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琉球王国对荷兰及美、法公使的投诉，引起了某种反响。当时，美国公使表示，要将此事报告本国政府，请求指示。[28]而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也开始对日交涉。这样，琉球问题出现了所谓“国际化”趋势。这使日本政府感到忧虑。于是，新任日本内务卿的伊藤博文，则命令松田道之，迅速研究处理琉球的方法问题。

同年11月，松田道之向伊藤博文提交了《琉球藩处分案》。这一方案，实际是日本政府于1879年“废琉置县”的蓝本。为具体了解当年日本政府究竟是以何种“理由”，如何强行占有琉球的，现将松田道之拟定的方案要点，收录如下：

首先，松田道之在其方案中，就琉球的历史作了如下概述：“该藩自中兴国王舜天开始，至当今藩王尚泰，世数三十八代，历年六百八十六年（据称国祖天孙氏二十五世，纪年凡一万七千余年）。王统连绵不绝，土人长期在其统治之下。昔时在我版图之内，中时受萨摩藩主管辖，近时受政府直辖，但除裁判、兵权、货币、颁布历法之外，一切政务委任藩王。是以，土人知有藩王，而不知有天皇陛下，知有藩政府，而不知有本邦政府。其尊信藩王之深厚，实为无量。为了藩王，有弃命舍财也不足惜之情。故而，其藩政虽然极为压制苛酷，但因土人尊信藩王深厚，数百年来习惯既久，并无特别厌苦之情。然而，若仔细分析，尊信藩王者，乃是一般士民……其土民并非没有多少厌苦。

“至其风俗，士族以上者，娴雅清洁，衣食住行，并非鄙野，自有上等人士之风。但土民不学，识字者少，弊衣徒跣，起卧于土间，有野蛮之风。其语言，为本邦古语和彼之方言与中国语言相混淆，但为一种方言，更与本邦之人不通（虽然官吏皆可使用本邦语言）。其人情温顺、俭朴，崇尚礼让信义（虽然藩吏因苦苦仕于本邦与中国之间，颇能狡猾行事，商贾为免于鹿儿岛商贾之笼络，善用黠诈），且坚忍耐久，有劳力营生之质，又有固陋因循、忌讳新规之癖。其民力贫困（虽然处处有豪富者），官吏多富（虽然政府经常穷困）……。其政治以文教人伦为本，政教不分，兵备不用，土人不带寸铁，有敬神信佛之风，但不与土人宗教自由。文学以讲究孔孟之道为主。官府民间帐簿、书札，皆与本邦相同，门阀子弟及久米村人（闽之人种），学清国书法，官吏概用本邦家流及俗文。其土地制度、税法、殖产、贸易法等，因其国势，颇为注意，且有往往使用本邦之制者。其中，税法、祭祀、度量衡等，虽多是依照本邦之制，但百事皆不免压制主义。”

进而，松田道之预计了处分琉球的后果问题。他认为：“根据前述情况，其处分之初，一时将出现非常形势，也即一般士民哀痛，不知所措，弃业忘食……，将以必死之心，抗拒处分。然而，其无兵力，无法行干戈之为（虽然土人相斗，有掷石之癖），但将啸聚强诉，纷扰百事，几呈反状。不过，孤岛人民，终究无有抗拒之力，必将从命。至于处分之后，因其原本畏服，而非心服，所以明暗百般，不再妨害政治，最为困难。而土民识字者少，且语言不通，布令施政，又不得不以士族以上者为媒介。但其士族为不平之徒，难免伪传上意，欺诈下情……。总之，在通畅施行政治期间，始终难免障碍，不能与内地轻易废藩置县相比……。”

最后，松田道之则提出了所谓“可适当处分之方略”。内称：“该藩之处分，虽专属内政自主之权，但其条理出自国宪，其事由也可成为世界之议题，既令是微力之孤岛，也不可以非条理加之。然而，原本为非常之变革，又不可以平时而论。倘若仅仅拘泥于条理，而不能活用变通事宜之法，则不仅有误处置，而且有失条理之当。故而，为达到政府适当之目的，即使一时出于严酷处分，也当不背大体之条理，有可断然实行之理。

因此，在该藩处分之际，当以如何方法呢？”

