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一统中国后，随着国内政治的稳定，中琉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前述康熙二年（1663年），敕使张学礼等往封尚质为王之后，尚质除了遣使谢恩、贡方物之外，并上书言称：“臣捧读敕谕，恭知圣旨。因臣使物故甚多，滞闽日久，将正副使并督抚诸臣处治。臣恐惧无地。中外均属臣子，臣躬承天庥，不能少为诸臣之报，反而重为诸臣之累。臣何人斯，岂能宴然。伏乞上命，还学礼等原职”云云。[19]这种情况说明，有清以来，琉球对中国的臣属意识有增无减。为此，“圣祖嘉王恭顺，特赐王缎币二十匹”。[20]

又如《中山世谱》记载，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谋叛动兵”，十五年“遣游击陈应昌，至国招之”。但“王不肯从”。而十六年（1677年）却派遣正议大夫蔡国器等，“探问清朝安否”。因此，“圣祖大悦，深嘉琉球忠顺之诚”。[21]康熙十九年（1680年），琉球王尚贞遣使请封之际，圣祖皇帝则鉴于“琉球恪守藩职……恭顺可嘉”，除了“赐敕褒谕”之外，复又“加赐锦币二十匹”。康熙二十年，尚贞王派遣王舅毛国珍、紫巾大夫王明佐等，“入京奉表献方物，谢袭封恩”。圣祖皇帝按照谢恩先例，“给缎二十匹”，又格外“恩加十匹，共赐缎币三十匹，著为例”。二十三年（1684年），尚贞王派遣耳目官向世俊、正议大夫郑永安，奉表入京“贡方物”，圣祖皇帝又按进贡先例，“给赏缎四十匹”，更“以琉球忠顺，恩加十匹，共赐缎币五十匹，著为例”。[22]

上述记载说明，琉球并没有因为明清交替和国内多事，而改变对中国的臣属关系；而清代的中国皇帝，对于琉球也可谓格外优抚。因此，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圣祖皇帝派遣翰林院检讨汪楫、内阁中书舍人林麟昌，往封尚贞为王，且御书“中山世土”四字匾额，尚贞在《谢恩疏》中言称：“臣贞弹丸小国，僻处海隅，感沐皇仁，已经再世，蒙天恩特遣正使翰林院检讨汪楫……赍捧诏敕、币帛，封臣为琉球国中山王。臣与通国臣民，恭设香案，叩头跪听……。又蒙皇上特恩赐臣御笔，煌煌天翰，遥领小邦，荣光烛天，不特臣守藩之为荣，即奕世之为光矣……。皇上所颁诏敕，臣垦请留为传国之宝……。皇上所颁御笔，臣举国瞻仰，唯有舞蹈欢悦，不能仰酬万一”云云。[23]清代的中琉关系，正是在这种相互亲近的基础上得到加强的。

继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琉球王尚贞派遣官生梁成楫、蔡文溥、阮维新、郑秉钧等，来中国入学读书。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抵达北京，圣祖皇帝更是传令准照“都通事例，日廪甚优”。不仅衣帽、被褥咸备，而且随从人员也皆有赏赐，并“月给纸笔银一两五钱，特设教习一人，令博士一员督课”。[24]对此，琉球国史也称，由于梁成楫等人入学，圣祖皇帝还曾专命工部，“建房于监侧，令成楫等居。又三季给衣服及铺盖、口粮、日用等项，并从人各赐冬夏衣。优待甚厚”。[25]

及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琉球王尚敬（1713—1751年在位）派遣耳目官毛弘健、正议大夫陈其湘等人，奉表入贡，并派遣官生蔡用佐、蔡元龙、郑师崇三人，入监读书。但在洋中冲礁覆溺，唯有二号贡船抵达福州。对此，刚刚登极不久的世宗雍正皇帝，更是“特命福建守臣，谕祭贡使毛弘健并官生蔡用佐等人”，“又命将二号船内所存方物，交付发还，准作正贡到京。仍赐王罗缎、绸锦如例”。[26]

