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以发达的农业经济、完备的封建体制和先进的文化影响着周边国家，从而在东亚地区形成以中国为主体的“华夷秩序”。而处于这一秩序边缘的日本，欲实现其“光耀国威于海外”的战略目标，则必然要面临着如何处理对华关系问题。

1870年5月（旧历四月），日本外务省在《对朝政策三条》的呈文中，列举了三种对朝方案：一是断绝与朝鲜的一切往来，“国力充实之后，再行处置”；二是遣使率兵赴朝，兴师问罪，并就势迫定条约，不然则动用干戈；三是先向中国遣使，缔结条约，取得与中国“比肩同等之格”，然后迫使朝鲜就范。

其中第三条称：“朝鲜服从支那，唯受其正朔节度。因而先对支那派遣皇使，达成通信条约等程序，其归途至朝鲜王京，在皇国与支那确定比肩同等之格后，朝鲜必然位低一等而用礼典……。万一犹有不服，则再行论及和战，远同清国达成通信，则不易发生壬辰之役〔也即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明军援助朝鲜之事，可谓远交近攻之理也。与朝鲜交际相比，与支那达成通信虽非急务，但从怀抚朝鲜而论，乃是最急之程序。”[1]

同年6月24日（旧历五月二十四日），日本外务省在答复太政官咨询的呈文中，再次言称：“朝鲜乃列圣垂念之地。其后，历经多少星霜，旧幕以来，为互通聘问之国。四五年前，与法国美国也曾开启隙端。如若外国首着先鞭，则唇亡齿寒之不少，无论如何都要从此处着手。”

进而，该项呈文就“支那问题”写道：“近倾宇内形势一变，今非昔比，隔海咫尺之地，无诏使往来，也非经略之远图。……若将印度和中国比作昔时汉土六国之势，则可谓处于楚魏之郊，西有都儿格〔土耳其〕，东即皇国，处于三川两周之地位，势成宇内必争之地。无论从国内政务抑或外交之道而言，也应予以特别注意。富强之基础，自不待言，更不能无有宇内经略之远图”。[2]

也就是说，为了染指朝鲜，日本政府需要取得与清政府的对等地位；而同中国打交道，又是为了实现其将来“宇内经略之远图”。

1870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派遣使节来华议立条约。同年9月，日本使节柳原前光一行抵达天津，向直隶总督李鸿章递交公函。内称：

“方今文明之化大开，交际之道日盛……况邻近如贵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而唯有商舶往来，未偿修交际之礼，不亦一大阙典也乎。……兹经奏准，特遣从四位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预先商议通信事宜，以为他日我公使与贵国订立和亲条约之地”。[3]

对此，清政府担心日本在条约中援引欧美各国对华立约条款，曾以“大信不约”为由加以拒绝。但柳原前光声称：“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4]同时又会见前任直隶总督（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言称“当今欧洲诸国势力，方以压力加诸中日两国之际，两国迫于形势，实有迅速同心协力之必要”等等，[5]隐瞒了来华立约的真实目的。

清政府在柳原前光的游说之下，终于在同年10月同意与日本政府议立条约。

1871年6月，日本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特使、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华，进行立约谈判。李鸿章认为，日方条约方案抄袭“普鲁士和美国的立约方案，事事援照西例”，[6]企图均沾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因此，不同意按照日方要求立约。后经反复交涉，同年9月13日，双方签订了《大清国大日本修好条规》及三十三条《通商章程》。

《大清国大日本修好条规》共计十八条，其中规定：

“此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弥敦和谊，应与天壤共无穷。又，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第一条）。

“两国既已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有他国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应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第二条）。

“两国政事、禁令各有异同。其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不得请行禁止之事，至其禁令，相互援助，各谕商民，不得**当地之人稍有侵犯”（第三条）。

“两国开港场所，彼此各设理事官，管理本国商民。凡涉及家财产业公事诉讼事件，概由理事官裁判，各按本国律例查办。两国商民相互诉讼……应与地方官交涉，双方出庭，公平判断……。”[7]

中日首次签订的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基本上是对等的。也即没有按照“西人成例，一体定约”，没有写入最惠国条款。但是含有双边享有领事裁判权、互相承认协定关税等。

然而，这一条约未能达到日本政府的最初目的。特别是有关两国商民在开港场所，不得携带刀剑，违者惩办没收，以及西方国家的驻日公使认为第二条显系中日结盟等等，因此1872年3月，柳原前光第三次来华，要求修改条约。对此，清政府态度坚决，日本政府未能实现改订的目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国家认为第二条显系中日结盟，乃是虚构。而日本政府要求准许日本国“商民”在开港场所携带刀剑，则是有意维系特权。因为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武士阶层拥有携带刀剑，乃至对农民百姓“格杀勿论”的特权。

1873年4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交换条约批准书，30日与李鸿章交换完毕。

是时，日本政府正准备占有琉球、征讨朝鲜。因而，副岛种臣完成换约使命之后，专门指派柳原前光拜访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探听虚实。他在致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信中写道：