“窃以为，该藩往昔之事，不可不暂且搁置，不可不以中时之事，尤其不可不以维新以来之事为基。然而，该藩不是万国公法所论之隶属国，也即不可以半主国而论，若纯然以之为内国藩地，恰如对马一般，则改革该藩现今不适合我国体之体制，有何惮哉？先前，副岛种臣任职外务卿时，对该藩说过：其国体政体永久不变。此言虽说不是永远不变之官令，但此言出于外务卿之职，不可谓为全无效力。故而，该藩将之作为金科玉律，经常作为维持旧制之辞。而且，政府也长期将该藩置于制度之外，使之处于暧昧之间，有欠典章。故而，现今俄然变革，不可无有适当之条理与言辞，而求其条理与言辞，则当以明治八年〔1875年〕对该藩命令，禁止其隔年向清国派遣朝贡使，禁止其在清国皇帝即位时派遣庆贺使节，禁止藩王更替时接受清国册封之事，而该藩只是请愿，至今未呈从命文书。明治九年〔1876年〕在该藩设置裁判官，该藩理当引渡裁判事务，但又是口称请愿，至今不予从命。此两者最为重要，不可荏苒不问。

“此外，派遣幸地亲方，暗中向中国投诉，指使在留府中之藩吏，向驻在中国公使密诉，且出入各国公使馆，要求各国公使斡旋。如此隐匿行为，不胜枚举。当以此等事件，作为施行变革之条理名义，以断然废藩置县，行使藩王住居东京等处分，或先以御用之名义，将藩王召至东京，遂加拘留，废藩之事甚为容易，但其航渡数百里远洋而来，阖藩士民恐惧，藩王必将称病推辞，若强行使之服从，则不可不强迫处置，土人不免动摇……，莫如省去此等手续，直接下达废藩置县、藩王居住东京之命令。然而，废藩置县若止限于藩王住在东京，则得失参半。因只是废藩也可预知土人动摇，加之令藩王脱离其地时，不问有无条理、政治利害，则是逐本求末。藩王若殊死不离其地，则将酿成几重纷扰，终究不可不以强迫处置，遂以兵威一并拘留反人。故而，废藩置县当首先让藩王退离居城，止让其住在别墅，使之无复妨害县治。倘若出现妨害之势，则不问何时，皆当断然采取严酷处置，而使之住在东京之事，也不宜迟。然而，土人气质，坚忍因循，得寸进尺，反复谴责，难见结局。因当初命令藩王住在东京，则有种种请愿，当制订许可藩王暂且滞在其地之顺序（依照岛津氏许其滞在鹿儿岛之先例），可否使之逐渐退离居城，住在别墅。又，以上诸事之处置，抑或将来施行县治，皆当示以威严，不可不准备实力，以预防凶暴，保护安宁，且需要相应之戍兵。”

至此，松田道之又提出了14条具体方法。诸如：“若在发布命令、废藩置县的同时，派遣兵员，将被误认为讨伐，而招致无谓之动摇。故而，当在发布命令之前，向该地分营增派若干兵员，而后任命负责处分之官员与县令，并使之同时进入琉球，处分长官奉命事情完了，当向县令交接。将来之县治，决不可急于施行完美之治，土地制度、风俗、营业，凡是该藩历来士民习惯者，当以尽力不予破坏为主。尤其是家禄处分、寺社处分、山林处分等等，当避免重蹈内地旧藩处分之覆辙……”此外，还有所谓通知琉球“废藩置县，县厅设在首里城”（第二条）；禁止琉球官吏滞在东京，并迅速返回琉球（第六条）；当向琉球王宣布：自今而后住在东京，公开交出首里城，前往东京之前，可住在别墅，“将原本属于琉球藩的房屋、仓库、地产、金银、谷物、船舶等，与原本属于藩王尚氏者，分开呈报”；“有关租税、秩禄等其他需要将来处分者，处分长官当进行调查，并与县令协商后，上报主管省”；“处分之际，土人必然狼狈骚扰，应尽力说谕，若有视为凶暴谋反时，可与分营协商，以兵威镇抚”；“藩王若不离开居城，不遵行传达条件，且有背反行为时，也可与分营协商，以兵威处分”；“藩王若不进行诸种交接，县令当向人民传达命令，警察之事，最为不可怠慢”（第八条）；“当在长崎至琉球间，铺设海底电线”（第十二条）；“当在琉球县设置裁判所”（第十三条）等等。[29]

