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萨摩入侵后的日琉关系，有如前述，由于日本学界在何以入侵琉球问题上的多种见解，因而也是众说纷纭，记述不一。如仲原氏的结论是：萨摩入侵琉球之后，“出现了残存所谓王国外表的岛津支藩化的新琉球”。但也承认“对于这个问题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58]为了便于陈述，本书拟就琉球国史《中山世谱》等原始记载，结合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分次说明如下：

其一，萨摩入侵琉球，首先是给琉球王国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据佚名作者《琉球渡海日记》记载，当年四月一日，萨军三千余人在大湾（渡久地）登陆后，便是一边到处放火，一边向首里城逼近，以致沿途百姓弃家逃奔。四月五日，萨军进入首里后，说是接管首里城，而实际是进行洗劫。据载，当时萨军以桦山久高为首的主要将领分为四组，分别带领入侵士兵，将首里城中的金银、丝绸和珍贵物品，凡是“在日本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的”，概行登记造册，攫为萨摩所有。仅此一事，便花费了七、八天的时间。然后，则是将之分批运往那霸，再从那霸运往鹿儿岛的山川港。[59]也就是说，琉球国中的金银财宝，凡是有价值的物品，尽被萨军掠劫而去。前已提及的《喜安日记》中也称：“有如家家日记、代代文书、七〔奇〕珍万宝，尽失无遗。”[60]致使后世琉球连编修国史，也极为困难。

关于萨摩对琉球的洗劫，琉球国史未敢明确记载。因为有如前述，萨摩入侵后，琉球国史所载，需呈送萨摩藩主审视。但《中山世鉴》还是隐含地记载了这一事实，内称：“琉球往古满是金银，或制簪，或作祭器，又与大明、暹罗、日本等等往来商贾……数百年后传至尚宁，失于己酉之乱”。[61]这“己酉之乱”实际便是日本庆长十四年萨摩入侵琉球。后来，乾隆十年（1745年）成书的《球阳》中，在尚宁王卷内，也记述了那霸金库被毁的事情，内称：“万历年间，亲见世地内，有一公藏，名之曰金库，有大屋子笔者，属于锻冶奉行，办理此事。但至于近世，毁其公库”。[62]亲见世公库乃是琉球储藏财物和贸易物资之地，所谓“近世”被毁，实际也是萨摩的浩劫，唯是依然没有公开指明而已。

现今，日本学界注意到了十六世纪中后期，葡萄牙商人东进，以及中、日两国对外贸易等等，对琉球从事中介贸易所造成的影响，但却没有意识到1609年萨摩对琉球金银财宝的掠夺，对其国势衰落所造成的影响，这显然是一大缺憾。

其二，扣压人质、迫使琉球王尚宁屈从。有如前述，萨军入侵琉球后，将尚宁王等一百余人俘至鹿儿岛。在此期间，除了将尚宁等人带往骏府、江户，谒见幕府将军而外，实际是将之扣压在萨州，使之不得生还。据载，及至日本庆长十六年（1611年）九月十九日，尚宁王等在被迫出具“誓文”的情况下，才得以生还，前后被拘留长达二年五个月之久。

日方记载，当年琉球王尚宁在写给岛津家久的“誓文”中言称：“琉球自古为萨州岛津氏之附庸，故而太守让位之时，舣船奉祝，或时以使者、使僧，献纳隔邦之方物，其礼仪终无怠矣。尤在太阁秀吉之时，被定置附于萨州，有相勤诸役之旨，虽无其疑，但远国之故，不能相达右之法度，多罪多罪。因兹琉球国被破，且复寄身于贵国，永止归乡之思，宛如鸟在笼中。然有家久公之哀怜，匪啻遂归乡之志，且割诸岛以赐我。如此之厚恩，当何以奉谢之哉。世世代代对萨州之君，不可有丝毫疏远之意。子孙传让，不可忘却此一灵社誓文，厚恩之旨，可令相传。以往所定之法度，不可违乱……”云云。[63]这是《仲原善忠选集》中的记述，而比嘉春潮氏在《新稿·冲绳の历史》一书中，又记作九月六日。[64]两者有十三日之差。这或许是印刷上的失误。但是，如此重大的、可谓关系琉球国家命运的事情，何以都没有史料的原始出处？而在琉球三部国史中又何以都没有记载？[65]是萨摩岛津氏不准琉球国史记载，对幕府及中国隐瞒实情，抑或内中另有蹊跷？显然仍是有待考察的疑惑。[66]

