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12月18日，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经神户到达东京。此前，滞在东京的琉球官员前往神户，会晤何如璋陈述琉球国情，何如璋等到达东京后，琉球官员毛凤来又“迭次求见”。

1878年5月8日（光绪四年四月七日），何如璋经过具体考察后致书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言称“阻贡一案”非同小可，实乃“另有别情”。“因琉球臣事我朝，（日本）必逼其贰我，而后可以逞其志，此阻贡之举所由来也。琉球寡弱不敌，势如累卵，不能不托庇宇下，以救危亡。故屡次遣员哀吁者以此。然惟称日本阻贡，于废藩改年号诸事皆隐忍不敢陈，是琉球之愚也”。何如璋进一步谈道：“琉球初附东京，其王曾声请率由旧章，中东两属。彼时，副岛种臣为外务卿，经许其请。后乃竟阻贡使，遣官驻琉，欲锁其港。琉人危拒，几至骚乱以劫日人。观日官批其所禀，绝无情意，不过一再曰：所请各事难以听从而已。是日人未尝不知理屈。四年以来，未骤灭其国、绝其祀者，则以我牵制之之故，欲候我不与争，而后下手耳”。若迟迟不语，“日人或揣我为弃琉球，疑我为怯懦”，及至“日本行废藩而郡县之，以后更难议论”。主张“准理度情，此时不得不言者也”。

进而，何如璋认为：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何以为国”？况且，“琉球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日之安而不可得”。“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最后，何如璋认为：“虽谓因此生衅，尚不得不争”，既便“口舌相从”，“终无了期”，“而日人有所顾忌，球人藉以苟延，所获亦多”。[2]

上述说明：何如璋虽是文弱官员，但对日本的用心却能切中要害。因此，在其同时写给总署的信中提出了三种办法。据《荥阳三家文钞》所载，何如璋所提出的三种办法是：“为今之计，一面辩论一面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贡使，阴示日本以必争，则东人气慑，其事易成，此上策也。据理与争，止之不听，约琉人以必救，使抗东人，日若攻琉球，我出偏师应之，内外夹攻，破日必矣，东人受创，和议自成，此中策也。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或援公法邀各使评之，日人自知理屈，球人供俸图存，此下策也。

坐视不救，听日灭之，弃好崇仇，开门揖盗，是为无策。”[3]

然而，李鸿章于同年6月9日（光绪四年五月初九）却致函总署，言称“遣兵船责问，及约琉人以必救，似皆小题大作，转涉张皇”，莫如“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日人自知理绌，或不敢遽废藩制改郡县，俾琉人得保其土，亦不藉寇以兵”。[4]总署恭亲王等也认为：“日本自台湾事结后，尚无别项衅端，似不宜骤思用武。再四思维，自以据理诘问为正办理”，“拟由出使大臣，经据琉球陪臣面述情事，先为发端，使日本不敢迁怒寻仇，别生枝节”。[5]

也即，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并无积极奋起抗争之意，反有畏首畏尾之心。但日本政府在琉球问题上却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1874年，日本政府要员大久保利通归国后，立即提出了处置琉球的新建议，内称：“此次……征讨番地，使之认作义举，为受害难民支付恤银。[琉球]虽表几分为我国版图之实迹，但仍难以判然定局”。值此之际，“宜遣轮船一艘，传唤其通达时世之二三要人，恳切交谈征番始末，使之知晓对清谈判曲折……肃清与中国之关系”，在那霸港内设置镇台分营，从速接管琉球对外条约等等。[6]1876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也向外务卿寺岛宗则提出：在琉球实施“海外通航证书”，以便“不显琉球之名……使中国所谓属国琉球，归于无形空物”。[7]如此种种，说明日本政府强行占有琉球之欲，远在恭亲王等人的预料之上。这也就决定了尔后中日交涉的艰难。

1878年9月3日，何如璋前往日本外务省会见寺岛宗则，当面提出“近闻贵国使琉球内附，禁止对我清国朝贡”，“其情甚乖，请率由归章”。但寺岛却称：“以往我国虽然默视琉球之外交，但现今无独立之权者，有被他国吞并之忧，故而禁其私交”，并称琉球乃是日本属地。[8]9月27日，双方再次会晤，依然不得要领。10月7日（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何如璋向寺岛递交了如下照会：

