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11月9日（日本庆应三年十月十四日），江户幕府（也称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向京都的天皇朝廷呈请“奉还大政”。其奏文言称：

“臣庆喜慎重考虑皇国时运之沿革，昔者王纲解纽，相家执权，保平之乱，政权移于武门，以至祖宗，更蒙宠眷。二百余年，子孙相承。臣虽奉其职，但政刑失当者不少，以至今日之形势，毕竟薄德所致，不堪愧惧。况且，当今外国交际日繁，朝权不出一途，则纲纪难立。改历来之旧习，政权奉还朝廷，广尽天下之公议，仰承圣断，同心协力，共保皇国，必可与海外万国并立，臣庆喜尽力于国家者，唯此而已……”[1]

1868年1月2日（旧历十二月八日），朝廷举行“小御所会议”，倒幕派公卿和下级武士主张幕府将军“辞官纳地”，交出400万石的领地，并于次日凌晨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内称：

“德川内府奉还从前委任之大政，并辞退将军之职，今断然准允。自癸丑以来，未曾有之国难，先帝频年烦恼，宸襟之情，群庶所知。故而，睿虑决定王政复古，以挽回国威之基。自今而后，废绝摄政、幕府等等，暂先设置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以行万机。诸事源于神武创业之始，无晋绅、武辨、堂上、地下之别，以竭至当之公议，与天下共休戚。各当勤勉，一洗旧有骄惰之污习，以尽忠报国之诚奉公。”[2]

至此，日本近代天皇制政权宣告成立。同年，日本改元明治，江户改名东京。新政权的初期形态是以围绕天皇的皇族、公卿和倒幕派武士为主体的联合政权。也有人说是“官僚和军人政权”。

1月10日（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幕府将军在大阪会见英、法、美、意大利和普鲁士、荷兰公使，言称：

“我祖宗东照公〔德川家康〕确立日本国之政体，纲举目张，二百余年，上自天子下至庶民，莫不尊崇其德而浴其泽……。岂料，数名诸侯一朝带兵，突入禁门，放逐以先帝顾命摄政为首之宫中堂上，代而引入先朝谴责之公卿人等，改变先前敕命之宗旨，不待公议，以至废除将军之职，余属下之谱代诸藩，大为激愤，日夜迫余，言称唯有举兵以责破坏日本大法、违背余国民心暴戾之罪……”[3]

此后，开始了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之战”。

2月8日（旧历庆应四年一月十五日），新政权发布《外交布告》。内称：

“外国之事，先帝多年宸忧。但因幕府以往之失措，以至因循至今。然而，世态大变，诚不得已。此次朝议之上，断然同意缔结和亲条约。对此，当上下一致，不生疑惑，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以对答祖宗先帝之神灵。天下列藩以至士民，皆当奉戴斯旨，竭尽心力而勤勉之。”

进而又称：“以往幕府缔结之条约中，弊害有之，当在公议种种利害之上加以改革。但外国交际之事，当以宇内公法待之，此应须知”。[4]

这是近代日本天皇制政权的第一个外交文书。同日，新政权派遣主管外交事务的东久世通禧（1833—1912），在兵库会见英、法、荷兰、意大利、美国和普鲁士等国家的公使时，所递交的国书内容是：

“日本国天皇告诸各国帝王及其臣民：前者，将军德川庆喜请归政权，制允之，内外政事亲裁之。乃曰：从前条约，虽用大君名称，自今而后，当换以天皇称。各国交际之职，专命有司，各国公使，谅知斯旨”。[5]

3月10日（旧历二月十七日），新政府又发布《对外和亲谕告》：

“……值此王政一新，万机仰出朝廷，各国交际直接由朝廷处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当齐心协力，共勤王事，自万国交际以至万机，不论继往开来，皆可无所畏惧，详加论谏。唯今日之急务，在于应乎时势，开启锐眼，脱从前之弊习，使圣德光耀万国，置天下于富岳之安，奉慰列圣在天之神灵。举国上下，当承奉斯旨。”[6]