据《中山世谱》记载，尚宁王被放回之后，依然不得不向萨州派遣“国质”。如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为国质事，遣金氏摩文亲方安恒，六月到萨州。翌年，安恒沾病回国。嫡子松金安基，代父留萨州。癸丑（1613年）十二月回国”；[67]“四十年壬子，为国质事，遣向氏伊江按司朝仲、向氏羽地按司朝安到萨州。至甲寅年（1614年）回国”等等。[68]这实际是对琉球王国的挟持。而尚宁王去世后，则被改为每年向萨州派遣“年头使”，以行聘问之礼。

此外，则是要求琉球遣使谒见幕府将军。此事被称为“上江户”。据宫城氏的研究统计，除了1610年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将作为俘虏的尚宁王等，带至江户、进见幕府将军，以及1872年日本新政府传令琉球派遣庆贺使之外，从1634年至1850年的二百余年，琉球先后以所谓“谢恩使”和“庆贺使”的名义，派遣“上江户”的使节，前后合计18次。[69]

从《中山世谱》附卷的记载来看，其中所谓的“庆贺使”，是指历代幕府将军更替或有其他事宜时，琉球派往江户予以祝贺的使节；所谓的“谢恩使”，是指琉球王即位或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后，派人前往江户报告的使者。如尚丰王崇祯七年（1634年）条记载，“为谢礼待敕使者，原出太守公〔即岛津氏——本书注〕之恩事，遣尚文公佐敷王子朝益，春到萨州。此时太守公扈从将军在二条城，即赴京都，见朝将军家康公，并中纳言家久公。礼式全竣，其冬回国”。[70]这也是宫城氏上述统计中的第一次。进而，在尚贤王崇祯十六年（1643年）条内记称：“为贺家纲公（将军长子）诞生事，遣尚氏金武王子朝贞，五月到萨州，随太守公翌年夏到江府，其冬回国。”[71]是为宫城氏统计的第二次。又如尚质王顺治六年（1649年）条记载：“为谢尚质王即位于太树公并太守公事，遣尚氏具志川王子朝盈五月到萨州，随太守公七月赴江府，十一月回到萨州，翌年四月回国。”[72]是为宫城氏统计的第三次。如此等等。

根据上述情况，宫城氏认为，琉球使节“上江户”，是萨摩入侵后强制要求的，其中含有萨摩岛津氏借以炫耀自身“特殊奉公”的意图。[73]而东恩纳氏认为，“历代萨摩藩主都希望晋升为与家久一样的官位，因而讲究种种苦肉之策。最为巧妙运用的，是〔岛津〕吉贵。而故技重施的，则是〔岛津〕齐兴”。[74]也就是说，萨摩强制琉球使节“上江户”，带有自身炫耀和企图晋升之意。但下村富士男氏在编纂史料丛书的解题中言称：“萨摩藩主受幕府之命，在新国王承嗣之时，给予承认（给予任命国王的命令），国王向藩主派出谢恩使，宣誓忠诚，向幕府也派遣谢恩使，另外将军袭职或藩主有喜庆之事，则派遣庆贺使”。进而又称：“作为反映这种关系的，则是庆安三年（1650年）完成的琉球第一部正史《中山世鉴》中，将源为朝渡琉、娶大里按司之女，其子称舜天王继承王位，子孙相继的传承，作为事实来记载。”[75]这种说法，可谓牵强附会。因为把传说当事实来记载，与琉球使节“上江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而所谓萨摩藩主受幕府之命，“给予任命国王的命令”，则更是值得另行研究的。如《中山世谱》附卷一，只是记称：泰昌元年（1620年）“为禀报尚宁王薨，尚丰王即位事，遣法司毛氏读谷山亲方盛韶到萨州，翌年回国”；“天启元年辛酉，为谢尚丰王即位事，遣尚氏久米中城王子朝贞七月到萨州，翌年四月回国”。内中并无岛津氏任命琉球王的记载。[76]