上述种种，则是松田道之《琉球处分案》的基本内容。其中，所谓琉球“昔时为我国版图”的说法，有如前述，毫无根据。而日本天皇始封琉球王，随后强行控制琉球司法权，强制琉球使用日本年号、历法，并向琉球派遣警官、巡查等情况，则是1872年以后实施的。除此之外，似乎难以找出日本政府强行处分琉球的理由。而且，松田道之也承认，在其此前出使琉球之际，之所以反复论辩日本维新以来，对琉球所采取的强行措施，正是因为“根据〔琉球〕摄政、三司官的……书面意见，我国政府管辖琉球，远在清国管辖之后……，岂敢喋喋不休徒论往昔耶”，“是为余所深深注意者也”。[30]由此可见，日本政府所谓处分琉球的理由，自始便是牵强的。

1879年1月，松田道之奉命第二次出使琉球。25日，松田道之及其随行人员抵达那霸，其受命的任务是：“督责”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关系，且向日本交接裁判事宜。[31]为此，1月26日，松田道之向今归仁王子，递交了写给琉球王尚泰的书面材料，内称：“去年敝人出差尔藩，与阁下数次应答，但不从命，迁延几至六旬有余，故而敝人中止应答。决然离去之际，因藩吏衷情恳请，遂允阁下致书太政大臣，令藩吏径直进京请愿，并约定倘若仍不听许，则可命进京藩吏直接从命。敝人与藩吏同时归京，政府果然不听请愿。然而，后来依然言称请愿，不予从命。延缓至今，实在使政府感叹，也可谓对敝人之食言……。又据敝人所闻，幸地亲方暗中前往中国，向彼政府投诉，又指使在京亲方，依赖某些驻在外国公使，有种种隐匿行为。若果真如此，则实乃对政府之最大不敬，而且严重违反国宪。现今政府严加督责，乃是阁下咎由自取，祈望自省”。进而则称：“关于另纸下达之条件，当从速进呈从命文书，庙议决定，若是仍不从命，则将严加处分……。对另纸通知书之答复，当限定为下月三日，过期仍不回答，则视为不予从命，敝人将立即归京复命。”[32]

然而，时至2月3日，琉球王国依然拒不从命。同日，琉球王尚泰通过代理人具志头按司，向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递交了如下文书，内称：“关于敝藩与清国之事，以及裁判事务等，有如近顷百般申请，于情义上有难以实施之由。因清国驻东京公使向敝藩使者查问实情，故而明确告之。既然已照会外务省，若在尚未达成协议期间从命，则不仅不能向清国交代，而且将受到彼之谴责，敝藩必定进退两难，不堪愁叹，实在不能从命……”[33]

对此，松田道之在同日致书尚泰，言称“今日对下达条件之答复，可视为拒不从命之意。尤其是言称清国驻日公使对我外务省，发出照会云云。我国政府与清国政府间的事情，与阁下对我政府奉命答复之事，并无关系。然却专门以之为口实，拒不从命，甚不条理，我政府终究不能容许。阁下之代理人及三司官等，请求敝人宜加考虑，但对敝人前日参城时的诚恳说谕，以及敝人所呈文书之宗旨，俱不贯彻。事已至今，敝人已无斟酌余地，当迅速归京复命，阁下可待后命耳。”[34]与此同时，则是迫令琉球施行前述的护照制度，言称：“自今而后，大小藩吏，不问公私，凡是进京或旅行外地，皆得向内务省提出申请，未经许可，不得外出。其申请书，当经由当地之内务省派出所提出”，并指责琉球，至今依然使用光绪年号，是为“反政府行为”。[35]2月4日，松田道之愤然离开那霸。13日到达东京，次日向日本政府进呈《复命书》，内称：“希望迅速决定庙议，实施伊藤内务卿之处分建议，实为今日之急务”。[36]

