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五年（1872年）五月三十日，也即日本新政权通过鹿儿岛县，向琉球王国施加压力，迫其实行所谓“施以适应因革厘正之政”期间，时任大藏大辅的井上馨（1835—1915），便向政府提出了采取措施，变琉球王国为日本所属的建议。内称：

庆长年间，岛津义久〔应是家久〕征讨琉球，擒获中山王尚宁，使之服从皇国以来，该国被视为萨摩附庸，诸事委诸萨摩，延至今日。考察其版图离合之概略，姑且不论其中兴始祖舜天，乃源为朝后裔之说。就其服从以来，参见修礼，献纳币帛，恭顺表诚而言，不唯历代不懈，且语言、风俗、官制、地名之相类，概为披中我光，不泄一证。察其形势，与我萨摩之南岬，相距仅数十里，与小而无人之伊豆八丈岛、北海之萨哈连相比，乃是接近内地之大庭径也。故而，彼国为我国山之余脉，起伏于南海之中，乃一方要冲，皇国之翰屏，犹如手足之于头目，尽运作之职，可供捍护之用，此事无需喋喋赘论。然彼从前奉中国正朔，接受册封，我未匡正其携贰之罪，上下暧昧相蒙，以致数百年，甚为不妥。就君臣大体而言，我虽涵容，但彼则应恪守人臣之节，不能稍有悖戾之行。况且，现今百度维新，终究不可置之不理，宜肃清从前暧昧之陋辙，采取措施，扩张皇国规模。但不可挟持威力，行侵夺之举，当接近彼之酋长，招至阙下，谴责其不臣之罪，且列举前述庆长大捷后之情况，详述顺逆之大义，土地之形势，以及其他传记、典章、待遇、交涉上之证据，使彼悔过谢罪，知晓茅土不可私有，然后速收其版籍，明确归我所辖，扶正制度，使之国郡制置、租税调贡等，悉如内地一轨，一视同仁，以洽浃皇化，是之所望，尚乞庙议，特此具陈。[10]

井上馨的上述动议，实际是无视当时的中琉关系，不顾琉球王国的意愿，企图单方面采取措施，变琉球为己有。日本庆长十四年以后，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确实有所制约，乃至将之作为贸易中介等，但当时的琉球王国依然拥有独自的政治体制，依然保持对中国的臣属关系，无所谓“携贰之罪”。至于所谓使其“知晓茅土不可私有”云云，实与所谓琉球“自古为皇国属岛”之说，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