其三，强占琉球北方五岛，迫使琉球对萨摩纳贡。《中山世谱》附卷中记载，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萨州太守遣本田伊贺守等，都鄙有章、上下有分。又遣阿多氏等，均井地，正经界，而始为赋税。从此每年纳贡于萨州，永著为例”。继而又称：“三十九年辛亥〔1611年〕，家久公出赐琉球一纸目录。此时，鬼界、大岛、德岛、永良部、与论，始属萨州”。但在这一记载之后，又谓“然彼五岛，原系吾国管辖之地。故容貌衣服，迄今留（存），与吾国无以相异”。[77]随后，在尚丰王附卷内，又称“崇祯元年戊辰〔1628年〕，为再乞琉球一纸目录事，遣波上山赖翁法印，年头使向氏玉城亲方朝智，二月到萨州，十月十八日回国（一纸目录，原在本国，偶为逆徒被盗。故遣使以请）”云云。[78]

从上述记载来看，1609年萨摩借入侵琉球之机，强占琉球北部五岛，是属事实。而且，与萨摩岛津氏入侵琉球之前，意欲占有琉球北方“大岛”的计划相符。但何以有关一纸目录又被失盗，可谓迄今又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

据日本学者研究，在琉球王尚宁归国之前，岛津家久便已指令割让奄美大岛等五岛，且在同年八月“检地”完了的基础上，将琉球年产量定为八万九千余石。其中，五万石作为王室收入。其余作为三司官以下诸士的“知行地”（俸禄）。与此同时，责令琉球每年向萨摩缴纳约六千石的“贡米”。此外，还要缴纳芭蕉布三千段（每段约一个成人用的布料长度）、琉球上等布六千段、下等布一万段、唐芋一千三百斤、绵子三贯（每贯十石）、棕榈绳一百捆、黑网一百条、牛皮二百张、席三千八百张。[79]后来，琉球土地年产量的评定有所更动，其负担也有变化。如前述的实物贡品，由于筹措困难，日本庆长十八年（1613年）六月，又被全部改为银两。但芭蕉布和其他指定的萨藩用品，又必须缴纳实物。[80]显然，这是强行勒索。因为即便是所谓岛津家的“支藩”，恐怕也未必要向本家缴纳如此沉重的负担。

日本文学士菊池谦二郎氏早在1896年撰文，认为“断定国土所属如何”有三个重要条件，一是“琉球对本邦或中国是否纳税”，二是“琉球是否奉行本邦或中国之法令”，三是“琉球之主要统治者是否由本邦或中国任命”。[81]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但是征诸萨摩入侵琉球后的史实，则是行不通的。因为萨摩对琉球索取的是贡物，而不是按照日本国内或萨摩境内的地租制缴纳租税。日本近代政权要人大久保利通，1874年来华交涉日军侵台事件时，曾针对台湾番地“力能输饷者，岁纳社饷”之事，言称“夫国之征税，起于君民相约者也。所称社饷者，税之类欤，抑馈献之类欤？如弱者而馈献于强者，不得称为税也。其或不出于民，独出于酋首，或有往来两国贸易，私垄断者献其所获，籍名社饷，以图混冒……”云云。[82]这对于理解和说明萨摩强制索取琉球贡赋，倒是最为恰当。至于萨摩入侵琉球之后，是否奉行日本法令、主要统治者是否由日本任命的问题，也是应该另行别论的（见下文）。

其四，萨摩入侵琉球后，岛津氏变成了介在中琉贸易之间的盘剥者。据《中山世谱》附卷记载，“万历己酉（1609年），安赖扈从尚宁王在萨州，家久公遣伊势兵部少辅镰田左京亮曰：中国若闻中山为我附庸，嗣后不可以为进贡，当早遣安赖以为纳款云”。[83]这一记载，表明了两种含义：一是岛津氏确想介入中琉贸易；二是表明萨摩认从琉球对中国皇帝朝贡，保持臣从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安赖于第二年正月“奉命为王舅，同长史金应魁……等，坐驾楷船，入闽赴京”。[84]但当时明代神宗皇帝，鉴于“琉球新经残破，财匮人乏”，谓之“俟十年之后，物力稍完，然后复修贡职，未为晚也”。[85]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皇帝业已知晓琉球遭到萨摩的劫掠，并出于体恤藩属之意，而滞缓了琉球的入贡时间。及至崇祯六年（1633年），尚丰受封为王，再次遣使“谢袭封恩”，并“附具奏，乞贡朝如旧制”之时，“怀宗才允其请”。[86]此后，琉球又恢复了对中国的二年一贡，而萨摩也成为介在其间的盘剥者。

