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庆长十四年（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萨摩岛津氏在业经幕府许可的情况下，出兵入侵琉球。对此，日本学界有人将之称为“岛津氏入琉球”。显然，这是含糊不清的。

关于这次入侵事件，专门研究萨摩岛津氏的三木靖氏，在著书中作了如下记载：“庆长十四年三月四日，大将桦山久高、副将平田增宗和士兵三千人，搭乘兵船一百余只，自九州山川港出发，平定大岛、德之岛、永良部岛，二十五日从古宇利岛登陆，四月五日占领首里城，最终平定琉球。五月十七日〔萨军〕带着尚宁王、具志头王子朝盛以下一百余人质，从今归仁出航，二十四日返回山川。六月二十三日尚宁进入鹿儿岛，会见岛津氏。因平定琉球的消息，七月五日将军秀忠下书岛津氏，七日家康下达了书简和领有统治琉球的黑印状。岛津家久和尚宁一道，于庆长十五年（1610年）五月从鹿儿岛出发，在骏府见家康，在江户见秀忠。十二月返回鹿儿岛。翌年九月，尚宁归还琉球”。进而，三木氏又称：“这次平定琉球之策，系因尚氏对岛津氏负债不还，对幕府诸藩对〔琉球〕漂流民之好意有欠礼节，但目标是以琉球为中介而开始日明贸易。至此，业已支配了二国一郡的岛津氏，又增加了一国的统治，扩大了领国范围”。[22]三木氏的上述记载，应该说是比较具体的。但是，其中也留下了重大疑问。其一，何谓“平定琉球”？令人不解。因为萨摩入侵琉球之前，琉球王国对日本既没有骚扰，也谈不到什么反叛之罪。“平定琉球”的说法，虽是源于当年萨摩向幕府的呈报，但不符合日琉之间的实际关系。其二，文中所谓“〔庆长十四年〕七月五日将军秀忠下书岛津氏，七日家康下达了书简和领有统治琉球的黑印状”，用语亦属含糊不清。因为秀忠下书系给何人、所谈何事不明。又谓家康下达领有统治琉球的黑印状，在日期上虽属明确，但谓何人领有？且无所据资料来源。因而，有关事件仍需考证。

总之，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在近世日琉关系史上是件大事，也是现今学界研究琉球历史的焦点问题。诸如萨摩何以入侵琉球、目的何在？萨摩入侵后的日琉关系如何？以及萨摩所谓“领有”琉球的依据何在等等。为此，本书试从现今日本学界的研究谈起，以期寻求上述问题的历史真相。

首先，关于萨摩何以入侵琉球、目的何在问题。就笔者所接触到的著书而言，日本学界可谓因人而异。如大城立裕氏在著书中认为，萨摩入侵琉球的真正原因，一是基于确保并发展日本对明贸易的意志和欲望；二是借助日本战国之“余势”，与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具有共同的性质。[23]但宫城荣昌氏认为，“萨摩侵略琉球的真正目的，在于以支配异国的事实，向诸国大名夸耀萨摩的权威，并垄断对明贸易利益”。[24]而比嘉春潮氏则强调，因为萨摩“入琉球的主要目标，在于夺取中国贸易的利权，所以岛津氏首先要把琉球置于自己的统制之下”。[25]

此外，前述三木氏又称：出兵琉球的计划与实施，是由岛津氏进行的。“就此而言，所谓平定琉球攻击尚氏，与为了平定大隅而攻击蒲生氏，或为了平定北萨摩而攻击入来院氏相类似”。“但是，没有统一政权的稳定，没有统一政权的支援，则不能平定琉球”。当时的岛津氏完全被组织在统一政权之下，没有出兵和开战的权能，岛津氏作为战国大名的性格几乎消失了，但在这次平定中所发挥的，则是其保存的某些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定琉球是战国大名岛津氏所进行的〔诸侯〕会战的终结”。[26]

与三木氏上述观点相近的，是被誉为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仲原善忠氏。仲原氏认为，萨摩出兵琉球的动机，“全然是日本全土的统一运动，贸易问题不过是附带性的”。至于“直接动机”，仲原氏则列举了以下具体事例。诸如：琉球没有负担所谓“朝鲜之役”（指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入侵朝鲜战争）的义务，岛津氏为之垫付，但琉球不予偿还，成为悬案；日本庆长七年（1602年）冬，琉球船漂至奥州，幕府将之送往萨摩，萨摩遣舟送还，要求琉球对幕府还礼，但琉球没有实施；庆长八年，琉球报恩寺的忍文长老，到萨摩祝贺岛津家久就任藩主，是时，萨摩也曾要求琉球向德川家康致礼，翌年二月，岛津义久致书尚宁王催促此事。但琉球依然未予回应；庆长十年（1605年）七月，琉球船从福州返航途中，漂至日本平户，平户方面将此事报告骏府及江户，幕吏指令予以就济、送还，并要求琉球对以往送还漂流船之事“谢恩”等等。根据以上事例，仲原氏认为：“〔琉球〕伤害了幕府和萨摩的威信，是极为非礼的。因而，也就有了讨伐琉球的充分理由。”[27]