也就是说，日本近代天皇制政权建立后，其一是承认德川幕府与欧美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但要加以修改。这是尔后日本连续多年对外改约的第一声；其二是要实现所谓“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的政策目标。按照“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1830—1859）的说法是：“今也，德川氏已同两虏〔俄美〕和亲，不能由我绝之，我若绝之，乃是自失信义。为今日计，莫如慎守疆域，严行条约，以羁縻两虏，乘间开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君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使神功未遂者得遂，丰国未果者得果。”[7]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在交易上失之于俄美，在土地上取偿于满、鲜”的“善保国之策”。[8]

2月25日（旧历二月三日）新政府改变职制，设立总裁局、神祗、内国、外国、军防、会计、刑法、制度等七局。是时，幕府将军从大阪返回江户（东京），新旧矛盾发展为“戊辰战争”。

3月21日（旧历二月二十八日），新政府对在京都的诸侯（藩主）下达敕谕：

“朕虽不肖，然欲继述列圣之余业、先帝之遗意，内以安抚列藩万姓，外使国威光耀海外。然德川庆喜图谋不轨，天下解体，遂及骚乱，使万民陷入涂炭之苦。故而，朕不得已而断然决定亲征，且已布告。万国交际之处置，于将来尤为重大。为天下万姓，朕欲凌驾万里波涛，身当苦难，誓振国威于海外，以对祖宗先帝之神灵。汝等列藩，当佐朕之不逮，同心协力，各尽其分，奋为国家”。[9]

4月6日（旧历三月十四日），新政府又发布了《安抚亿兆·宣布国威宸翰》，再次宣称：

“朕以幼弱，猝继大统尔来，朝夕不堪恐惧，何以对立万国，事奉列祖焉。……中叶朝政衰微，武家专权，表面推尊朝廷，实为敬而远之，使身为亿兆之父母，全然不知赤子之情，以致亿兆之君，唯有其名，是以今对朝廷之尊重，有倍于古，然朝威倍加衰微，上下相离，有如天壤之形势，何以君临天下焉。

值此朝政一新之时，天下亿兆，一人不得其所，皆为朕之过也。现今，朕将自身劳于筋骨，苦于心志，立于艰难之先，踏袭列祖之足迹，勤于政绩，方能奉天职，而无背于亿兆之君……。故而，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汝等亿兆，当体认朕志，相率除去私见，采纳公义，助朕之业，保全神州，以慰列圣之神灵，则生前幸甚。”[10]

上述文告、敕谕和宸翰，突出了近代日本的皇权主义，体现了近代日本国家的特殊性，同时也表明了势将凌驾于周边国家之上的战略意图。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战前日本右翼团体黑龙会承认：

“历史给予的感化是伟大的。后人从前人的足迹中得到种种启示。……日本人对外发展的风气，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了。神代之际，素盏鸣尊和其御子共赴新罗，事见《神代记》。《出云风土记》记载，大国主命因出云国土狭窄而牵引韩国，以补杵筑之埼。又，神武天皇之皇兄稻饭命，殖民新罗，为其国主，事载于《神武记》。……其后，又有神功皇后征伐三韩，丰臣秀吉征伐朝鲜，有乘坐一叶扁舟凌驾万里波涛，从支那海活跃于南洋的和寇，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有关我岛屿帝国之勇武国民航渡大海、进出大陆的雄图。”[11]

其中所云并非全是虚构。但日本国家觊觎朝鲜半岛，并出兵入侵等等，却不是普通日本人的“雄图”，而是日本统治阶级对外扩张、掠夺和奴役他国人民的欲望。

近代日本天皇制政权“大力充实兵备，布国威于海外”的战略方针，实际是日本的神国观念及对外扩张思想的延续。此后，对邻近国家实施侵略的“大陆政策”，逐步变成了近代日本对外关系的一条主线。

注释

[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2页。

[2]《对皇族公卿之谕告》，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145—146页。

[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170—172页。

[4]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227—228页。

[5]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236页。

[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391—393页。

[7]见渡边几治郎：《日本战时外交史话》，千仓书房1937年版，第8页。其中所谓“神功未遂者”是指古代神功天皇“征讨三韩”；“丰国未果者”是指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1592、1597年）。

[8]见菊田贞雄：《征韩论的真相及其影响》，东京日日新闻社1941年版，第17页。

[9]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465页。

[1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555—558页。

[11]见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原书房1966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