据日本学者研究，当年萨摩岛津氏通过琉球对中国的贸易，可以从中获得“唐十倍”的利润。因而，岛津氏千方百计地控制琉球对中国的贸易。如1683年（日本天和三年），琉球购买了中国册封船所携带的货物，未经萨摩而直接转销京都、大阪、长崎之后，萨摩岛津氏则发出“禁令”，要求琉球只能在鹿儿岛出售。至于琉球特产的出口，岛津氏也要求限定在萨摩藩交易。[87]再者，萨摩入侵后，更是利用琉球遭到劫掠的财经困难，由萨摩藩筹款或由萨摩商人出资，使琉球从事“傀儡贸易”，以致形成琉球依靠萨摩的银两才能来中国进行贸易的局面。[88]

此外，萨摩岛津氏为了长期介在中琉之间，获得实际利益，从1632年（日本宽永九年）开始，还在琉球那霸设置了任期三年（也有任期二年的说法）轮换的“在番奉行”，其馆舍称作“假屋”。对此，日本学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如宫城荣昌氏认为，“在番奉行的职务中，以监视〔琉球〕内政和督励进贡贸易最为重要”。[89]后来，宫城氏在其编著的《冲绳历史地图》中，又称“在番奉行的工作，主要是监视王府的政治、外交，并向萨摩藩呈报异国船只来航始末等”。[90]比嘉春潮氏也认为，岛津氏“为了监视和督励〔琉球〕进贡贸易”，因而在1631年以后，向那霸派驻了在番奉行。[91]同样，东恩纳氏更为明确地认为，“在番奉行统监政治的主要目的，在于萨摩垄断锁国下的海外贸易”。[92]征诸1631年以后日本幕府所推行的锁国政策，着眼于萨摩从中占有贸易利益，是有道理的。但是，将萨摩“在藩奉行”的作用，称之为“统监政治”，似乎有所过分。一者，日本的“奉行”之职，乃是从事具体事务者，不具备“统监”的身份、地位；二者，“监视”与“统监政治”的含义有别，不能通用。再者，就琉球国史所记载的具体情况而言（见下文），萨摩“在藩奉行”的实际作用，也与近代日本兼并朝鲜之前的“统监政治”不同。

这里，应该就便谈到的是：据称，日本庆长十六年（1611年）九月十九日，萨摩确定放还尚宁王时，又以桦山久高等人的名义，[93]向尚宁出示了如下十五条规定。按照后来日本对清政府交涉时（1879年）的说法是：（一）非萨摩之命，禁止购买他国货物；（二）不堪使用者，虽旧勋也不可予禄；（三）婢妾不可予禄；（四）不可私约主从；（五）不可多设寺院；（六）商人不带萨摩印契，不许市易；（七）不可略买琉球人送至内地；（八）岁税及其他公物，必遵我官吏所定，据法收纳；（九）禁止不经由三司官而任用他人；（十）禁止强行买卖；（十一）禁止斗争；（十二）农商定税之外，有非理征收者，可告发于鹿儿府；（十三）不可自琉球向他国发〔遣〕商船；（十四）斗升用京量，不可用他量；（十五）禁博奕非僻之事。[94]诚如是，则可谓萨摩入侵琉球之后，对琉球王国的内政干涉。

对此，有如前述，菊池氏认为是“奉行”日本法令，并将之作为琉球是日本所属“国土”的三项条件之一。然而，就当时的日本法令而言，应是出自德川幕府，桦山久高不过是入侵琉球军的大将而已，就是萨摩藩主岛津家久，似也无权制定日本法令。再者，就上述十五条而言，显然是诸种杂项事务的罗列，并未涉及琉球的归属问题。用仲原善忠氏的说法是：“岛津氏的对琉政策，有如十五条规定那样，是明确的。”但是，随后又称：“其中，空文化者不少，也有未必成为后世规范者。”[95]也就是说，把上述十五条作为萨摩入侵后的“对琉政策”，向琉球王国提出种种要求是可以的。但若将之作为奉行日本法令，乃至将之作为琉球属于日本国土的重要条件，则属言过其实，在日本学界也是难以首肯的。

