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11月间，业已抵达东京的池城亲方等人，继续向日本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保持中琉关系，不变琉球国体、政体。内称“琉球与中国，有五百余年的恩德情义。断绝之，乃是背恩弃义，废绝为人、为国之道。况且，往古之两属，各国知悉明了，并非重新改为臣事他邦。而今亲政，各国交际，专以信义行事，祈望宽洪处置，使彼藩与中国之关系，也不失却信义。天皇陛下大德益彰，对世界舆论也可谓不失条理。遐陬僻居之小邦，依赖两国而立国，无故俄然断绝五百年来之礼节，即便是得以船舶往来，随意需用万般货物，又有何等脸面前往中国焉？”[17]

进而又称：“交通服属中国之事，有如前述，五百年来，受彼册封，向彼朝贡，在彼处设置官邸，以至于今，绵绵不绝。受彼之恩德，蒙彼之爱顾，原本为天朝所洞知、万国所察观者”。本藩“介于皇国与中国两大邦国之间，服事两朝，数百年如一日，更无薄厚。今若服从严命，对中国失去信义，则国情纷纭，上下错愕，不知如何处置。故而，藩王命臣等向阁下哀请，以天朝之威德，解救小藩之艰难危惧……。天朝可否以专使，将此特别意旨示教于清朝，得其承诺之书信，或了解彼之朝旨，告诸敝藩，明确永归天朝专属？若出此两者，则丝毫不失信义，阖国可得稳定，上下始安苏息之地。若不告诸中国，而唯是天朝之命，则吾负中国，不信不义，届时复有何辞？此等情势，祈望悯察。其他如职制改革，也难实施”等等。[18]

总之，琉球王国不愿断绝中琉关系，也不愿改变本国的国体和政体。然而，日本政府的主脑人物大久保利通，却认为中国业已承认琉球为日本版图〔实际并非如此——本书注〕，琉球问题纯属内政，日本没有必要求得中国方面的谅解。[19]因此强硬地拒绝了琉球方面的要求，并于同年10月18日向太政大臣表示：琉球不遵从松田〔道之〕之言，企图直接诉讼，“强行进京的内心，必有依赖之处”，故而对中国当“想方设法”，“祈望在此一方面从速断然指挥”。[20]为此，1876年5月，日本政府先是命令池城亲方等人归国，进而于同年6月间，派遣内务少丞木梨精一郎，率领警官、巡查若干人前往琉球，以期把持琉球的司法裁判权，并迫使琉球就范。是时，日本政府强行规定：“藩内〔琉球〕人民相互发生刑事案件，当由藩厅审讯，然后请求〔日本〕内务省派出所裁判”；“藩内人民相互发生民事纠纷，及藩内人民与其他府县人民（不论兵员与普通人民）之间的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皆当直接向内务省派出所申诉”。[21]及至1877年10月，日本政府又把琉球的司法权，纳入大阪高等法院的管辖之内。与此同时，则在琉球强制实行“海外旅行券制度”，凡是琉球人前往中国，必须向日本政府请发护照，以加强对中琉往来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之下，琉球预定在1876年派往中国的接贡船只受到梗阻。同年，福建布政使在送还琉球漂流民之际，曾询问事情的原由。而琉球要求给予回信答复，也遭到日本政府的禁止。[22]为此，琉球王尚泰于12月10日，派遣姐婿幸地亲方（紫巾官向德宏）等，秘密前往福州。由于风浪险阻，向德宏等于翌年四月抵达福州，面见福建布政使，递交琉王尚泰密咨，“禀请吁恳详咨，给凭赴部沥情”。[23]

1877年6月24日（旧历五月十四日），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将此事上报总署，请求“饬知出使东洋侍讲何如璋等，于前往日本之便，将琉球向隶藩属，该国不应阻贡，与之恺切理论，并邀集泰西驻倭诸使，按照万国公法，与评曲直”。[24]为此，清政府指令何如璋，于到任之后，可采取适当处置。这也是第二年何如璋对日强硬交涉的背景。

在此期间，琉球王国面对日本政府的百般逼迫，在不断请愿的同时，也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以保持“自为一国”的状态。据日本《朝野新闻》（1879年1月10日）报道，1878年抵达东京的琉球三司官毛凤来和马兼才，向西方驻日各国公使，递交了如下内容的投诉。其中言称：

“琉球国法司官毛凤来、马兼才等，为小国危急，切请有约大国俯赐怜鉴。窃琉球小国，自明洪武五年（即1372年）入贡中国，永乐二年（即1399年），我前王武宁，受册封为中山王，相承至今，向列外藩。遵用中国年号、历朔、文字，惟国内政令，许小国自治。大清以来，定例进贡土物，二年一次。逢大清国大皇帝登极，专遣陪臣，行庆贺之礼。敝国国王嗣位，请膺封典，大清国大皇帝遣使，册封嗣王为中山王。又时召陪臣子弟，入北京国子监读书。遇有漂船遭风难民，大清国各省督抚，皆优加抚恤，给粮修船，妥善遣送回国。自列中国外藩以来，至今五百余年不改。此前咸丰九年（即1859年、日本安政六年），大荷兰国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加白良〔capeiien〕，来小国互市，会蒙许立条约七款，条约即用汉文及大清国年号。谅贵公使有案可以查考。大合众国、大法兰西国，亦曾与敝国立约。敝国于日本，则旧与萨摩藩往来。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日本废萨摩藩，逼令敝国改隶东京，册封我国主为藩王，列入华族，事与外务省交涉。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日本明治六年），日本勒令将敝国与大荷兰国、大合众国、大法兰西国所立条约原书，送交外务省。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日本明治七年）九月，又强以琉球事务改附内务省。至光绪元年（即1875年），日本太政官告诸琉球国曰：琉球进贡清国及受清国册封，自今即行停止。又曰：藩中宜用明治年号及日本法律，藩中职官宜行改革。敝国屡次上书，遣使泣求日本，无奈国小力弱，日本决不允从。切念敝国虽小，自为一国，遵用大清国年号，大清国天恩高厚，许敝国自治，今日本国乃逼令改革。查敝国与大荷兰国立约，系用大清国年号、文字，今若大清国封贡之事，不能照旧举行，则前约几同废纸，小国无以自存，即恐得罪大国，且无以面对大清国，实深惶恐。小国弹丸之地，当时大荷兰国不行拒弃，待为列国，允与立约，至今感荷厚情。现今事处危急，唯有仰仗大国劝谕日本，使琉球国一切照旧。阖国臣民，戴德无极。除别备文禀，求大清国钦差大臣及大法兰西国全权公使、大合众国全权公使外，相应具禀，求请恩准施行”等等。[25]

人们知道，国家有大小，实力有强弱。弱国有权决定本国的事务，强国没有理由按照一己之利，把本国的意志强加给弱国。琉球王国的上述文书，既是请援，也是向西方立约各国，正式宣布琉球“自为一国”，并坚持对华关系“一切照旧”。然而，当年日本《朝野新闻》在报道此事时，却谓之“琉奴蔑视我日本帝国甚哉”。[26]用当代日本学者的话说，“这从整个明治时代，极其旺盛的国权扩张的气氛来考虑，是很自然的事情”。[27]然而，这只能说明：日本政府强行实施的“琉球处分”，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的强权与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