翌年（雍正元年、1723年），尚敬王复遣王舅翁国柱等，入京献方物，奉表祝贺世宗登极，并进香圣祖。同时又派官生郑秉哲、郑谦、蔡宏训等，入监读书。对此，礼部奏允，并一如既往，发给口粮、衣物、纸笔、银两。后不久，蔡宏训因病而亡。当时的世宗皇帝深以为痛，乃“命礼部特给蔡宏训三百两，内留一百两，修理坟墓。其余二百两，付翁国柱带还，交给蔡宏训之母，以资养瞻”。进而，由于翁国柱身为王舅，世宗皇帝还特意在乾清宫予以召见，参拜之后，“赐座并茶”，除例赏绸缎八十匹外，还加赐御书匾额“辑瑞球阳”四个大字，并珐琅炉瓶盒一份、白玉盒一对、汉玉块一件、白玉镇纸二件、三喜玉杯一件、青玉炉一件、白玉提梁罐一件、汉玉螭虎笔洗一件、青玉三喜花插一件、白玻璃大碗四个、白玻璃盖碗六个、磁胎烧金珐琅有盖把碗六个、青花白地龙凤盖碗十二个、青花白地龙凤盖锺十个……五彩宫碗十四个、绿地紫云茶碗十个、紫檀木盒绿端砚一方、棕根盒绿端砚一方、〔皇〕上用缎二十匹。此外，对王舅翁国柱，也另行加赏白银一百两、上用绸缎八匹。[27]如此种种，实如琉球国史所载：“诚是千载之奇遇也”。[28]这些事例说明：就是以当年的眼光来看，清代皇帝赐给琉球王的种种物品，也皆属瑰宝、价值不菲。由此可见，当年清代皇帝对待琉球王，可谓如同贵戚内臣，乃至超过内臣。

关于这一点，从琉球国史的下述记载中，还可以得到证实。雍正三年（1725年），琉球王尚敬“为叩谢格外恩赏事，遣紫巾官向得功、正议大夫郑士绚等人，入京谢恩，献方物”。是时，宫廷奉旨在太和殿旁“赐宴”，而陪宴者则是“内阁大学士马齐、吏部尚书查鼎纳、礼部尚书赖都，俱满洲人”。[29]显然，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进而，“赐宴”过后，向得功“又蒙召见于乾清宫”。当时双方的对话，则是上问“国王好么，地方太平么，百姓安乐么？”又问“一路地方官待他（指向得功）好么”？[30]如此等等，全然是主上对下属的关切之词。据载，当时世宗皇帝不仅“正赐例赏”蟒缎、青兰彩缎、蓝素缎、闪缎等等，而且“特赐加赏”内造缎二十匹、玉方鼎一件、玉荷叶盘一件、汉玉方壶一件、（中略）青龙红水七寸盘十二件、霁红白鱼七寸盘二十件……。[31]较之雍正元年的赏赐犹多。清代世宗皇帝如此，及至乾隆年间的高宗皇帝也是如此。如《中山世谱》卷十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琉球王尚穆遣使奉表贡方物，“叼蒙皇上隆恩，除正赏外，特赐内库缎二十匹、砚二方、玉器五件、玻璃器十件、磁器一百件，并正副使（赐）缎各四匹、银各五十两”。[32]

又如乾隆二年（1737年），琉球国运载粟米、棉花之船，遭风飘至浙江象山。浙闽总督嵇曾筠资给衣粮遣还。事后，乾隆皇帝诏谕：“嗣后被风漂泊之船，令督抚等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资给衣粮，修理舟楫，查还货物，遣归本国。著为令。”[33]同样，仁宗皇帝在位的嘉庆十二年（1807年），“琉球接贡船复遭风沉没，帝命给银千两作佣船资用，另给银五百两恤淹毙六十三人家属。〔宣宗〕道光二年（1822年），琉球贡船至闽头外洋遭风击碎，溺死贡使十名，帝令给银千两，佣商船回国，免另备贡物”。[34]如此种种，说明清代皇帝不仅对琉球官府从优，对其民船也格外优抚。故而，史载：乾隆以后迄于光绪朝，“凡琉球遭风难民，皆抚恤如例”。[35]如果把这种历史记载，与前述琉球免税贸易之事联系起来，则不难得出结论，清代的中琉关系实际比前明一代更为亲近、更为密切。

