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6月29日，宍户玑被任命为全权办理公使。8月18日总署大臣沈桂芬、景廉、王文韶等赴日本公使馆，就琉球问题再次正式交涉。其间，宍户言称：“琉球岛之议，连年未结，今欲商求善后办法”，并表示“该岛乃旧为我国征服之地，处办该岛在我国份内，非他国所干涉者，故而我国无可奉告，当先听贵国意见而后议之”。对此，沈桂芬言称“我国办法在于保存琉球，别无其他意见”。宍户又称：“倘如阁下所云，贵国认为可以，而我国则不得体面，安能谓之办法”。王文韶称：“彼此固非利用琉球，唯愿不亏各自体面。该岛在贵国掌中，办法也当由贵国提出为其所也”。[52]但此次会晤，双方都没有明确具体办法。
时隔数日，宍户于8月24日前往总署衙门，会晤沈桂芬、王文韶、崇礼等，言称：“贵大臣等强我提出办法，今试陈之。此办法在于酌两国之情，以商议之，非欲无复更动”。随后出示《节略》。[53]内中以“惟两国之交应益加亲厚，而两国与各国立约条款，应益求改良”为前导，陈述了日方的要求，也即“敝历明治四年贵历同治十年两国所立之约，允至经十年始行重修，今候届期，犹间一年，而敝国与各国之约，皆以均沾为例……所以我外务大臣委本大臣要与贵王大臣会商，酌加条约也。贵国允各国商民以内地通商之利，而敝国商民独不得被其惠，最非善邻之交所宜有……今两国互派使臣，驻扎国京，交谊已非前日比，而仍存嫌疑之迹，遗疏外之形，此岂永远和好之本意乎哉。且若贵历光绪三年，贵国新开宜昌、芜湖、温州、北道四处口岸，随时照会前来，使敝国得于通商章程指定口岸之外，均沾其利。此以见贵国亲厚之意，不有一毫偏挤之处。本大臣深盼贵国大臣推广此意，酌加条约，泯偏薄之迹，总归于彼此均沾。则敝国亦可以琉球南宫古、八重山两岛，定为贵国所属，以划两国疆域。两岛与台湾相接近，实为东洋之门户，海道之形胜。以此相让，即所以表明敝国之好意无他也。”
进而《节略》又称：“琉球置县以来，经理休养，渐就成绪。今遽割其一部，于敝国之情，在所甚难，第贵国王大臣公平秉心，以便于民人，则敝国勉行此难事，以明亲好，亦所不辞也。盖琉球案依两国条约始得收局，而两国之交得球案收局，可以加厚于永远。转圜善后，惟有此一法而已……惟贵王大臣识高虑远，顾全大局，必有所从容妥协矣。”
这一《节略》表明了日本政府重新开议的目的和要求，也即通过中日修改旧约，使日本获得“均沾”各国在华权益。至其“以琉球南宫古、八重山两岛，定为贵国所属，以划两国疆域”，则不过是肢解琉球王国，以换取欲得之利。尔后，双方反复八次交涉。10月21日，按照日方方案议定了如下约稿：[54]
《琉球条约拟稿》
大清国大日本国以专重和好，故将琉球一案所有从前议论，置而不提。
大清国大日本国共同商议，除冲绳岛以北属大日本国管理之外，其宫古、八重山二岛属大清国管辖，以清两国疆界，各听其治，彼此永远不相干预。
大清国大日本国现议酌加两国条约，以表真诚和好之意。兹大清国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勋二等宍户玑）各凭所奉上谕，便宜办理，定立专条，画押铃印为据。现今条约应由两国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在大清国都中互换（光绪七年五月、明治十四年二月），交割两岛之次月，开办加约事宜。
《加约拟稿》
大清国大日本国辛未年（1871年）所订条约，允宜永远信守。惟以其内条款有须一二变通，是以大清国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勋二等宍户，各遵所奉谕旨，公同商议，酌加条款。所有议定各条，开列于左：
第一款 两国所有与各通商国己定条约内载予通商人民便益各事，两国人民亦莫不同获其美。嗣后两国与各国加有别项利益之处，两国人民亦均沾其惠，不得较各国有彼厚此薄之偏。但此国与他国立有如何施立专章，彼国若欲援他国之益，使其人民同沾，亦应于所议专章一体遵守，其系另有相酌条款才予特优者，两国如欲均沾，当遵守其相酌条款。
第二款 辛未年两国所定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各条款，与此次增加条款有碍者，当照此次增加条项施行。现今所立加约，应由两国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在大清国都中互换。
《凭单拟稿》
