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7月10日，在大久保利通的直接操纵下，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内务六等出仕伊地知贞馨等，与池城亲方等人一道抵达琉球那霸。这是因为同年3至5月间，尽管大久保利通多次对池城亲方等人“谕以庙议所在”，但是池城等人始终坚持不受。用松田道之的话说，“（池城等人）意见固陋，苦情百端，卿〔大久保〕虽费数日，最终仍是声谓不归藩告诸藩王，不能决定答复”。因而，“莫如将官吏派至彼地，直接向藩王传达，且辩论说谕”。[8]

7月14日，松田道之向琉球王代理今归仁王子尚弼、摄政伊江王子尚健、三司官浦添亲方、池城亲方、富川亲方等，宣读日本政府五六月间作出的决定，也即：今后禁止隔年向中国朝贡、派遣使节，或清帝即位时派遣庆贺使之例行规定；今后藩王更替时，禁止接受中国册封；琉球应奉行明治年号，年中礼仪概当遵照布告行事；为调查实施刑法定律，当派遣二三名承担者进京；废止福州琉球馆；在琉球设置镇台分营；以及要求琉球王进京谢恩，按照另纸规定，实行藩制改革等。[9]但是，琉球方面并未从命，而是“直接表示了不奉命之意”。[10]根据松田道之出使琉球的记载，在其抵达那霸以后，琉球摄政、三司官等，确实与其进行过反复交涉，而交涉的重点，又正是不肯断绝与中国的关系。

8月5日，琉球王尚泰特意致书松田道之，内称“关于太政大臣三条公及阁下所谕示的禁止本藩隔年向清国进贡，或清国皇帝即位之时，派遣庆贺使，以及今后不得接受清国册封，藩内奉行明治年号，年中礼仪遵行布告，且改革藩制等等，业已知悉，与诸官评议之后，兹恳请如左：

一、本藩往昔政体礼仪不备，诸多不便，故而从属皇国与中国，承蒙两国指导，渐成政体。藩内所用物件，也从两国筹办。此外，经常蒙受两国仁惠抚恤，皇国与中国之厚恩，罄竹难书，两国实为父母之国，举藩上下，莫不仰奉。深愿万世不替，以励忠诚。今后不得向中国进贡，不得派遣庆贺使节，禁止向中国请求册封，必然弃绝父子之道，忘却中国累世之厚恩，失却信义，实乃心痛。请谅察前情之实，准允向中国进贡、派遣庆贺使节，以及接受中国册封等，一如既往。

又，从属皇国管辖之地鹿儿岛县之事，以往对中国隐匿，恳请对中国说明，采取明确处置，愿对两国奉公，永久勤勉。

二、本藩之事，有如前述，因从属皇国与中国，故而恳请对皇国使用皇历，对中国使用中国历法，年中礼仪按照两国格式。至于祝贺新年、纪元节、天长节等，当按布告实施。其他恳请一如既往。

三、关于职制之事，乃是应乎国情、顺乎民心而定，自古从无变易。现今政府虽直接管辖，但谓国体、政体永久不变，藩内一同闻知，难得之安宁。而谓藩制改革，则小邦人心迷乱，每事不周……。请与内地有别，一如既往。[11]

同日，琉球摄政伊江王子、三司官浦添亲方、池城亲方和富川亲方等，也联名申诉与中国不可断绝关系，以及无意改革藩政的理由。于是，松田道之则再次召集琉球摄政、三司官等五十余人，“历述世界形势”，并要求他们作向导，直接面见琉球王尚泰，但无一人答应。[12]

8月8日，松田道之致书琉球王尚泰及摄政、三司官。内称“（前略）从前我政府默许两属之国体，系因时势所致，幸无重大障碍。现今皇政一新，成万机亲裁之世，万国交际益加密切之时，从达到独立国之宗旨而言，准照世界条理、万国公法，其权利不备，则国不为国。尔藩为我国之版图，若臣事他邦，成两属之体，则是国家权利不能确立之最，不从速改之，则无以对答世界舆论，是不独我政府之缺乏典章，且关系尔藩之存亡，岂可不戒？是乃有此番通知下达之一大目的也。今阁下所陈，乃是不问此等条理，唯是因袭旧格，不欲就范新规，终究属于自私之苦情。而且，就琉球地理、人种、风俗、语言，以及受到我政府保护而论，原本也为我国之版图，成所谓地理上之管辖。将之询于世界公论，孰能谓之不属管辖、不在版图之内？

“至于清国，地理、人种、风俗、语言等等，一概与之无缘，唯是中古之际，尔国主自行应乎诏谕，受彼册封，但未曾受彼政府之保护，似是政令管辖，而无其实。将之询于世界公论，谁人谓之版图？必谓其实无管辖之权。故而，清国若谓琉球系自身管辖，只能对尔藩言之，对我政府不能言之，对世界不能言之。因中古明主之诏谕，并未断绝我之管辖，又未得到我之许诺，唯是琉球国主以滥自应谕为幸，与之结成私义。准照世界条理，更无可取之名分。我征伐生番之役，彼视为义举，向我政府支付尔藩遇难遗族金额，若是清国可向世界公开表明琉球为自身管辖，何不自行处置牡丹社，保护尔藩人民？又为何向我政府支付尔藩遇难遗族金额，而不自行向尔藩支付？且又为何将我征伐生番之役视为义举？琉球不受清国管辖之条理，历历在目，我政府于征伐生番之役，与清国谈判之结局，也可明证矣。由是观之，清国于尔藩之情意、名分早已废绝。尔藩言清国之情意，乃一己之私情耳（中略）。

