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有的日本学者认为：“由于岛津氏侵略琉球，‘琉球王国’的性质，与以往根本不同了。首先，岛津氏于1611年（庆长十六年）发布《十五条规定》，掌握了首里王府的贸易权。此外，以‘国王’为首的摄政三司官就任时，要提出申请并使之宣誓忠诚，且每年附有缴纳名为仕上世的义务。而且派遣在藩奉行以下的官员，使之指挥、监督首里王府的政治。也就是说，1609年（庆长十四年）以来，‘琉球王国’已服从岛津氏的实质性的统治”。[100]

此外，佐藤三郎氏在《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一书中言称：“庆长十四年的征服之后，幕府将〔琉球〕全岛123000石给予岛津氏，岛津氏将与论岛以北计35000石收为直辖地，将以南的88000石，以每年缴纳8000石地租为条件，承认琉球王统治，代之以经常发布法令干涉琉球内政，并在岛内的主要之地，经常派驻藩吏，指导监督其内政。其结果是强化了日本对琉球的权威，新国王继位之际，岛津氏接受幕府命令给予册封，琉球王必须向岛津氏派遣谢恩使表示忠诚之外，还向幕府派遣谢恩使……”等等。[101]

这里，本书试想就此提出两点疑问。其一，关于琉球国王就任时，要向萨摩“提出申请”的说法，似乎与琉球国史的记载有所不同。据《中山世谱》专门记述日琉关系的附卷（尚宁王条内）记载，泰昌元年（1620年）“为禀报尚宁王薨、尚丰王即位事，遣法司毛氏读谷山亲方盛韶到萨州。翌年回国”。[102]对此，第三部琉球国史《球阳》，在尚丰王条内又作了更为详细的附记，内称：“先王尚宁无有生男育女，王之亲族、法司、群臣相议，擢尚恭公浦添王子以为世子。已以其事奏闻萨州太守家久公，已登世子位。泰昌元年，尚宁王薨，世子尚恭公九岁，不能治国教民。由是，法司官毛凤朝读谷山亲方盛韶，与同僚相议曰：世子尚恭公幼稚，不能任国政、举贤退不肖。先以其父尚丰公中城王子朝富举登宝位何如？同僚尽心极思曰：公之所言诚是也。然而事已奏于萨州，如何可易？毛凤朝曰：今奉尚丰王即位而后，予赴萨州启奉此事。若事有不成而责咎之罪，则不管〔关〕同僚，予身甘受而已。三法司相议，招集群臣，嘱以丰王登极缘由。群臣佥以心服，即请尚丰王登极位……。于是乎，盛韶赴萨州，启奏太守家久公。泰昌二年，太守公遣川崎骏河殿，与凤朝同来球阳，进香于尚宁王，亦庆贺〔尚丰〕王即位”。[103]

同样，崇祯十三年（1640年）尚丰王逝世、尚贤即位，《中山世谱》附卷也只是记称：“本年，为讣闻尚丰王薨事，先遣潘氏……五月到萨州，本年回国。”“本年，为禀明尚贤王即位事，遣尚氏具志川王子朝盈……七月到萨州。翌年十一月回国。”[104]此外，别无其他记载。由此可见，琉球王的承嗣，当是向萨摩“禀报”“启奏”或“禀明”，也即报知萨摩岛津氏而已。

其二，所谓琉球新国王继位之际，“岛津氏接受幕府命令给予册封”的说法，也当另行明辨。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成书的《通航一览》卷七“琉球国部”记载：“宽文九己酉年（1669年）七月十一日，松平岛津光久请示中山王袭封，旨命任从旧例”。随后，又以小字体补充记载：“前王尚质去年卒，世中（子）尚贞今年袭封。然如前册所载，中山王卒，岛津氏先命袭封，而后进呈此意，是为旧例。此次请示袭封，不知何故。前后无复此事。”[105]