此外，萨摩入侵后，为什么以桦山久高等人的名义，出示上述十五条“规定”？现今日本学界似乎没有触及这个问题。而琉球国史《中山世鉴》和《中山世谱》，又都没有记载此事。这意味着什么呢？进而，有如前述，萨摩入侵琉球，是基于所谓琉球没有如数负担指定的“义务”，以及对幕府有欠礼仪等等，而当初所议定的计划，是要“占领大岛”。对此，幕府也曾命其先行交涉。就此而言，幕府似没有给予萨摩更多的权限。

日本庆长十五年（1610年）十二月，也即萨摩入侵琉球之后，德川幕府老中本多正纯，曾“奉旨呈书”明代福建总督，希望对明贸易。该书信的原稿内言称：“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抚育诸岛……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无不上书输宾。由是，益慕中华，而求和平之意，无忘于怀。今兹应天府周性如者，适来于五岛，乃诣上国，困及此事，不亦乐乎？明岁福建商船来我邦，期以长崎港为凑泊之地，随彼商主之意，交易有无，开大哄市，岂非二国之利乎？所期在是耳……”[96]但在正式向中国方面递交的书面中，又将“朝鲜入贡，琉球称臣”的内容删掉，改为“其德化所及，朝鲜、安南、交趾……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宾”。[97]姑且不论这封书信是否转到了中国皇帝的手中，仅就幕府本身删掉上述内容而言，则可说明连德川家康也未敢骤然言称琉球为臣。进而，其试想恢复对中国的贸易，与萨摩上述十五条要求中的第一条，也即没有萨摩的指令，琉球不得向中国订购货物，也是有区别的。由此可见，桦山久高等人提出的上述十五条的实际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总之，萨摩入侵琉球之后，改变了以往日琉间的对等关系。多年从事史料编纂、现在东京大学任职的鹤田启氏认为，“1609年（庆长十四年）征服、侵略琉球的萨摩藩，当初的方针是在政治体制和风俗两个方面，谋求将琉球同化，并在征服之后，便迅速进行琉球各岛的土地测量，计算产量数额。然而，在秉承幕府的意旨，于1611年至1614年让琉球进行的对明交涉（实现勘合贸易或在琉球进行碰头贸易）完全失败后，为了利用琉球的朝贡关系保持对明渠道，又撤回了同化政策。琉球检测土地的结果，反映在1635年（宽永十二年）发给岛津氏的领知判物中。此后，包括奄美五岛的琉球，则被记作萨摩藩的领地。然而，另一方面，琉球本身拥有独自的体制和文化，并继续着与中国（先明后清）的册封、进贡贸易关系，幕府和萨摩藩都认识到，琉球是不能与其他地区同样被控制的存在。整个近世，琉球之所以被称为‘幕藩体制国家中的异国’，就是因为琉球这种固有的条件。再者，关于琉球与中国的册封关系，虽有认为不过是形式的、礼仪性的见解，但册封与进贡贸易有不可分的关系，并构成了岛津氏支配下的琉球具有一定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根据。因而，应该视为具有现实的政治与经济的意义”。[98]

进而，按照东恩纳氏的说法是，“因为在藩奉行统监政治的主要目的，在于萨摩垄断锁国下的海外贸易，所以万事都是沿着这个路线运营的。不用说身为政治中枢的摄政三司官，及其以下十五人的职务，就是王位也要获得萨摩的承认，但其用心是为了顺利运行萨摩的贸易政策，只要此事顺利进行，并不干涉〔琉球〕内治。为此，其政治虽说勉强，但仍独自筹措，并整顿了独自的态势”。[99]

上述两者，可谓对萨摩入侵后的日琉关系，作了具体陈述。但其中谓之幕府和萨摩藩都认为琉球“是不能与其他地区同样被控制的存在”，与所谓“构成了岛津氏支配下的琉球……”是有矛盾的，所谓“统监政治”的说法，有如前述，并非事实。所谓“就是王位也要获得萨摩的承认”，以及宽永十二年幕府发给岛津氏“领知判物”之事，也当另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