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日本新政权通过出兵入侵台湾，并在10月31日的台事条约中，攫取了赔偿和所谓“保民义举”的名义后，则试图加速实现所谓“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以期完全占有琉球。因此，大久保利通归国后不久，便于同年12月15日，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了有关处置琉球的新建议。内称：

琉球藩历来为本朝与中国之两属，其人民受本邦保护，其正朔又受之于中国。明治五年〔1872年〕，琉球使臣来朝之际，赐以册封，尚泰列为藩王，但仍未能脱离中国管辖，暧昧模糊，何属不定，甚不体统。但其数百年之惯习，顽固僻陋，墨守旧章……仅以名分条理论之，决难更动，当渐进积成。此次对清交涉之后，征讨番地，使之认作义举，为受害难民支付恤银，虽表几分为我国版图之实迹，但仍难以达到判然定局，也难免各国无有异议。值此万国交际之日，如斯搁置，难料他日不生故障。征番之举，出自保护琉球难民不得已之义务，费金巨万，藩主等人理当深表感激，从速进京谢恩。但因其历来旧习，恐惧中国，思虑他日，处于知而不知状态。曾命藩主进京，但其至今不来朝见，万一托辞左右，不立即进京，则唯有加以谴责。以往用赦，格外处置。此时，宜遣轮船一艘，传唤其通达时世之二三要人，恳切交谈征番始末，使之知晓对清谈判曲折，方今形势，名分条理，归藩之后，激励藩王，进京谢恩。倘若此时唤之琉官进京，则应谕示：肃清与中国之关系，在那霸港内，设置镇台分营，其余刑法教育等等，顺次改革。至其与美国、法国、荷兰缔结条约之事，难以搁置，政府应从速实施交替手续。[1]

大久保利通的上述意见，实际是企图通过更为具体的手段措施，切断中琉历史关系，变琉球王国为日本所有。

1875年3月，大久保在上述意见获得政府同意的前提下，传令琉球官员池城亲方、与那原亲方、幸地亲云上等进京，并向他们宣布：“去年我政府所行义举，原本为了琉球人民。维新以来，与外国交涉之事，悉依万国公法，而琉球藩尚为两属形式，今日若不改革，则将受到中国干涉，且有他日滋蔓纠葛之患。我政府有此忧虑，意在那霸设置镇台分营，以保护琉球人民。又因琉球舟楫之利薄弱，特赐给汽船，亦可支给粟米若干，以救恤难民，宜体此意，再谕藩王入朝。”[2]

大久保利通的上述说教，实可谓“指鹿为马”。因为明明是日本政府借故入侵台湾，旨在造成占有琉球的“依据”，反倒声谓“原本为了琉球”；明明是中琉两国保持了上下五百余年的主从关系，反倒言称“将受到中国干涉”；明明是中国清政府支给琉球难民银两，反倒成了日本政府对琉球的恩惠。但其首先要在那霸“设置镇台分营”，以迫使琉球王国就范，却是实情。

据称，大久保利通在如何处置琉球问题上，曾经征询过当时日本政府的法律顾问、法人保索纳德（Boissonade）的意见。大久保利通所提出的问题是：（一）日本在琉球扩张权利是否合法；（二）琉球的现状没有多大变化，日本应如何扩大在琉球的权力；（三）日本应如何处置琉球历来与中国的关系。[3]这些问题本身表明：当时的大久保利通，在处置琉球的问题上，也感到气虚理亏，[4]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求“理由”或“依据”。

同年3月17日，保索纳德向大久保利通作了如下答复。关于第一点，保索纳德认为：由于中日台事条约中所说的“日本国属民”，是指琉球人，所以中国应该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关于第二点，保索纳德认为：琉球现今业已失去独立存在，应从属于日本。但从历史情况看，不宜急剧施加压力，可在租税、兵事、裁判等方面，依然保留一些独立性，以取得居民的信任为得策。承认现在的藩王任命诸官吏的权力，〔日本〕政府拥有其认证权，宜在〔琉球〕官吏中逐渐加入内地之人。在此之前，可首先派驻理事官，使之监察岛政，创办配备直接有利于岛民生活的灯塔、电讯等事业，若将之作为理事官直接负责的事务，其驻在名义也可合理化。另外，为了增大日本领有〔琉球〕的客观性，要注意在日本的地图中，必须绘有琉球，并要促使藩王进京，使之对政府保护表示谢忱。关于第三点，即如何处置中琉关系问题，保索纳德认为：应该废止琉球对中国献纳贡物，及派遣庆贺使等臣从性的交际活动。但应强制琉球实施，还是应由日中两国政府充分交涉实施，则仍有研究考虑的余地。对此，保索纳德认为，或许后者为宜。[5]

保索纳德的上述三条意见，可谓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如何处理琉球问题的具体方案。但同时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日琉关系的实际情况。也即当时的琉球，在租税、兵制、法律裁判，以及任命行政官员等方面，确实拥有自身的独立性，是属“自为一国”。而当时的日琉关系，也绝不是日本政府尔后对华交涉时所说的，业已达到了所谓“派官设治、遣兵戍边”的程度。

同年5月8日，大久保利通向政府报告了会见池城等人的情况，并再次提出了有关处置琉球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藩王入朝之事，可暂付他日再议，于官员赴任之后，再加说谕。然设立分营之事，乃是现今当务之急，无暇待其遵命。又如禁止其朝贡清国，撤销福州琉球馆之事，关系颇为重大，欲全然尽保护之道，粗订藩治政体，渐次推及。据闻，去岁藩王向清国北京派遣贡使，受到优惠礼遇。今又有清帝即位之报，料其必遣庆贺之使。我朝处分琉球，乃欧美各国所注视者，若默许派遣，则与国权相悖……。关系清国之事，欲最终按照政府之目的，预先确立标准，内定施设顺序”等等。[6]次日，大久保利通又专门列举了若干具体事项。诸如：禁止琉球隔年向中国遣使朝贡，以及清帝即位派遣庆贺使等；废除福州琉球馆；禁止琉球接受中国册封；派遣官员调查琉球改革事项；今后琉球与中国的关系，概由外务省处理等等。[7]这些具体事项表明，当年日本政府所谓处分琉球，不仅是否定琉球“自为一国”，而且是针对中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