上述记载，或许正是所谓岛津氏接受幕府的命令，“册封”琉球王的依据。然而，有如前述，专门记载日琉关系的《中山世谱》附卷中，并无琉球世子通过岛津氏向幕府请求册封的记载。《通航一览》所谓“岛津氏先命袭封……是为旧例”，当是先命琉球世子沿袭旧例、继续向中国皇帝纳贡称臣之意。如《中山世谱》附卷一记载：“万历己酉（1609年），安赖扈从尚宁王在萨州，（岛津）家久公遣伊势兵部少辅镰田左京亮曰：中国若闻中山为我附庸，嗣后不可以为贡，当早遣安赖以为纳款云。由是……翌年正月二十日，安赖为体恤遭难，兼续修贡职事，奉命为王舅……坐驾楷船，入闽进京。辛亥夏，事竣回国，即赴萨州复命。又赴骏府，以闻将军家康公而回国”。[106]也就是说，萨摩岛津氏入侵琉球后，依然认从琉球对中国的臣属关系，认从琉球国王对中国皇帝纳贡称臣的旧例，唯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入侵的背景，而附加了认从和责令的成分。如《中山世谱》记载，尚宁王逝世后，天启元年（1621年）琉球“为谢尚封王即位事，遣尚氏久米中城王子朝贞七月到萨州”，[107]而翌年则向中国“遣王舅毛凤仪……等，奉表贡马及方物，并以尚宁王讣告，兼请袭封”。[108]由此可见，岛津氏受命“册封”琉球王的说法，并不准确。此外，《通航一览》“琉球国部”卷七所收录的、中山王尚贞于日本宽文十年（1670年）致幕府大老酒井的书简中所谈到的：“抑去岁吾萨州之太守光久，奉台命而令予嗣琉球国王之爵位……”云云，[109]也不等于“册封”。而且，这封书简的落款是“中山王尚贞”，其可信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据琉球国史《球阳》记载，尚贞王在位期间正是“萨州以国王改称国司”之时。[110]

其三，关于岛津氏派遣在番奉行“指挥”首里王府政治，或所谓对琉球进行“实质性统治”问题，这涉及萨摩藩是否拥有统治琉球的权限和事实依据。对此，人们从《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的解题中可以看出，作为编者的下村富士男氏，似在力图论证萨摩领有琉球的依据。其中写道：“刚进入十五世纪，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教将军，便将琉球加封给萨摩的岛津忠国，琉球国王对幕府三年一贡，对岛津氏也缴纳贡物”。阿弥陀佛，幸而下村氏没有走得更远，随后又加上了“然而，这种关系不是持续性的，至室町末期中断”。[111]从历史年表上看，足利义教成为幕府将军应是1429—1441年，而不是“刚进入十五世纪”。至于岛津忠国被补任为日向、大隅、萨摩三国守护之职，有如前述，是为日本应永三十二年（1425年），但没有将琉球一并加封给岛津氏的记载。[112]

进而，下村氏又称：“以后，就幕府对萨摩藩主岛津氏的领知判物而言，则是‘配给’琉球国。例如宽文四年（1664年），四代将军家纲致（萨摩）藩主的领知判物中记载，萨摩、大隅两国并日向诸县郡之内，合计六十万五千余石。此外，琉球国十二万三千七百石（另有目录），依先前宽永十一年（1634年）八月四日判物之旨，业已配给，可如件全然领有统治之。其目录载有琉球国诸岛十五岛，石额十二万三千七百石。琉球国和萨摩、大隅、日向诸国，同时被记作领地”云云。[113]这可以说是一段相当明白的解释。但是，在现今出版的《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中，却没有下村氏所说的那种“领知判物”。而下村氏在论证这一重大问题时，也没有注明所据资料出处。历史研究者有一种“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职业追求，论证这么重要的历史问题，不能明确标出所据原始资料出处（其他事项有所标注），显然是不够严谨的。

此外，仲原氏在论证这一问题时也说：“平定琉球的消息，被传到骏府和江户。〔同年〕七月七日，德川家康便迅速表示出将琉球给予家久之意”。然后，则称“以下文书可以为证”。其内容是：“报告琉球迅速平定，系尔之功。因尔进呈彼国，命尔益加处置。”[114]这是仲原氏用来作证的文书。但不知是仲原氏的记述有误，还是排版印刷有误，上述用来作证的文书日期却是“庆长十四年七月五日”，与仲原氏的记述相差两日。而且，上述《岛津家文书》中，依然没有这样的文书。对此，笔者感到疑惑不解，何以如此重要的历史文献，竟然找不到出处？退而言之，即或有过这一文书，似也不能说明琉球变成了萨摩的领地，因为只是让其“益加处置”而已，并非“封土”。再者，前述三木氏在《萨摩岛津氏》一书的年表中也称：1609年7月7日“家康奖赏家久平定琉球之功，授予琉球。秀忠也赐书嘉奖”云云。[115]从其主要依据来看，是为《萨摩旧记杂录》。但这部《杂录》是从日本文化年间（1804—1817）由萨摩藩士伊地知季安开始编集，时至1897年由季安之子季通完成的。[116]而这个过程，恰是经历了中日关于琉球归属问题的交涉，很难认为是价值很高的史料，而且《岛津家文书》中，也没有明确此种内容的文书。