（前略）查琉球为中国洋面一小岛，地势狭小，物产浇薄，贪之无可贪，并之无可并，孤悬海中，从古至今，自为一国。自明朝洪武五年，臣服中国，封王进贡，列为藩属。惟国中政令，许其自治，至今不改。我大清怜其弱小，优待有加。琉球事我，尤为恭顺。定例二年一贡，从无间断。所有一切典礼，载在大清会典礼部则礼，及历朝册封琉球使所著《中山传信录》等书，即球人所著中山史略《球阳志》，并贵国人近刻《琉球志》，皆明载之。又，琉球国于我咸丰年间，曾与合众国、法兰西国、荷兰国立约，约中皆用我年号、历朔、文字。是琉球为服属我朝之国，欧美各国无不知之。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本大臣驻此数月，查问情事，切念我两国自立修好条规以来，倍敦和谊，条规中第一条即言，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两国自应遵守不渝。此贵国之所知也。今若欺凌琉球，擅改旧章，将何以对我国，且何以对与琉球有约之国？琉球虽小，其服事我朝之心，上下如一，亦断难以屈从。方今宇内交通，礼为先务。无端而废弃条约，压制小邦，则揆之情事，稽之公法，恐万国闻之，亦不愿贵国有此举动。本大臣奉使贵邦，意在修好。前两次晤谈此事，谆谆相告，深虑言语不通，未达鄙怀，故特据实照会。务望贵国待琉球以礼，俾使琉球国体政体一切率循旧章，并不准阻我贡事，庶足以全友谊固邻交，不致贻笑于万国。贵大臣办理外务，才识周通，必能详察曲直利害之端，一以情理信义为准……[9]

何如璋的照会并未逸出“据理诘问”。其中“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或许措辞严厉，但是若从日本政府“擅改旧章”，企图强行占有琉球而言，似也并不过分。当年日本《近时评论》（1876年6月10日）在谈到琉球问题时也称：国家间的交际，应是“不失信义，不枉条理，堂堂正正”，“自身不欲遭受轻蔑侮辱，则不能轻蔑侮辱他人”。“倘不如斯，乃至欺小凌弱，强制之，凌砾之，其结果我亦将受他人之欺辱，遇到他人之侵暴，乃至罹受吞噬，也无之奈何”。[10]由此可见，何如璋不过是以其“直”言，诘问日本之“曲”也。然而，寺岛在11月21日却作了如下答复：

（前略）前接贵历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来函，所述琉球岛之事，皆已知悉。查该岛之事，有如本大臣前与贵大臣两次会晤谆谆相告，固系数百年来为我国所属邦土，现为我内务省管辖。不料，今忽接贵简，其文中有一节云，方今我国禁止琉球进贡贵国，贵国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或云欺凌琉球，擅改旧章，又言废弃条约，压制小邦等语……贵国政府尚未悉我政府有何理由发此禁令，而徒向我政府致有声称此等假想之暴言，是岂重邻交修友谊之道乎？若果由贵国政府饬令阁下，发出此等言语，则知贵国政府似有以后不欲保存两国和好之意也……[11]

这一答复，实际是妄言琉球与日本的关系（见下文），指责何如璋的照会。后来，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从中调停时，也以此事累及清政府，史家也有谓何“以日本通自居”，“结果成为僵局”的说法。但就事实而论，造成此种“僵局”的根源，当是日本政府自食外务卿之言，直接损害了中琉的传统关系。

何如璋接到上述复照后，于11月9日要求作出答复，但寺岛又以“前日业已照复，无复可言”为辞，拒绝了何如璋的要求。[12]

1879年3月3日，何如璋再次与寺岛交涉。据日方记载，寺岛言称：“我政府处分琉球是有理由的，贵国不知其详，而发出有如往日排列非礼之言的文书，是乃贵国极不友好之意”。何如璋对称：“岂能谓我不怀好意？两国交谊原非他国可比，鄙衷所蕴不敢包藏。阁下若以鄙言不怀好意，我也可谓贵国之处分不怀好意也。”[13]寺岛称：“此言若出于贵大臣的个人意见，则当提交谢罪文书”。而何如璋则称：“现今即使改窜文字，也非为妥结。总之，若能明确琉球为贵国所属之证据，则可归于商议。”[14]但寺岛却说：“出示证据不难，若不撤销前言，我不欲商议”。[15]

3月11日，何如璋再次会晤寺岛，要求日本撤退派往琉球的军队，而寺岛依然抓住所谓何如璋的“前言之失”，断然表示“难以撤退派往琉球之士兵”。[16]当何如璋再次谈到琉球对中国进贡之事时，寺岛更是强调：“进贡之事，无须论及。即使接受王号，也不能谓为属邦。罗马法皇将帝号授给法兰西皇帝一世，亦可谓为属国乎？”[17]至此，何如璋要求归还前日照会，并表明可以另行照会。但是，寺岛却称：“业已呈送我国政府，不能归还”，并再次要求何如璋提交“谢罪书”，[18]依然不肯另行开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