如果将上述各家见解稍加归纳一下，可谓有两点比较接近的地方：一是认为萨摩入侵琉球，目的在于保持对明贸易；二是认为萨摩入侵琉球，乃是日本国内的统一战争。显然，这是两种不易协调的见解，又都有另行分析的必要。

首先，就萨摩入侵琉球是所谓“统一运动”而言，有如前述，十六世纪中后期的琉球，与日本萨摩藩的关系，基本上是对等的。琉球王国拥有自身的统治体制，对内对外实施本国的“权能”。如东恩纳氏所说的，“就幕府自身而言，也是历来承认琉球的独立，对其绝没有纯然的所有权”。[28]而且，当时的琉球早已同中国形成了君臣关系，接受中国册封，奉行中国正朔等等。琉球既不是日本的“战国大名”，也不是日本的一部分，从何谈起“统一运动”？又如前述日本天正十年（1582年），龟井兹矩向丰臣秀吉请赐琉球时，便曾明确言称：“公若能诛杀〔明智〕光秀，则日本六十余州将归于掌中。我在国内无所希求。请赐给琉球”。[29]显然，这是把琉球作为日本国外的又一证据。同样，前述日本永禄十三年（1570年）三月初二，萨摩藩主岛津义久在致琉球王的信中也称：“贵国与陋邦……从往昔〔便〕有昆弟之约”，也是把琉球作为与日本不同的国家。

上述事实，证明琉球“自为一国”。至于龟井、三宅等战国大名均有出兵琉球的欲望，以及所谓岛津氏自认为与琉球拥有“特殊关系”等等，则只能说明日本的武家势力企图染指琉球，并不能说明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若谓日本全土的“统一战争”，不论是“余势”还是“大势”，皆应在日本领土范围内进行。因此，所谓“全然是日本全土的统一运动（或统一战争）”，毫无根据。而谓其“与丰臣秀吉的征韩之役具有相同的性质”，[30]则恰是切中要害。但人所共知，丰臣秀吉所发动的两次“征韩之役”，绝不是日本国内的统一战争，而是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

其二，关于萨摩入侵琉球是为了保持对明贸易的见解，也当另有说明的必要。对此，仲原氏在有关研究中指出：“不能否定岛津氏希望贸易利益”，但“当时还没有锁国的想法，德川家康和岛津氏都在致力于海外贸易，而且是正在实行的时代”。[31]日本历史表明，德川幕府发布“锁国令”，起于1624年禁止西班牙人来日本通商；继而1633年，禁止持有“奉书”以外的船舶出海；及至1635年（宽永十二年），全面禁止日本人出海，也不准在外居住的日本人归国，从而构成了全面的锁国政策。[32]从这个意义上讲，仲原氏所说的“贸易问题不过是附带性的”，有一定的理由。但所谓萨摩“出兵琉球的动机，全然是日本全土的统一运动”，则有如前述，与事实不符。

那么，萨摩入侵琉球的原因何在，其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呢？对此，大城立裕氏在其著书中，列举了90件有关日琉关系的大事。现以之为主要线索，将其中临近萨摩出兵的大事，依次说明如下：

1572年（日本元龟三年），萨摩藩致书琉球三司官，内称“由于三州〔萨摩〕兵火不断，近年前往琉球的海船规制不足。今后无有萨摩正印之渡琉船只，可没收财物，充作贵国公用。有关规制渡琉船只，请充分注意管理为要”。[33]对此，大城氏认为，此时的萨摩岛津氏有北进“制霸”九州之势，并有“支配渡琉船只的动向”。[34]继而，1574年（日本天正二年）岛津家老致书琉球，认为琉球接待萨摩使者有违旧历，促其反省。翌年，琉球王尚永遣使至萨摩，经解释情由，缓和了双方的矛盾。

1579年（日本天正七年），萨摩派遣使者山下筑后向琉球王国报聘平定九州，以修旧谊。并称“九州大半，已被置于岛津伞下。以往贵国误以为是本国也让商船往来，但经屡次恳切希望，郁愤全消，今遣国吉丸前往，在待遇方面请予关照”云云。但有如同年中国册封使谢杰归国之后所说的，“琉球有日本馆，数百众人等待册封使船。当地成为商卖之市，但出入者携带刀剑，琉人畏之”（《福州府志》）。这说明当时萨摩对琉球的贸易活动，已带有以强凌弱的非和平气氛。[35]