现今出版的《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中，收录了有关萨摩入侵琉球的文书。如庆长十四年七月五日，德川秀忠致书岛津义久，内称“派遣兵船至琉球，征讨捕获彼党多人，乃至彼国王降服、三司官以下近日到岸，实为稀有之事，详情告诸本多佐渡守〔正信〕”。[117]同日，德川秀忠又致书岛津义弘，所谈内容基本相同。[118]这说明岛津家久入侵琉球，确实得到德川秀忠的嘉奖。但是，在此前后，没有“大御所”（德川家康）把琉球给予岛津氏的信件或文书。同年七月十三日，家康近臣本多正纯〔正信之子〕致书岛津家久，内称已将所报用兵琉球之事，“一一恳达上闻，大御所感到欣慰，心情甚好……谓为远渡异国，无与伦比，功劳非浅，料君理当满足。琉球之事，有给予之意，将遣内书，君之声誉实在莫过于此。进一步呈报彼地情况，是为肝要”云云。[119]这是现今可以查到的有关文书。据此，所谓七月七日德川家康把琉球给予岛津家久，岂不是与这一原始文书的日期相矛盾么？

再者，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德川家康在给岛津家久加盖“黑印”的书简中谈道：“告诸琉球可被领有统治之意，理当祝贺，送来佛桑花、茉莉花及硫黄千斤、唐屏风、绸缎五匹，欣慰也。”[120]这是否就是日本学界所说的“领知判物”，也即让岛津氏可以领有琉球的文书呢？笔者不敢妄加结论。唯是以为：关于萨摩领有琉球（除了割占五岛之外）的说法，实在纷纭。有谓庆长十四年（1609年）七月德川家康给予岛津氏的；有谓同年五月下旬，“岛津义弘向本多正纯报告平定琉球，从家康那里得到作为自领的非正式的许可”的；[121]有谓宽永十一年（1634年）八月“配给”的；有谓宽永十二年（1635年）幕府发给“领知”的；有谓宽文四年（1664年）“配给”的；还有所谓庆长十四年七月，“征夷大将军德川秀忠赐教书于〔岛津〕家久，褒奖其功，以琉球为岛津氏之附庸”的。[122]总之，五花八门，似乎没有明确的、可为学界共认的原始文书为证。

对于上述情况，本书认为不能不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其一，明代的中国，在东亚是一先进的封建大国，萨摩入侵琉球前后，国力尚未衰竭。而当时的日本幕府也确有利用琉球恢复对中国贸易的意图，前述幕府致福建巡抚转呈中国皇帝的书信可以为证。但在正式递交的书信中，又删去了“琉球称臣”的内容。这说明幕府在处置琉球问题上有所顾虑，更不要说宣布萨摩统治琉球了；其二，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萨摩入侵琉球并非不闻不问。据《中山世谱》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冬，“王遣王舅毛凤仪、长使金应魁等驰报兵警，致缓贡期。福建巡抚陈子贞以闻”。[123]《明史》记载：万历“四十年，日本果以劲兵三千入其国，掳其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浙江总兵官杨宗叶以闻，乞严饬海上兵备，从之”。[124]这说明在萨摩入侵琉球之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已有戒备。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尚宁王遣使，告诸日本有取鸡笼山（台湾）之谋，明神宗又“诏海上警备”。[125]天启二年（1622年），琉球世子尚丰遣使“以尚宁王讣告，兼请袭封”，四年（1624年）福建布政使则奉旨，“仍遣卫指挥萧崇基赍登极及大婚之诏”前往琉球。[126]稍后，天启五年（1625年）尚丰遣使乞封。崇祯元年（1628年），又是派遣卫指挥闽邦基，赍诏至琉球国。[127]这连续进行的海上警备以及派遣武官出使琉球，对于日本幕府和萨摩不能说没有影响。这恐怕也是前述萨摩入侵琉球后，幕吏本多正纯告诸岛津家久，德川家康“将遣内书”，但又没有明确将琉球给予萨摩的根本原因。

