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10月，中日双方相互照会，拟议另派大员会商。12月24日，总署恭亲王等致井上馨，表示“琉球一案……既经美国前统领从中劝解。本王大臣因将从前辩论各节，暂置弗提，愿照美国前统领信内所称情事，次第办理。贵外务省如亦愿照办，希即见复，以便彼此照信商办可也”。[42]1880年1月15日，井上馨收到上述照会，3月9日复照表示认同。4月17日，日方决定了谈判的训令及条约方案，并遣内阁大书记官井上毅前往北京转告宍户玑。其训令的内容是：[43]

琉球一案，本是依我政府自主公权而处分者，不容他邦干涉，但清政府对之异议。当初，清国公使与我外务省论辩之后，终至我政府与总理衙门直接照会，往复不迭。顷日，接得总理衙门照会，开陈从前往复议论，置之不提，以美国前统领从中劝解之宗旨为本，妥为涉议云。我政府自始以保全两国和好为主义，清国既从前统领之功解，以无事结局，则我所满足者。今照复总理街门，述我政府同意之旨，然照办方法如何，清政府尚未明言，我亦甚难。抑据两国现存条约，内有准许其他各国人民反而不准许两国者，甚失其平。夫清国与我国同文同种，复有旧来交谊，为唇齿之势。故而当时两国缔结之条约，乃以真诚和好为本。然比较西人与我国人民在清国所得便否，却大相径庭。西人被准许内地通商，且有特惠明文，而独限我国人民，故而西人常占垄断，我邦货物有被驱逐市场之势。此乃有背和好善邻之谊，以致我人民对此往往不快。其失之两国修好本意也甚矣。故而我政府举清国准许西人者，请求对我人民也予均准。清国若应我之请求，我政府为敦厚将来亲睦，可以琉球接近清国地方之宫古岛、八重山岛二岛属于清国，以划定两国之异域，永远杜绝疆场纷坛。

该训令又称：

抑琉球废藩之举，大号已发，中外人皆知，今举几占全部琉球一半之两岛属于清国，于我国乃是至难之事，而清国将数年来许可他国者及于我国人民，对其国而言，本非轻重也。我勉为其难，以表好意，而切望清国准许其无足轻重者，自信绝非不当。若果如斯，则我人民得免为西人垄断之忧，清国亦永远杜绝疆场之纷纭，彼此不快之念，猜忌之心将共消灭，两国和好之实，于斯可举，且清国政府一旦准许而又对各国重新改订时，我政府固无异议，就此预约亦可。又，我政府准许其他各国之权利、特典，今后对清国人民亦可许之，我对其他各国施行改订者，清国亦可附就之，是时，彼此之间将均衡相接，无所遗憾。阁下宜向总理衙门各大臣说明我之宗旨，务以保全和好了局。至两意浃洽之时，可准照另纸条约方案制订约书，双方署印，再乞批准。

从上述训令来看，日方所以同意准照格兰特的劝解，与清政府重新开议琉球问题，实际意在换取与列强等同的在华权益。因而，1880年中日重新开议的范围，已经超出了琉球问题。为此，日本政府在此之前便开始通过别种渠道进行活动。

1879年冬，有名竹添进一郎者，受日本外务省授意，自称“日本闲人”，假运米助赈之机，抵天津会晤李鸿章。竹添曾在1875年随同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来华，与李鸿章相识。1877年归国后在大藏省任职，1880年5月任驻津领事，1882年任驻朝鲜公使等。其人汉学淹雅，与李鸿章有文字之交。此次来津之后，便递书论及琉球之事，言称“天下无两婚之妇”。这实际是以“闲人”之名，替代日本政府说话。进而，同年12月7日（旧历十月二十四日）又会晤李鸿章，且请屏退左右，相互笔谈。其间，竹添言称：琉球本属日本，复谓德国近时垂涎琉球与台湾，中日倘若失和，其祸难测。对此，李鸿章言称：“琉球属中国，自昔已然，天下皆知，非一时一人之私言”，“今忽谓琉球专属日本不属中国，强词夺理，深堪诧异。今若不必争辩琉球系属之谁邦，但讲两国宜倍效和好，日本之意欲欺辱中国，吾虽欲和好，其可得耶？”至此，竹添自请回国疏通内阁。[44]1880年3月26日（旧历二月十六日），竹添返回天津再次会晤李鸿章。自称奉内阁大臣之意，谓日本政府为讲两国和好之道，愿将琉球南部邻近台湾之宫古、八重山二岛分与中国，以划定两国疆界，但须修改中日通商条约，各自获得举与西人条款，两国税务自立。“这就是所谓‘分岛改约论’，即以二岛分与中国作代价，促其承认内地通商及最惠国待遇条款。”[45]与此同时，则进呈《说帖》，其内容与日本政府前述对宍户的训令基本相同。对此，李鸿章在写给总署的信中言称：“鄙见琉球南岛割归中国，似不便收管，抵可还之球人，固不能无后患。然事已至此，在日本已算退让，恐别无结局之法。至彼欲同西洋各商人内地卖洋货、运土货，原系中外通商公例……该国近与英美会商，减出口税、加进口税及各国人犯案由本国官照本国律例处断等事，皆隐括在内，各节如有成议，利害参半，而立言颇近公平，不敢谓该国将来必办不到。但末便因球事而牵连及此。”[46]这说明当年作为负责对日交涉的李鸿章，在琉球问题上还是缺乏必争、必救的信念。

同年4月4日，李鸿章再次会见竹添进一郎，并出示了琉球三分方案，也即包括琉球本岛在内的中部各岛归还琉球，恢复琉球王国，将宫古及八重山以南各岛划归中国，将包括奄美大岛在内的五岛划归日本。[47]据李鸿章讲，这是何如璋访问美国驻日公使平安时，由平安秘密出示的，是平安与格兰特协商决定的。[48]7月30日（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恭亲王等在奏折中也谈道：“臣等接何如璋报晤美国驻日使臣平安称：格兰特拟一办法，球地本分三岛，议将北岛归日本，中岛还琉球，南岛归中国，似此事了，亦两国有光。又称格兰特将大局说定，然后回国”云云。[49]

上述情况表明，李鸿章提出三分案，乃是事出有因。其所以径直提出三分方案，似可认为是想在百害之中而取其轻者，以求保存琉球社稷，维系传统的中琉关系。但是，日本政府专门寻问美国公使的结果是，平安表示否定，业已归国的格兰特也加以否定，言称“琉球三分案似为驻日公使何如璋在情报上的失败，而不是李鸿章自身的捏造”。[50]也就是说，何如璋传递过来的三分方案，“或（因）日本不愿遵照”，已经不再是格兰特的方案了。因此，同年11月李鸿章与竹添再次会晤时，谴责格兰特“反复无常，小人无恒态”。[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