此外，随着中琉政治、经济关系而形成的文化交流，至有清一代则可谓更属不胜枚举。[36]其中，如徐葆光在使琉期间，与琉球官员、学者的交流，便是一例。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的序言中写道：“今臣奉命为检讨、臣海宝副以往，自己亥〔1719年〕六月朔至〔琉球〕国，候讯逾年，至庚子〔1720年〕二月十六日始行，计在中山凡八阅月，封宴之暇，先致语国王，求示中山世鉴及山川图籍，又时与其大夫之通文字译词者，遍游山海间，远近形势，皆在目中。考其制度礼仪，观风问俗，下至一物异状，必询名以得其实，见闻互证，与之往复，去疑存信。因并海行针路、封宴诸仪图状并列，编为六卷”云云。[37]这虽说是《中山传信录》的编撰过程，但也是中琉文化交流的过程。

又如琉球官员、学者程顺则（1663—1735），其祖上程复在察度为中山王时，便在琉球王府任职，往来于中琉之间。其父程泰祚被过继王室，曾任职“进贡都通事”等，康熙十一年（1672年），受命在那霸久米村监督兴建孔庙，以传播中国文化，后客死苏州。程顺则年长，前后历任通事、都通事、正议大夫、王府侍讲、紫巾大夫、三司官座敷等职。其一生两次来中国留学，三次作为使节入京，对促进中琉文化交流的贡献很大。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将明代成书的《六谕衍义》引入琉球。《六谕衍义》一书的“六谕”，出自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的四十一条教民圣谕的前六条，内含“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明末浙江会稽儒生范宏（字声皇），将之依序附例阐释，以使穷乡僻壤、长幼男妇皆知有此等纲纪法度。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程顺则来中国留学时，便“以为是书词简义深，言近指远，不独可以挽颓风而归淳厚，抑可以教子弟而通正音”，[38]故而请其业师竺天植“授而藏焉”。及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第二次奉命入京之时，则于归国之前自行出资，在福州刻印了一百本《六谕衍义》（时为康熙四十七年）。归国后，程顺则将之进呈尚贞王，并建议作为国民修身和学习官话（即中国语）的课本。尚贞王采纳其建议，于是“孝顺父母”等六谕，成为琉球国民家喻户晓的规范。后来，程顺则出使日本，又将之献给萨摩藩，而萨摩藩又将之进呈幕府，以致《六谕衍义》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也成了日本国民的修身课本。

上述种种，说明有清一代的中琉关系，出现了全方位的发展。然而，时至十九世纪中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日本对亚洲近邻推行的侵略政策，中琉关系又出现了危机。

注释

[1]见《明史》第二十八册，卷三二三，第8369页。

[2]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3页。

[3]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3页。

[4]见同上书，第四，第116—117页。

[5]见《明史》第二十八册，卷三二三，第8369—8370页。

[6]同上书，第8370页。

[7]见同上书，第8369页。

[8]《中山世谱》卷八，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7页。

[9]见《清史稿》第四十八册，中华书局版，第14616页。

[10]《中山世谱》卷八，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9页。

[11]见《清史稿》第四十八册，第14617页。

[12]见《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清代琉球记录集辑·续辑》，集辑部分，第7页。

[13]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24页。

[14]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的历史》，第212—213页。

[15]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25—126页。

[16]《清史稿》卷五二六，第14619页。

[17]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69页。

[18]据宫城荣昌等编：《冲绳历史地图》，第25页。

[19]《中山世谱》卷八，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21页。

[20]同上。

[21]同上，第123页。

[22]《中山世谱》卷八，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24—125页。

[23]见周煌：《琉球国志略》，《台湾文献丛刊》第293种，第249页。

[24]《清史稿》第四十八册，第14619页。

[25]《中山世谱》卷八，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25页。

[26]《中山世谱》卷九，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34页。

[27]同上，第135—136页。

[28]《中山世谱》卷九，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36页。

[29]同上。

[30]《中山世谱》卷九，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36页。

[31]同上，第137页。

[32]同上，第155页。

[33]《清史稿》第四十八册，第14619页。

[34]同上书，第14622页。

[35]同上。

[36]如台北中琉文化经济协会在1990年举办第二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中，便有《明清时代琉人姓名所受华人姓名的影响》《从寺庙看中华文化在琉球》《从石垣岛华侨社会看中琉文化交流》等多篇论文。

[37]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序，见《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十五集，汲古书院1977年版，第29页。

[38]《重刻六谕衍义》序文，见张希哲论文：《程顺则对于中琉文化交流的贡献》，收入中琉文化经济协会编：《第二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0年版，第1—12页。本书行文也有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