两国通商事宜有与他通商各国随时变通之处，彼此预为言明。嗣后，此国有将与他各国现行条约内管理商民、查办犯案各款及海关税则更行酌改，候与他各国订定后，再行彼此酌议。因此预立凭单，画押为据。
《附单稿》
大清国应派员以（光绪七年正月、明治十四年二月）到八重山岛地方，与大日本国所派官弁，各呈示凭据，将宫古、八重山群岛土地人民，一并交受。
宫古、八重山群岛民人，在交付之际，大日本国官弁应先期加意戒饬晓谕，使其安分，以免纷扰。既交付之后，两界民人各遵其国法例，不互相干犯。
10月28日（九月二十五日），恭亲王等上奏，对约稿作了如下说明。[55]
臣等查日本废球一事，臣衙门与出使大臣何如璋等先后照会，其使臣并外务卿反复争论，迄无端绪。本年六月，始据其外务照复臣衙门，将商办事宜任之宍户玑等语。今宍户玑请以二岛属中国。南洋大臣刘坤一谓：以南二岛重立琉球，伸延一线之祀，庶不负存亡继绝初心，且可留为后图。北洋大臣李鸿章谓：南部两岛交还，已割琉球之半，此事中国原非因以为利，应还球王驻守，就此定论或不至于俄人外，再树一敌，若球王不复，南岛枯瘠，不足自存，中国设官置防，徒增后累等语。持论各有所见，而皆以存球祀为重，与臣衙门争论此事本意相同。虽两岛地方荒瘠，要可借为存球根本。况揆诸现在时势，中国若拒日本太甚，日本必结俄益深。此举既以存球，并以防俄，未始非计……
继而又称：
至宍户玑请加一体均沾之条，臣等查阅各国约内，俱有此项明文。当时李鸿章与日本订立修好条规，力持此条未允，办理颇费苦心。其后，日本使臣屡以为言，臣衙门均经照约驳复。转瞬修约届期，必来哓渎。今因琉球一案，遂举其蓄意多年者，请为加约……臣等揣其情形，若仍照前坚执不允，球案必无从办结。惟日本条规，逐条皆从两面立论，今虽稍予通融，仍应预防流弊，且既一体沾受其益，必须一体遵守其章，将来办理庶归一律。至此条特为了结球案，允准应候二岛定期交割以后开办。以上各节，皆为最要关键。臣等与宍户玑往返辩论，始定为加约第一第二两款。宍户玑初议以该国现与西洋各国商议增加关税、管辖商民两事，美国已经应允，请一并加入条约……日本既与各国商议，中国岂能独不与闻。因与宍户玑议明另立凭单，声明候日本与各国订立后，再行彼此酌议，无庸并入加约。以上均系有关商务之事，臣等分别缓急，如一体均沾一条，其势不能不允者则允之。如加关税、管辖商民两事，其势尚可从缓者则缓之。凡此皆为顾全大局，联络日本起见。
恭亲王等人的奏折，讲述了中日议定前述约稿的背景，也即意在“可借为存球根本”，并担心日本“结俄益深”。至于同意日本加条改约，也系出于“了结球案”。但日讲起居注官、右春坊右庶子陈宝琛认为：“倭案不宜遽结，倭约不宜轻许，勿坠狡谋而开流弊”。因为“中国受其实害，而琉球并不能有其虚名”，“案一结则琉球宗社斩矣，约一改则中国之堤防溃矣。俄以一伊犁饵吾改约，日本又以一荒岛饵吾改约，是我结倭欢以防俄而重受其绐，倭乘俄衅，挟我以坐享其利也”。[56]左春坊左庶子张之洞也称：“臣愚以为，此时宜酌允商务，以饵贪求，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与立不得助俄之约。俄事既定，然后与之理论，感之以推广商务之仁，折之以兴灭继绝之义……严修海防，静以待之……庶免仓卒定约，日后追悔。”[57]
上述情况说明：清政府内部对议立约稿之事尚有异议。为此，军机处命令李鸿章：“将此事应否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原奏办理，并此外有无善全之策，切实指陈，迅速具奏。”[58]11月11日（光绪六年十月初九日），李鸿章回奏：
闻日本公使宍户现屡在总理衙门催结琉球案，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愚臣以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臣接奉寄谕，始知已成之局，未便更动。而陈宝琛、张之洞等又各有陈奏，正筹思善全之策，适接出使大臣何如璋来书，并抄所寄总理衙门两函，力陈利益均沾及内地通商之弊，语多切实，复称询访球王，谓如宫古、八重山小岛，另立王子，不止吾家不愿，阖国臣民亦断断不服。南岛地瘠产微，向隶中山，政令由其土人自主，今欲举以畀球，而球人反不敢受，我之办法亦穷等语。臣思中国以存琉球宗社为重，本非利其土地，今得南岛以封球，而球人不愿，势不能不派员管理，既蹈义始利终之嫌，不免为日人分谤。且以有用之兵饷，守此瓯脱不毛之土，劳费正是无穷，而道里辽远，音问隔绝，实觉孤危可虑。若惮其劳费而弃之不守，适坠日人狡谋，且恐西人踞之，经营垦辟，扼我太平洋咽喉，亦非中国之利。是即使不议改约，而仅分我以南岛，犹恐进退两难，致贻后悔。今彼乃议改前约，倘能竟释球王，畀以中南两岛，复为一国，其利害尚足相抵，或可勉强允许。如其不然，则彼享其利，而我受其害，且并失我内地之利，臣窃有所不取也。
