[56]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7章第3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