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如前述，中日交涉业已旷日持久。是时，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U·S·Grant）周游各地，1879年6月抵达北京、天津。于是，恭亲王和李鸿章等则先后向其陈述琉球问题，以期“有明白事理者，出而主持公道”。

1879年6月12日（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三），格兰特及其随员扬格（J·R·Young）和美国驻华副领事毕德格（W·N·Pethick）在天津会晤李鸿章，双方就琉球问题作了如下问答：[38]

格云：琉球从何时起与中国相通？答云：自前明洪武年间臣服中国，至今已五百余年。格云：现在废琉球之事从何时起？答云：日本于前数年派员至琉球那霸港驻扎，侦探球事，阻其入贡中国。迨后琉王派官赴日本外务省求仍进贡中国，日本未允。琉官复至日本诉其事于法、美等公使。美公使平安（Bingham）答以此事须知照本国国会议夺。平安旋即回美。日本主怒琉官多事，今春旋派兵四百名入中山，掳其世子大臣至东京。琉王乞假八十日养疾未行，日本遂改琉国为冲绳县，设立县官，改琉王宫为县署。

格云：琉球未贡中国计有几年？答以五年。

格云：中国是否意在年贡？答以贡之有无，无足计较。惟琉王向来受封中国，今日无故废灭之，违背公法，实为各国所无之事。总署大臣向宍户辩论，宍户云我系修好而来，不能预闻此事。中国何公使向日本外务省办理，外务省云此系内务，外务省不问。

格云：琉球用中国文字否？答以能用中国字读中国书，明初曾以闽人三十六姓赐之。

格云：琉王是三十六姓中人否？答以琉王尚姓，不在三十六姓之中。因又告以……琉球向来臣事中国，又与美国立有通商章程，今日本如此办法，固于中国万下不去，即美国亦不好看。譬如欧洲比利时、丹马等小国，与各国立有约章，无论何国断不能举而废之……美国与中国通商，必须由太平洋过横浜至上海。今日本如此强横无理，难保不到失和地步。一经失和开兵，则横浜等口，美商船只断难顺行。是日本灭琉球不但与中国启衅，直将扰乱华美通商大局……贵前总统声名洋溢……若能从旁妥协调处，免致开衅，不但中国感佩，天下万国闻之，必皆称道高义，否则或疑贵前总统意存观望，未免声名稍灭。

格云：所言均是正理。我最怕各国失和动兵，如善言调停息事，大家皆有益处……我甚愿秉公持议。如日本国主为萨人所制，我可为伊涨胆子。

又告以顷接中国驻日何公使函云：美国平安大臣已回日本，据美国国会谓，若中国邀请，美国理应帮助。此次贵前总统至日本，所以我切托相助，我一面即函致何公使，嘱其候贵前总统到时谒商。

格云：此事我总须到日本询明平安，详查案卷，再行置论。答云：平安公使倘谓日已灭琉，言之无益，贵前总统即置之不论乎？

格云：平安未必出此，且平安系我为总统时选其出使，实一公正极有名之大臣，现为驻日美使，琉事分所当问。设竟不然，我必自向日本美加多及大臣询商。

当又告以中美条约第一款：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等因。今疏球之事，日本实系轻藐不公否？格将洋文详读一遍，扬副将从旁提解。

格云：实系轻藐不公。美国调处亦与约意相合。

又指示中国日本修好条规第一款：两国所属邦土，各以理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安全等因。格又将洋文细读。

毕[德格]领事云：可惜立约时未将朝鲜琉球等属国提明。当告以邦者属国也，土者内地也，即是此意。毕复译洋文以告。

格云：琉球自为一国，日本乃欲呑灭以自广。中国所争者土地，不专为朝贡，此甚有理。将来能另立专条才好。答云：贵总统所见极大，拜托拜托。

（以下谈华工事，从略）

从上述李鸿章与格兰特交谈的记录来看，李鸿章大体说明了中日交涉的矛盾所在和事态的进展。或许是美国的对华贸易和前总统的声誉，触动了格兰特的心思，因而他声谓李之“所言均是正理”。

同年7月4日，格兰特到达东京，受到日本政府的盛大欢迎，下旬在日光与内务卿伊藤博文、陆军卿西乡从道等会谈，听取日方的主张。时至8月10日，再次会见日本天皇时，格兰特谈到：“吾滞留中国期间，李鸿章及恭亲王向我详细谈过琉球事件，请我向日本政府庙堂之人述说此事，以求公平妥当处理。我虽不肯代彼办理此事，但约定尽力周旋”。但是，随后又说：“我在中国听到的与在日本听到的，大相径庭。因而，难以判断谁是谁非，不敢轻率吐露鄙见。我能理解现今日本也有难退之势，难言之情”。“但中国对此事之意也不可不察”。

进而，格兰特具体谈道：“中国认为，日本的所作所为，非友好国家之道，乃是轻蔑彼之国权，不顾琉球自古便与中国有多少关系之处置。特别是往年在台湾事件中受到屈辱，胸中不忘，使彼犹为不平，疑虑日本企图连同台湾也要占领，并切断中国在太平洋的通道。所以中国的大臣们，对日本有愤恨之心。在我看来，此事与相互论判无涉，日本的要求也并非没有权力，只是应量察中国的心情，莫如以宽大公义之心，让彼一步。如切实认为两国保持友好乃是今日紧要之事，双方则不可无有相让之处。我虽尚且难以确言，但据我所闻，若是在该岛屿之间划分疆界，提出将太平洋的通道让给中国的话，中国是可以承诺的。此事确实与否，虽然尚不可知，但可知中国大臣们尽管心怀愤怒，也会有意答应熟议的。”[39]

格兰特的上述说法，表明其态度业已改观。8月23日（七月初六），格兰特致函李鸿章（9月7日收到），内称：“我到日本以后，屡次会晤内阁大臣，将恭亲王与李中堂所托琉球之事妥商，设法使中日两国不致失和。看日人议论琉球事，与在北京、天津所闻情节微有不符。虽然不甚符合，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日人自谓球事系其应办，并非无理。但若中国肯宽让日人，日本亦愿退让中国，足见其本心不愿与中国失和。从前，两国商办此事，有一件文书措辞太重，使其不能转弯。日人心颇不平。如此文不肯撤销，以后恐难商议。如肯先行撤回，则日人悦服，情愿特派大员与中国特派大员妥商办法……日后若闻中日两国因为琉球之事，业经说合，并有永远和好之意，我更十分欢悦”云云。[40]

此时，格兰特实际是在偏袒日本。据8月12日伊藤博文写给宍户的信件可知，格兰特到达日本之后，不仅“充分承认我国（日本）政府有理，而且对我明确表示：琉球是日本领地，其人民是日本人”。[41]可见，格兰特并没有“主持公道”，反而成了分解琉球方案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