同年2月18日，日本政府决定“处分”琉球，命令内务省调查实施手续。松田道之再次受命起草“处分方法”，并具体负责“处分”事宜。3月8日，日本政府命松田道之第三次出使琉球。11日，由太政大臣向其指令“处分”事项。除与前述内容相同者外，尚有“让旧藩王履行向县令交接土地、人民及官方帐簿等手续”；“在处分问题上，可对旧藩王行使指挥权”；“旧藩王或旧藩吏若抗拒此一处分，拒不退离居城，拒不交接土地、人民及官方帐簿等，本人可交付警察部拘留，若有谋反凶暴行为，则当与分营商议，使用武力处分”；“土人狼狈骚扰时，当尽力诚恳说谕，采取适当方法加以镇抚，若有谋反凶暴行为，则由警部加以逮捕，或与分营商议使用武力，可依据情况采取相应处分”；“旧藩王及王子等，即使就居住东京之事请愿推辞，也决不可容许，若有伪诈逃避规定行为，在不得已时，可拘留送往东京。但若因病实在难于启程时，当呈报政府接受指令”。[37]如此种种，进一步说明了日本政府所谓的“处分琉球”，全然是一种暴力的强制。

3月12日，松田道之等率领160余名警视、警部和巡查，从横浜出发，前往琉球。随后，又有分遣部队向琉球进发。20日，松田道之向随行人员讲述“处分梗概”，并为了预防泄漏消息，禁止随行人员与家中通信。25日，松田等人抵达那霸。27日，在首里城向琉球王代理今归仁王子宣布“废藩”决定，命令交出有关土地、人民等一切文书，并当即责令藩吏作向导，由随行人员加封、监管，且指令琉球王尚泰移居东京，此前应先行退出首里，可暂时住在嫡子中城王子尚典的住宅内。为了防止琉球方面的对抗，松田道之还特意责令封锁首里城门，没有证件者不得通行，以行镇压和防止琉民向中国逃散。[38]

面对这种形势，琉球摄政伊江王子、琉王代理今归仁王子和三司官等，以及各地50余名士族代表，依然坚持抗争，反复陈述请愿，但最终无济于事。卧病中的尚泰王，被迫于3月29日夜间10点退出居城，“士族官吏数百人围着驾舆，妇女和众人哀号者不知几许，实在目不忍睹”。[39]据载，这种强行的暴力曾在琉球产生了无形的抗拒。为此，松田道之还专门以所谓县令代理木梨精一郎的名义，向首里、那霸、久米和泊村等地的村镇官员，发出当依照往常工作的任命书，并将随从的内务省官员三人一组，配备翻译，派往国头、中头和岛尻等地的“间切”，向地方官员颁发任命书，以使之向琉球民众传达“废藩”之事。

然而，各地的琉球官员，依然继续要求保留琉球王位，对日本采取“废藩”之举，不予合作。诸如，有的不听告谕、拒绝接受任命（如岛尻的半见城）；有的拒绝移交各种公文（如中头的胜连和国头各郡）；有的在日方宣读告谕时，傲然居座，乃至煽动下属，实行总体退席，公然表示反抗（如中头的西原、国头的羽地、久志、金武和岛尻的知念）。更有的士族相互发誓：不作日本人的走狗，在被要求向日本政府纳税时，则表示“既使如何威胁，也要予以拒绝”，倘若以武力相威胁，则以“是乃岛中存亡之际，当不惜身家性命”，“不作任何与大和人内通之事”，倘若违背，则“本人性命听其自然，父母妻子受到流刑”，也在所不辞。[40]总之，日本强行“废琉置县”，是在琉球政府的抗争和农民阶层也有动摇，“全岛陷入异常紧张和不安的状态”中进行的。[41]

1879年4月4日，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宣布将琉球改为冲绳县，并公布锅岛直彬为第一任县令。为了迫使尚泰进京，日本政府随后又派出敕使富小路敬直，前往琉球。但尚泰王依然以疾病为由，拒绝前往东京。4月16日，伊江王子、今归仁王子等38人，以及那霸、久米的士族代表105人，继续联名请愿，并提出了让中城王子尚典进京请愿的要求。是时，松田道之为了镇压琉球士族的反抗，认为让王子尚典进京也是使琉球士族失去拥立有力人物的“一举两得”之策。[42]于是，在政府的同意下，由富小路敬直与王子尚典一同进京。5月2日，尚典到达东京，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准许延缓琉球王进京的要求，反而就此把尚典留在东京，并指令松田道之按既定方针施行。以致5月27日，尚泰王也被迫前往东京。