再者，萨摩入侵琉球时的日本，适值德川幕府创建不久，德川幕府对于萨摩藩也有戒备。这是因为1600年在美浓（今歧阜县）关原，德川家康率“东军”七万，与石田三成等诸侯大名的“西军”对阵之际，岛津义弘站在石田一边，是为“西军”成员。后来“西军”崩溃，岛津义弘（家久之父）被迫隐退，将家嗣让给三男家久（时称忠恒）。[128]这说明岛津家与德川家康曾有前嫌。时至日本庆长十九年（1614年）、元和元年（1615年），德川家康的势力最终制服反对派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得以稳定下来。但在各地诸侯领地的配置上，也极尽苦心，务求“亲藩”（本家）、“谱代”（家康的嫡系部下）的领地，与“外样大名”的领地相互交错，以利于钳制。而所谓的“外样大名”，则是“关原之战”后臣服于德川家的诸侯大名。内中的岛津氏（萨摩藩），更可谓是德川幕府防范的重点。元和元年（1615年），德川家康还专门在伏见城召见各地诸侯大名，向他们宣布了不得私自联姻、不得构筑新城、没有幕府命令不得向藩外出兵等十三条法规。[129]可见，这也是德川幕府极力避免“外样大名”势力膨胀的手段。从现今保存的岛津家的古文书来看，当年萨摩入侵琉球后，似也没有向幕府如实呈报其掠夺的金、银、珍宝，而只是呈报了入侵的简单过程。[130]这可谓也是两者相互“谨慎”的表现。因而，所谓萨摩领有琉球的说法或依据，依然是个有待考察的课题。

总之，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后，改变了以往的日琉关系，使之从对等关系变成了以强凌弱的关系，并使琉球王国受到了萨摩藩的制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琉球王国的独自体制。时至日本明治维新政权建立后，日本外务省官员森山茂在1874年3月向外务卿提交的《琉球藩改革之议》中，依然提出必须改变琉球“父皇母清”“一国奉二帝”的状况，以及废除摄政三司官等称呼，将琉球进一步归内务省管辖等意见。[131]这虽说是后话，但这正好“反证了当时琉球并未实际归属于日本，因此森山茂才建议必须造成琉球归属于日本的诸种形式”。[132]

注释

[1]参阅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70、74页。

[2]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附卷部分，第4页。

[3]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95页。

[4]见《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一书房发行，1978年版，第17页。

[5]同上。

[6]《琉球萨摩往复文书案》，《岛津国史》卷一八。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96页。

[7]见宫城荣昌，同上书，第96页。

[8]同上，第96页及《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17页。

[9]见《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17页。

[10]同上。

[11]见《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17页。

[12]同上。

[13]同上，第18页。个别文字、断句，稍有改动。

[14]同上，第18页。

[15]同上。

[16]同上。与此同时，东恩纳氏还谈道：日本永正十三年（1516年），备中莲岛的三宅国秀欲征琉球，并在萨州的坊津整备舟师，萨摩岛津忠隆向幕府请命讨之。“如果当时一般承认琉球纯然是岛津氏的附庸国，那么〔三宅国秀〕有胆量在岛津领内整备军旅吗？”见同上书，第16页。

[17]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94—95页。

[18]同上，第95页。

[19]见《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18—19页。内中所谈到的《通航一览》是1853年由德川幕府大学头林炜主持编纂的。

[20]参阅《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18页。

[21]见同上书，第19页。

[22]见三木靖：《战国史丛书10·萨摩岛津氏》，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版，第267—268页。

[23]见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第62—63页。

[24]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106—107页。

[25]见《比嘉春潮全集》第1卷，第554页。

[26]见三木靖：《萨摩岛津氏》，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版，第268页。

[27]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冲绳タイムス社1969年版，第255—256页。