“关于台湾‘生蕃’处理事件，本月二十日遣柳原大丞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谈判。清朝大臣答称：‘吐蕃之地，为政教禁令所不及，为化外之民’。彼此再无异词，顺利结束。又问清政府，政权是否及于朝鲜。确答：‘只要循守册封贡献例行礼节，此外，更于国政无关’。因上述奉命任务业已完成，将于来月四、五日从当地启程〔归朝〕”[8]

事实证明，这是别有用心的外交手段。日本学者也称：“1871年，副岛种臣就任外务卿后，日本的对韩外交变得更为积极……。副岛具有将台湾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进而将朝鲜也置于日本的势力之下，以半月形封锁清国，并防范俄国入侵亚洲的构想。副岛自身作为全权大使前往清国（1873年），在批准日清条约的同时，目的还要解决台湾、琉球和朝鲜问题。”[9]

副岛种臣在信中所说的“台湾‘生蕃’处理事件”，是指如何处理台湾土著杀害琉球漂流民问题。

1871年12月19日（旧历十一月八日），琉球国漂流船民在台湾土著地区被杀害。1872年4月2日（旧历二月二十五日），福州地方官将此事报告北京，4月见诸京城报端。当时，为了要求改约而第三次来华的柳原前光，立即将此事报给日本外务省。稍后，出使琉球的鹿儿岛县吏也将此事报告给县厅。同年8月31日（旧历七月二十八日），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率先上书，请求“出师问罪”。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确定生蕃是否属于清国版图，实为先决问题”。[10]于是，副岛种臣来华换约之际，日本天皇特别授意：“朕闻台湾岛生番数次屠杀我国人民，若弃之不问，后患何极。今委尔种臣全权……前往伸理，以副朕之保民之意。”

进而，又下达敕语：

“清国政府若以政权之不及，不以其为所属之地，不接受这一谈判时，则当任从朕作处置。清国政府若以台湾全岛为其属地，左右推托其事，不接受有关谈判时，应辩明清国政府失政情况，且论责生番无道暴逆之罪，如其不服，此后处置则当依任朕意”。[11]

此种敕语，已经有违日清修好条规的精神。特别是所谓“如其不服，此后处置则当依任朕意”，更是无视中国主权。

1873年6月21日，副岛自行确认了所谓台湾土著乃是“化外之地”。于是，启程归国。此后，副岛种臣虽因日本政府的内部之争，未能参与入侵台湾，但其参与策划的“征台事宜”，却和“征韩论”一样，通过所谓的“内治派”实施了。

1874年1月，日本政府主要成员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岩仓具视（右大臣），鉴于国内形势和要“在海外发扬国威的意义”，一致认为“对（台湾）生藩兴问罪之师，实为必要”。[12]于是，责成政府参议、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和大藏卿大隈重信负责此事的调查研究。同年2月6日，大久保利通等人提出了完整的《台湾番地处理要略》：

第一条，台湾土番部落，乃清国政府政权不逮之地，其证据昭然于以往清国所刊行的书籍之中。特别是去年前参议副岛种臣使清之际，彼朝官吏之作答，也为判然。故将之视为无主之地，道理具备。因此，报复我藩属琉球人民被杀，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而征番之公理，亦于兹获得主要依据。但在处分之际，应以切实完成讨番抚民之役为主，以来自清国之一二议论为客。

第二条，当向北京派遣公使，设置公使馆承办交际。清人若问及琉球之所属与否，当准照去年出使之辞，言明琉球自古为我帝国所属，且现今累沐皇恩之实。

第三条，清国官吏若以琉球向本国遣使纳贡为由，主张两属之说，当不予理睬，以不应其议论为佳。无论如何，由我帝国完全控制琉球之实权，且使之中止遣使纳贡之非礼，乃是台湾处分后之目的，不可与清国政府空为辩论。

第四条，清国政府若论及台湾处分，当确守去年之议，收集其政权判然不逮番地之证据，不为所动。若以土地连境而生议论，则当和好办理之。倘事件至难，则应请示本邦政府。唯推托迁延时日，便是成事而不失和之机智谋略交际之术。

第五条，土番之地，虽可视为无主之域，但与清国版图犬牙接壤，若发生邻境关系纠葛，当在属于福建省之台湾港，设置一员领事，兼理淡水事务。征番之时，办理船舰往来诸事。除上述职责而外，可使之就台湾处分之事，接应清国地方官员，以小心保护和好为长策。可任命视察清国之福岛九成为领事。