随后，李鸿章针对总署“原虑日本与俄要结，不得不揆时度势”，以及“虑及日本于内地运货，蓄意已久，转瞬修约届期，彼必力请均沾之益，或祗修约不提球案，恐并此南岛而失之”，进一步谈道：
盖日本近日之势，仅能以长崎借俄屯驻兵船，购给煤、米。彼盖贪俄之利、畏俄之强，似非中国力所能禁也。岂惟日本一国，即英、德诸邦及日斯巴尼亚[西班牙]、葡萄牙各国，皆将伺俄人有事，调派兵船，名为保护商人，实未尝不思藉机渔利。是俄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戒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中国自强之图，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数年之后，船械齐集，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末始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臣愚以为，南岛得失无关利害，两国修约须彼此互商，断无一国能独行其志者。日本必欲得均沾之益，倘被亦有大益于中国者以相抵，未尝不可允行。若有施无极，壹意贪求，此又当内外合力坚持勿允者也。臣再三筹度，除管理商民，更改税则两条，尚未订定，应候后日酌议外，其球案条约及加约，曾声明由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互换。窃谓限满之时，准不准之权，仍在朝廷。此时似宜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候三月限满，倘俄议未成，而和局可以预定，彼来催问换约，或与商展限，或再交廷议。若俄事于三个月内，即已议结，拟请旨明指其不能批准之由，宣示该使，即如微臣之执奏，言路之谏诤，与彼之不能释放球王，有乖中国本意，皆可正言告之者。臣料倭人未必遽敢决裂，即欲决裂亦尚无大患……臣不敢因朝廷议准在先，曲为回护，亦不敢务为过高之论，致碍施行。若照以上办法，总理衙门似尚无甚难之处。
基于以上情况，清政府对前述约稿没有急速议定。后来，李鸿章对竹添进一郎说：“约定是我之所破。”[59]此话或许过分，但1880年7月之后，清政府派遣曾纪泽出使俄国，中俄关系有所缓和之后，鉴于李鸿章等人的意见，对议定约稿采取了谨慎态度则属事实。1880年11月17日，总署派遣叶毓桐向宍户玑递交照会，内称：“（前略）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琉球一案各折片，著交南北洋大臣等妥议具奏，候复奏到日，再降谕旨……相应恭录照会贵大臣可也。”20日，宍户赴总署责问沈桂芬，并于23日备文照会，内称“讵图卒然中沮，本大臣不堪惋异”。[60]12月27日宍户再次照会总署，言称“自贵王大臣前约画押订约，业经二月有余矣，理不容再稽，本大臣须期十日有所咨回”。[61]
1881年1月3日，总署复文，内称根据上谕征求南北洋大臣意见是为慎重，“并非强行拖延”。但是，宍户认为“需要南北洋大臣之妥议，即为使事不成之征。诚然，外国也采议院之议，或有延期批准之事。但两国秉权大臣既已协议，以其大臣全权画押为据，自然无需他人参与。如南北大臣妥议，则可谓秉权大臣关权，是等同以无权欺有权之另一方使臣，卑职难以甘受其愚弄”。[62]1月17日宍户又向总署发出照会：“贵国果自弃前议，而非本大臣绝于贵国也。”[63]随后于20日离开北京归国。至此，中日有关琉球问题的交涉尽管前有格兰特调停，后有拟订约稿，但最终未能了结。清政府认为：“日本使臣宍户玑觉所欲难遂，即谓由我自弃前议，悻悻而归，词意决绝。”[64]而按照日本东亚同文会的说法，则是“不久，朝鲜事件继起，中日之间关于朝鲜问题交涉频繁，琉球事件有被置之度外之势，终至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1894、1895年）发生中日战争，一切都按现实解决了”。[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