[28]见《东恩纳宽淳全集》第2卷，第19页。

[29]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三一书房1970年版，第159页。

[30]见大城立裕：《琉球の历史》，第63页。

[31]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59页。

[32]参阅田名网宏：《新日本史研究》，旺文社发行1964年再版，第215—216页。

[33]见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第72页。

[34]同上。

[35]同上，第74页。内中《福州府志》所载，未及查阅原文。

[36]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98页。

[37]同上。

[38]同上，第99页。

[39]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50—251页。

[40]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99页。

[41]同上。

[42]同上，第100页。

[43]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第163—164页。比嘉春潮氏的这一见解，似根据小叶田淳氏的著书《中世南岛通交贸易史の研究》而立论的。见大城立裕氏前揭书，第78—79页。

[44]引据《文南聘纪考》，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100页。

[45]见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第65页。

[46]见宫城荣昌，前揭书，第101页。对此，仲原氏在前揭书中谈道：《喜安日记》把谢名一人作为萨摩入侵琉球的责任者，加以非难。但其任职三司官的时间为1606年（庆长十一年）。然而，《中山世谱》附卷尚宁王条内，也称“原是本国与萨州为邻交，纹船往来者，至今百有余年，奈信权臣邪名之言，遂失聘问之礼。由是，桦山……等奉命来伐”（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附卷部分，第5页）。

[47]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第164页。

[48]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第164页。

[49]见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第80页。

[50]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56页。

[51]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102页。

[52]见大城立裕，前揭书，第80—81页。

[53]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第164—165页。

[54]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56—257页。

[55]同上，第257页。

[56]见大城立裕，前揭书，第82—83页。

[57]宫城荣昌，前揭书，第102页。

[58]《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71页。

[59]《琉球渡海日记》，见同上书，第265页；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108页。

[60]见宫城荣昌，前揭书，第107页。

[61]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第35页。

[62]见球阳研究会编：《冲绳文化史料集成5球阳》卷四，角川书店1974年版，第211页。

[63]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40页。

[64]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第169页。

[65]如《中山世鉴》记称：“家久公垂仁厚礼，解吴囚尔来，琉国入贡于萨州，每年也”（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第12页）；而《中山世谱》只是记称：“王留萨州二年，王言吾事中朝，义当有终，卒被放回。然后国复宴然”（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0页）。《球阳》卷四中称：“王留萨州已经二年，王言吾事中朝义当有终，太守公深嘉其忠义，卒被放回，然后国复宴然”（见208页）。

[66]这里，应该就便谈到的是，据《琉球属和录》（收入《通航一览》三）记载，“〔德川〕秀忠公〔对尚宁〕大为怜悯，虽说是萨摩侯的附庸之国，但与诸大名并列，位于老中之次，被定为十万石以上之格”（见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105页）。按照这种记载，当是德川秀忠“怜悯”尚宁王，并非岛津家久。再者，《中山世鉴》（编者向象贤）最先将传说中的源为朝渡琉说当作历史记载，称琉球王为日本人皇后裔，主张“日琉同祖”论。这究竟是为什么？日本学界有人认为向是“亲日派”。但是，如果从相反的角度来考察，“日琉同祖”论岂不是对所谓琉球“自古为萨摩附庸”的否定？

[67]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附卷部分，第5页。

[68]见同上书第五，附卷部分，第5页。

[69]见宫城荣昌：《琉球使者の江户上り》，第一书房1982年版，第11—12页。

[70]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附卷部分，第9页。

[71]见同上书第五，附卷部分，第14页。

[72]见同上书第五，附卷部分，第16页。

[73]见宫城荣昌：《琉球使节の江户上り》，第1页、第21页。

[74]东恩纳宽淳：“关于琉球物之杂本”（收入《南岛论考》），见宫城荣昌同上书，第102页。

[75]见下村富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开明堂1962年版，解题第5页。

[76]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第7页。

[77]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附卷部分，第5页。

[78]同上，第8页。

[79]这是根据日本《萨藩旧记杂录》后编卷六十六、《南聘纪考》卷下、《西藩田租考》卷下、《琉球杂记》的记述。见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105页。