第六条，领事与征抚番地无关，而任征抚者，与应接之事无关。盖其界限分明，以维持和好。若事涉重大，可将之传至驻北京公使。

第七条，福州虽为福建一大港口，但台湾处分之近路，当以台湾及淡水为要地，福州设有琉球馆，当暂且置之度外，以避嫌忌为佳。

第八条，当派遣福岛九成、成富清风、吉田清贯……六人先赴台湾，入熟番之地，探察土地形势，且怀柔绥抚土人，以便于他日处分生番诸事。

第九条，侦察须知，应就准备从熟番之地琅峤社寮港口登陆，预先注意当地地势及停泊登陆便利之事。[13]

上述九条实际是口称“和好”而蓄意入侵台湾。就其战略目的而言，该要略明确表示：“由我帝国完全控制琉球之实权，且使之中止遣使纳贡之非礼，乃是台湾处分后之目的”；就具体的策略手段而言，则是如果清政府提出琉球的两属问题，“当不予理睬……不可与清国政府空为辩论”；至于外交与出兵的关系，则是所谓“领事与番地征抚无关，而任征抚者，与应接之事无关”等等，这是日本所谓“双重外交”的原意，也是尔后日本侵华过程中屡试不鲜的“上策”。

1874年4月4日，日本政府组织“台湾生番探险队”，并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总督”。4月5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秉承天皇旨意，对西乡从道颁发委任状，并下达《诏谕》:

“今实行膺惩，意在化彼野蛮，安我良民……如抗拒不服，可加以兵威。……若是清国政府提出异议，不必理会。”此外，则是“凡与清国犬牙错杂之处，应明定境界。”[14]

不难看出，此时的日本政府实际已有吞并台湾之念。因此，同年4月17日《日本每日先驱报》也称：“日本的目的，欲在台湾东部开辟居留地，永久占领。”[15]

5月初，日军对台湾土著居民进行围剿和杀戮。这一事实说明，1871年中日首次立约，并没有成为中日关系的准绳。

5月11日和7月1日，清政府分别照会西乡从道和驻华公使柳原前光，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出兵，并对侵台日军予以查办。但日本政府按照上述《要略》，拒不撤兵，而是派员与清政府进行谈判。

7月24日，柳原前光与李鸿章开始谈判。此前，日本政府派员向柳原传达《谈判须知》，其内容是：

第一，与清国委员谈判番地处分，概当准照别纸要领，不得丝毫屈挠，且应致力议决，无故不得拖延立约盖章。

第二，谈判之要领，在于获得偿金及让与攻取之地，但不可始有欲求偿金之色，是欲无取议论把柄于我。

第三，谈判逐渐涉及偿金数额时，虽在要求所费之外，但不能由我提出，宜将彼之所云报告政府，以伺机决定若干。

第四，谈判若达到要领之所欲，当从速立约……。

第五，前文条约成立，当公然通知政府，政府乃命都督撤退台地之兵……但不可预定兵员退了期限，以伺政府旨意。（中略）

第十，当以此次机会，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开启朝鲜自新之门户。此乃朝廷之微衷，当职者之密计也。

第十一，据命达意，虽因谈判而失两国和好，除尽力注意外，责任不归公使，政府自当其责，可相机处理，无需顾虑。[16]

上述的《谈判须知》表明，日本入侵台湾实可谓“一箭三雕”，既要达到“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又要达到所谓“开启朝鲜自新之门户”，同时还要从中国“获得偿金及让与攻取之地”，较之此前英法对华军事侵略更加凶险。

经过反复论争，中日双方最终于1874年10月31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签署了《北京会议专条》和《会议凭证》。

《北京会议专条》的内容是：

（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

（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往来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便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

《会议凭证》的内容是：

“台番一事，现在业经英国威大臣同两国议明，并本日互立办法文据。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中国先准给抚恤银十万两。又日本退兵，在台湾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准给费银四十万两，亦经议定。准于日本国明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日本国全行退兵；中国全数付给，均不得衍期。日本国兵未经全数退尽之时，中国银两亦不全数付给。立此为据，彼此各执一纸存照”。[17]

据此，日本政府基本上实现了出兵台湾的战略意图。但是，此时的琉球王国还不是日本的冲绳县。近代的中日关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然而，这对于近代日本“光耀国威于海外”的总体目标而言，又仅仅是个开始。

中日《会议凭证》中所谈到的“英国威大臣”是指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其人在中日交涉中袒护日本，所谓“保民义举”之词，也是大久保利通求助于威妥玛所致。这说明近代日本政府自推进其东亚战略之日起，便具有攀附强援的特征。

注释

[1]见芝原拓自等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2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14页。

[2]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190—192页。

[3]《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7卷，第36—37页。

[4]《李文忠公全书》，第17卷，第54页。

[5]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第29页。

[6]《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2，第1—3页、第6页。

[7]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45—46页。

[8]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第36页。

[9]池井优：《三订日本外交史概说》，第54页。

[10]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第38页。

[11]见下村富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篇，开明堂1962年版，第24—25页。

[12]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第38页。

[1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54—55页。

[14]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七卷，第19—20页。

[15]见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第46页。

[16]多田好问编：《岩仓公实记》下，第179—180页。

[17]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5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