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的资料上看，日本新政权试图占有琉球的行动，是从指令鹿儿岛县（原萨摩藩）报告以往日琉关系开始的。明治四年（1871年）七月十二日，萨摩藩（后称鹿儿岛县）根据新政权的指令，向政府递交了所谓日琉关系的《调查报告》。内称：

该国自上古以来，称作冲绳岛，在南海十二岛之内。为皇国属岛之事，古史亦有载之。文治二年〔1186年〕，岛津家祖丰后守忠久，受封萨摩、大隅、日向之际，补任南海十二岛之地头以来，世袭旧封，置为附庸。但因兵乱，治理难及海外之地。明洪武五年、我应安五年〔1372年〕，该国服从于彼，接受王号，衣冠等等变为明制，且改国号为琉球，但亦并未与我中断。应永年间〔1394—1428年〕，足利将军时代，有遣送使节、书翰往复等事。嘉吉元年〔1441年〕，九代陆奥守忠国，领受将军恩赏，再加封琉球国。其后，该国遣送使节贡船，至永正、天正年间〔1504—1521年、1573—1592年〕，无复中断来聘。但因征伐朝鲜之役，虽就贡纳缓急之事，通聘相劝，但该国不从。庆长十四年〔1609年〕，十八代中纳言家久，遣兵征讨，遂谢罪降服。继之，国内诸岛悉行检地，计入藩内领有数额，相传领有。至嘉永年间（1848—1853年），无复中绝。该国对旧幕入贡，虽是成规，但因其为贫弱小国，既使名义不当，若不谓皇国、中国为父母之国，成为两属，则难以存立。因其不得已之国情，故而依照旧例处置。然而，正保年间〔1644—1648年〕，清国革命之际，或将传令剃发、更换衣冠，届时如何处理，是亦难测。明历元年〔1655年〕，十九代大隅守光久，就此向幕府咨询，老中传令曰：若遣送使节，应彼之意，虽非难事，但内国事务，大隅守可据谋处置。庆长降服以来，以至于今，鹿儿岛公开派遣士官从事政务，琉球也在鹿儿岛建有馆舍，派遣官员，交替滞留，且每年送纳租税，对中国则是隔年派遣贡船。特此呈报。[1]

鹿儿岛的上述《调查报告》，似为日本新政权建立后，首次对日琉关系的陈述。然而，其中却有许多疑点。诸如所谓琉球为“皇国属岛”，“古史亦有载之”，有如前述，是属牵强附会。因为即使按照《日本书纪》和《续日本纪》中的记载，充其量也只能是当时的日本，与后来成为琉球领土的某些岛屿有所往来而已。

进而，所谓日本文治二年（1186年），岛津忠久受封萨摩、大隅、日向云云，更属无据。因为从现今业已公开出版的岛津家的文书来看，日本文治二年的岛津忠久，只是被当时尚未建立镰仓幕府的豪族源赖朝，任命为“从行庄务”、成为信浓国（今长野县）盐田庄的小头目，并无其他任命。[2]而岛津家被任命为越前国（今福井县东部）守护、岛津庄内萨摩方地头守护兼十二岛地头职，乃是日本镰仓幕府第四代将军在任期间，时为嘉禄三年（1227年），受命者也不是所谓“岛津家祖”忠久，而是第二代岛津忠时（忠义）。[3]此外，从任命书的内容上看，内中所谓十二岛，并无具体名称，难以说明琉球也在其中。故而，琉球自古便被日本“置为附庸”一说也无从谈起。

此外，所谓“嘉吉元年（1441年），九代陆奥守忠国……再加封琉球国”之事，经查阅现今出版的岛津家的古文书，无从寻求依据。因而，日本学者大城立裕氏也表示怀疑。而对此“不能否定”的小叶田淳氏，也只是说“具体地讲，是把〔对琉〕通交通商的垄断权给予萨摩”。[4]显然，这与所谓的“再加封”，并不是同一概念。至于岛津家领有萨摩、大隅、日向，成为所述三国的守护之职，则已是日本应永三十二年（1425年）的事情。[5]这与所谓文治二年（1186年）岛津家祖“受封萨摩、大隅、日向”，又至少相差了二百三十余年。