“我政府若是不断绝尔藩臣事清国诸事，则失去所谓地理上之管辖权利，也即损失天皇陛下之权利。其对世界之关系，意义沉重而且广大，与尔藩对清国之情义相较，孰轻孰重？唯是主张自私之苦情，不问此中条理，见识谬矣。尤其是所谓向清国言明尔藩属我政府之事，更为最大之荒谬，对我政府失敬之甚。尔藩为我之版图，万国皆知，最近征伐生番之役，我政府对清国也有明确表示，何需依照阁下之漫言而告诸彼耶？勿复出此不敬之言”。

继而，松田道之又称：“尔藩国体、政体永久不变之命令，未曾有之。既或以明治六年外务省官员依照外务卿副岛种臣之命，给尔藩官员信中所揭之事，也与阁下所论宗旨不同。信中之意，乃是藩制不可轻易变更之意。而现今下达之通知，原本也非变革藩制，而是实施属于藩制之职制，有此藩制则不可无有此种职制。国家之政体，原本系于时势沿革，基于国家经营之便，不可不变者，不可永世墨守陈规……。尔藩亦然，故而，唯有从速遵旨奉行”云云。[13]

松田的上述说教中，所谓“尓藩为我之版图”，琉球王“滥自应谕”，与中国“结成私义”，以及所谓琉球地理、人种、风俗、语言概与中国“无缘”，“清国于尓藩之情意、名分早已废绝”等等，准照琉球社会发展史，实属无稽之谈。但其内中必欲废绝琉球社稷、切断中琉历史关系之心，却亦“历历在目”。

然而，松田道之的威严示谕，并没有改变琉球王国的意愿。8月10日，松田道之在给大久保利通的报告中谈道：琉球对设置镇台分营，派遣人员进京，调查实施日本刑法定律等事，可以遵照奉行，但“有关清国诸事，则不仅不愿从命，而且在其请愿之意中，不合条理者甚多。为此，下官在会晤席间，陈述不能听许之旨，且列举条理、名分反复论辩……。又于8日向藩王、藩吏，递交第28、第29号文书，督责其条理大义，并要求19日午前，作出决定性答复。其能否从命，此后之方向犹难预料，藩情颇为困难”。随后，他还谈道：“倘若该藩拥有兵力，人民强悍之时，难保不反我国政府。幸而藩无兵力、人民柔弱纯朴，条理势力无敌于我。故有关清国之事，既或再行数百次恳切议论，也决难心服，唯有依照条理，坚持不动，莫如威严论辩，使之威服……”[14]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占有琉球之念并未放松，而琉球对日本政府的强行意旨，也没有放弃抗争。

8月20日，琉球摄政、三司官等，在要求延期作出答复的情况下，又同松田道之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涉。其间，除了继续申诉不肯断绝中琉关系的理由之外，还针对松田道之所谓琉球“为皇国之版图”，“成所谓地理上之管辖”的说法，言称“本藩地处皇国与中国中间，地理气脉与两国连续，人种、风俗也与两国相似，语言无有变化，交通频仍，难谓因与皇国相似而归结为一定之何方”。进而又称“本藩自弘化至文久年间〔1844—1863年〕，外国船只频繁渡来，要求和好交易，小邦难于应付。尤其英、法、美国之人，相继逗留，藩中忧虑至极。但经向中国申诉，与渡来长官示意相谈，而归于平安无事，是有确实保护”。再者，“本藩进贡之规则，载于明清会典，各国一同明了知之。前述逗留之英、法、美国人，也依照中国之示谕办理。而且，本藩往昔交通皇国、中国、朝鲜、暹罗、爪哇国之前，何方也不服从。由于中古明主诏谕，开始进贡。是时，中国业已断绝皇国之管辖，无有得到皇国许诺之条理，也无滥自以应谕为幸，结成私义之事，不可视为无有可循之名义”。此外，“征伐台湾，系由皇国处置者，故而抚恤银两也当如是向皇国交接。且生存者也受到中国之格外保护，在送达本藩的咨文中，有向台湾府纠诘、儆惩强暴，以示怀柔之意。又，征伐台湾以后，中国对本藩没有任何指令，贡使进京、受纳文表贡物，对藩王、使者赐物及接待等等，一如先例，亲切相待，且发来皇帝殂落之白诏、新帝即位之红诏，先规无所更替，是以不可谓为清国对本藩之情义名分业已废绝”等等。[15]

上述情况表明，日本政府旨在断绝中琉关系的筹划，并没有得到琉球王国的认同。因此，松田道之在拒绝听取琉方意愿的同时，则开始采取所谓“使之威服”的手段。据《琉球见闻录》记载，其“怒声喝叱，极度苛责，宛如对待三尺儿童。众官吏因被松田斥责，夜不能寝，昼不能息。每日从早到晚进行协议，心急如火，肝胆皆裂，食不能咽”，以致“精神困倦，身体疲惫，如醉如狂，面色铁青，唯有叹息”。[16]然而，琉球官员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保持中琉关系的意愿，并继续要求直接向东京申诉。时至9月中旬，松田道之终于不得不同意琉球派遣三司官池城亲方等人前往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