[80]见宫城荣昌，同上书，第113页。

[81]见《史学杂志》第七编第九、第十号所刊论文：“论琉球对本邦及中国之关系”。

[82]金井之恭：《使清办理始末》，见《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96页。

[83]《中山世谱》附卷，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第5页。

[84]同上。

[85]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0页。

[86]同上，第115页。

[87]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121页。

[88]参阅宫城荣昌等编：《冲绳历史地图》，柏书房1983年版，第125页。

[89]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108页。

[90]见宫城荣昌等编：《冲绳历史地图》，第22页。

[91]见比嘉春潮：《新稿·冲绳の历史》，第174页。

[92]见《东恩纳宽淳全集》第5卷，第一书房1978年版，第326页。

[93]见同上书，第105页。

[94]见岩仓公实迹保存会：《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69—570页。大城立裕氏在《冲绳历史散步》一书的93页，载有该十五条原文。其中，第一条应该是“没有萨摩的通知，禁止向中国购买货物”之意；第七条原文：“琉球人买取日本に渡る敷く事”，大城氏译为：“琉球人不可到日本去做买卖”（见第92页）。此外，还将第四条原文译作：“私に人を奴仆にしてはいけない”者（见《比嘉春潮全集》第1卷，第553页）。

[95]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41页。

[96]见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アジア》，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179页。

[97]见朝尾直弘等编：《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12卷，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39页。

[98]见荒野泰典等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2外交与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第303—304页。对此，鹤田氏在文末的附注中，特意写明参阅纸屋敦之：“萨摩の琉球侵入”（收入《新琉球史·近世编上》）、上原兼善：“琉球の支配”（收入《讲座日本近世史2锁国》）、丰见山和行：“近世琉球の外交と社会”（收入《历史学研究·1988年度大会报告特集号》）。

[99]见《东等恩纳宽淳全集》第5卷，第326页。

[100]仲地哲夫氏解说，见宫城荣昌等编：《冲绳历史地图》，第125页。

[101]见《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版，第99—100页。

[102]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中山世谱》附卷一，第7页。

[103]球阳研究会编：《冲绳文化史料集成5·球阳·原文编》，角川书店发行1974年版，第587—588页。

[104]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中山世谱》附卷一，第12页。

[105]见《通航一览》卷七，国书刊行会1912年版，第59页。

[106]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中山世谱》附卷一，第5页。

[107]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中山世谱》附卷一，第7页。

[108]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中山世谱》卷八，第113页。

[109]见《通航一览》第七，第63页。

[110]据《球阳》附卷，第590页及601页。

[111]见下村富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风间书房1962年版，解题部分，第4页。

[112]据《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之一》，第45页。

[113]见下村富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解题部分，第5页。

[114]见《仲原善忠选集》上卷，第267页。其引用的内容原文是：“琉球之义、早速属平均之由、注进候、手柄之段、被感思食候、即彼国进候条、弥仕置可被申付候也庆长十四年七月五日家康印”。据1994年版的《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12卷第42页可知，仲原氏的上述引文来自《后编萨摩旧记杂录》。其成书当在《萨摩旧记杂录》之后，也属中日关于琉球归属交涉之后所编。

[115]见三木靖：《萨摩岛津氏》，第316页。

[116]据《日本史辞典》，角川书店1983年版，“萨摩旧记杂录”条。

[117]见《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之一》，第74页，第124号文书。

[118]见同上书，第75页，第125号文书。

[119]见《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之二》，第335—336页，第1043号文书。同日，本多正纯在给岛津义久的信中，虽然又重复此事，但在岛津家的文书中依然没有其所谓的这一“内书”。

[120]其原文是：“琉球国可被领知之旨、申遣候处、祝着之段尤候、仍为音信、佛桑花、茉莉花并硫磺千斤、唐屏风、织锦五卷到来、悦思食候也”。见《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之一》，第76页，第128号文书。

[121]见山冈庄八：《德川家康》（21），讲谈社1964年版，第227页。

[122]见岩仓公实迹保存会：《岩仓公实记》下卷，第569页。

[123]《中山世谱》卷七，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0页。

[124]见《明史》卷三二三，列传二二一，外国四，中华书局刊本，第8369页。

[125]同上。

[126]《中山世谱》卷八，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4页。

[127]同上。

[128]见《仲原善忠选集》，第244页。

[129]参阅田名网宏：《新日本史研究》，第208—209页。

[130]据《大日本古文书·岛津家文书之二》，第335—336页，第1043号文书。

[131]据色川大吉、我部政男监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3卷，247—248页。见吴密察：“《建白书》所见的征台之役（1784年）”，台北中琉文化经济协会编：《第二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0年版，第262—263页。

[132]吴密察同上论文，见台北中琉文化经济协会编：同上书，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