由此可见，上述鹿儿岛县有关日琉关系的《调查报告》，内含种种不实之辞，经不起历史的验证。但是，这份所谓《调查报告》，却成了尔后日本政府强行占有琉球的依据。

翌年（1872年）正月，鹿儿岛县派出县吏奈良原幸五郎和伊地知贞馨前往琉球，“示谕本朝〔日本〕沿革及宇内形势”，并要求琉球王国“施以适应因革厘正时世之政”。但是，历经三月有余，尽管“且威且谕”，依然不得要领。用伊地知的话说，是所谓琉球上下“僻陋顽固之风，凝结于人人心肝，一时难以使之释然”。[6]于是同年七月，鹿儿岛县又派遣县吏，携带县参事（当时主管县政）大山纲良的信件，前往琉球。大山在其信中言称：

“〔前略〕琉球自先王以来，世代服属于我。曩者，德川氏主宰天下，先王每遣王子，从藩候入江户，朝见于幕府，略如藩臣之礼。前年，德川氏图谋不轨，自取祸败。于是，王室始而中兴。天子躬身，总揽乾纲，振举百度，欲与宇内强国对立，乃更察时变，惩治积弊，遂废藩置县，四海同轨，政令画一，国势锓锓，日进文明之域，海内翕然，靡不向化矣。幕府僭越之时，琉球犹行朝见，何况王室中兴之时，阙然不修朝贺之礼，甚非所宜，我亦无辞于朝廷。琉球素贵礼教，自先王事我，具尽恭顺，我之待于琉球，亦不为不厚，当此国势一变之时，欲使王更缵前绪，以不失我保境安民之欢心，传福祚于无穷。此事，莫过于急速入朝者矣。故而，今特命权典事右松永、权大属今藤宏为使，赍书以往，布以腹心。是乃并非专出纲良私意，实有所受朝廷意旨。义不容缓，王亦焉能宴然而安乎……愿王体察纲良之诚，从速派遣王子，切勿迟疑而自贻悔焉。”[7]显然，这是名为促使琉球王国遣使朝贺，而实际内含他意的书信。

同年七月，琉球王尚泰派遣伊江王子尚健、宜野湾亲方向有恒，随同右松永等乘船抵达鹿儿岛，且致书大山纲良。内称：

“琉球国中山王尚泰，为咨谢事，窃照本年七月十二日，正使右松权典事……来到敝国，本爵恭接贵县大参事咨文，捧读之下，不堪欢欣之至，伏念王室中兴，总揽乾纲，振举百度，四海同轨，政令画一，即应趋赴凤阙，肃修朝贺，以伸向化之忱。无奈职守藩封，地逾渤解，未由凫趋，遂缺燕贺之礼。今贵参事特遣正副两员，赍捧简书，惠示遣使朝觐之意，此恩此德曷胜愧感，特遣伊江王子……虔捧国翰，备菲物进呈黻座，恭行庆贺之礼。”[8]

也就是说，当时的琉球并没有把日本新政权的成立，以及“废藩置县”等等，作为与本国命运相关的大事，也无意改变以往的日琉关系，充其量仍是一如既往，表示“向化之忱”，“恭行庆贺”而已。

这里应该就便谈到的是，从伊地知贞馨记述的《琉球处分起源》中可以得知，当年鹿儿岛县派人要求琉球改制时，还曾派遣县厅书记官伊地知小十郎前往琉球调查八重山岛的煤炭问题。此事的下文如何，未见资料记载。但可说明当年日本新政权之所以强行占有琉球，除了前述对外方针政策之外，还有企图实施经济掠夺的成分。这种情况在日本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中，也有反映。如佐田白茅在第三次有关征韩的意见中则称：“朝鲜，金穴也，米谷也颇多”，“故而，征伐朝鲜乃富国强兵之策”。[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