据琉球耳目官毛精良、通事蔡大鼎等三人于同年九月间（旧历）向中国总署告急的情况来看，日本政府在“处分”琉球的过程中，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毛精良等人言称：“本国官员……来闽传报，敝国惨遭日本侵灭，已将国主世子执赴该国，屡次哀请回国，不肯允准，乃谓现与中国相互葛藤，应候大局已结，饬行复国。本年五月王弟尚弼等，业经特饬向廷槐等，抵闽请教，举国昕夕，实深盼望。讵意日人于六月十四日，率领巡查兵役，突入世子宫，先将各门紧守，迫索历朝颁赐诏敕。此乃小邦镇国之宝，虔诚供奉，岂敢轻示于人。当即再三恳请，日人不听，各官与之据理论争。日人大怒，立召巡查数十名，毒打各官，直行胁去，至天朝钦赐御书、匾额、宝印，亦恐被其夺掠……。又近日上自法司等官，下至绅耆士庶……多被日人劫至各处衙署，严行拷审，或有固执忠义，自刎而死者。又将诸署所有簿册暨仓库所藏钱粮，一概胁取，且驰赴诸郡，迫以投纳赋税，即行严责，复将所积米谷，擅行劫去……。既吞国执主，复囚官害民，苛责掠夺，无所不至。”[43]

由此可见，当年日本政府的废琉之举，不仅是恣意强行，而且收掠中琉往来的历史见证，以及琉球“自是一国”的钱粮、帐簿、文书，以期消凭匿证。如是手段，实可谓首开近代以来日本对外兼并、占有的恶例。

注释

[1]全文见《大久保利通文书》第六，第237—239页。

[2]见岩仓公实迹保存会编：《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72页。

[3]见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第110页。

[4]关于这一点，日本白川县住职佐田介石，当年写给左院的意见书中也称：“琉球素奉中国正朔，且久已事奉册封，其为中国之属国，无需再论。据此理而言，杀害琉人之罪，非我国当问之事。”与此同时，佐田还质问政府此前介入琉球之事，认为琉球既然为中国属国，日本何又介入其间，授予琉王藩号，清国若以此理相责，届时日本“不但征台无名，而且有押领中国属地之罪”。据色川大吉等监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3卷，第877—878页。见吴密察前揭论文，中琉文化经济协会编：《第二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262—263页。

[5]见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版，第110页。

[6]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84页及《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72—573页。

[7]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84—85页。

[8]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95页。

[9]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04—107页。

[10]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第101页。

[11]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18页。

[12]据东亚同文会，前揭书，第102页。

[13]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21—123页。

[14]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24—125页。

[15]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27—128页。

[16]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98页。

[17]《琉球处分》，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65页。

[18]见同上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66页。

[19]见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第112页。

[20]同上。

[21]《琉球处分》，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74页。

[22]见佐藤三郎，前揭书，第113页。下村富士男氏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73—174页，收有光绪十年（1876年）十月十五日，尚泰王“特遣”向德宏等“细备情状，投请督抚两院，奏请圣猷”的书信，内中载有“幸经贵司照料周详，行咨探问，遂将行其咨复之处，报知倭国，方得告情之便”云云。两者显有差异，这里存疑。但据当时情况，“方得告情之便”一语，似为不确。

[23]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21页。

[24]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21页。

[25]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79—180页。

[26]见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425页。

[27]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第127页。

[28]据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第142页。

[29]全文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201—213页。本书分段，稍有删节。

[30]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23页。

[31]据日本太政大臣1879年1月8日签署的文件，见同上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89页。

[32]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89页。

[33]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191页。

[34]同上。

[35]同上。

[36]见同上书，第193页。

[37]见《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217页。

[38]参阅《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第219、222页。

[39]横濑夜雨：《明治初年の世相》，第233页。见佐藤三郎：《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第116页。

[40]据横濑夜雨，前揭书，第234页；币原坦：《南岛沿革史论》，第209页等，见佐藤三郎前揭书，第116—117页。

[41]见佐藤三郎，前揭书，第117页。

[42]同佐藤三郎：《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第118页。

[43]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131—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