1587年（日本天正十五年），丰臣秀吉平定九州，岛津氏也屈从于丰臣秀吉的旗下。翌年八月，岛津义弘进京谒见秀吉之际，秀吉告以欲使琉球“服属”之意，并让岛津义弘遣使，催促琉球前来通聘，献纳对明贸易“勘合符”。同年年末，岛津义弘派遣大慈寺僧龙雪，持书赴琉。其书信中披露了丰臣秀吉企图征伐朝鲜、中国，并称“且屠汝国〔琉球〕，及今之时，宜其遣使谢罪，输贡修职，则国永宁矣”。[36]天正十七年（1589年），丰臣秀吉的手下奉行石田三成等，也致书岛津义久，言称琉球若是依然迟误，则可用兵。[37]

1591年（日本天正十九年），丰臣秀吉决心入侵朝鲜，并以岛津氏为中介，要求琉球出兵。同年九月（也有记作十月者），岛津义久致书琉球王尚宁。内称秀吉“命令两国合计出兵一万五千人。此事由萨摩承担，琉球应代之以运送七千人十二个月的军粮，于来年二月之前，送到坊津。过后则要送往高丽、唐土。此外，名护屋正在筑城，琉球当以金银米谷扶持劳务”。[38]当时，丰臣秀吉也致书琉球王。言称“吾起于卑微，入主日本六十余州。遐迩之地，无有不朝贡者。汝琉球王，据弹丸黑子之地，依仗远海，尚未入贡。吾告诸汝，明年春季，吾将先伐朝鲜，汝当带兵来会。若不奉命，则先灭汝国，玉石俱焚。汝当好自为之”。[39]据称，琉球三司官见信后大为惊愕，并通过明代商船，将此事告诸中国。[40]

又，《琉球萨摩往复文书案》记载，龟井兹矩在同年（1591年）曾向丰臣秀吉要求准其征伐琉球。据说，由于岛津义久和岛津义弘通过幕府奉行石田三成等，陈述萨摩历来与琉球拥有“特殊关系”，才得以中止。[41]而大体在此期间（年号不明），岛津义久在给琉球王的信中也说：“龟井武藏守，望为琉王，其意已决，欲赴渡楫。予闻之依讼，属化遁其难。琉国之安全，岂非吾计乎？”[42]这可能是岛津氏自以为对琉球拥有“特殊关系”的原因。然而，据比嘉春潮氏研究，当时的丰臣秀吉，并没有把琉球作为萨摩岛津氏的领国，而是命令岛津氏代为“协力处置”，并企图根据情况，“改易”琉球王。丰臣秀吉的这种态度，使萨摩岛津氏感到不安。其意图虽然没有实现，但结果却强化了日本统治者对琉球国的政治性支配的欲望。[43]

1593年（日本文禄二年），琉球王尚宁在岛津氏遣使督促之下，派遣天王寺菊隐、摩文仁亲方安恒，向萨摩运送军粮，但只有预定数额的一半，而其余的则成了琉球对萨摩的“负债”，同年，由于日明议和，丰臣秀吉撤兵。但九州诸侯（包括萨摩）的入侵部队，依然留在朝鲜。因而，是年十二月，岛津义久督促尚宁运送军粮。翌年（1594年）六月，尚宁王遣使赍书，内称“国穷岛疲，民无计偿出”，“只愿悯察，以加恩优，邻好益修，永奉聘贡”。[44]这是根据《南聘纪考》一书的记述。但日本学界认为其可信程度不高。[45]据琉球王侍从《喜安日记》的记载是，尽管萨摩岛津氏加以催促，但琉球王依然不应，以致萨摩岛津氏迫使琉球，在“执行徭役，还是割让大岛”上作出选择。对此，当时身为琉球三司官的谢名亲方，加以断然拒绝。[46]因此，比嘉春潮氏认为，无论是“负债”，还是拒绝萨摩的要求，都加深了琉球与萨摩的疏远，并造成了萨摩“入琉球的口实”。[47]

1597年（日本庆长二年），丰臣秀吉第二次遣兵入侵朝鲜（日本史称“庆长之役”）。但在中朝联军的抗击之下，侵朝日军未能达到目的。翌年，丰臣秀吉死去，日军退回国内。此后，日本国内又出现内战。而此时中国的明王朝，因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故而愈发严厉禁止对日贸易。比嘉春潮氏认为，这对于先前因中国船只往来通商，而领有繁荣港口的岛津氏来讲，如何获得琉球在对明贸易上的地位，则成了财政上的“切实要求”，以及“愈发决定处置琉球国的机缘”。[48]

1603年（日本庆长八年），德川家康经过“关原之战”（1600年）后，正式建立幕府政权。是时，幕府向萨摩岛津忠恒（义弘之子，后改名家久）颁发“朱印状”，使萨摩得以派船前往现今的泰国、柬埔寨、越南和“西洋”等地。

1606年（日本庆长十一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德川幕府命令岛津忠恒，凡是到达萨摩领内的外国船只，皆要遵照长崎奉行的指挥处置。同年四月，萨摩岛津义久、岛津义弘与岛津忠恒等，共同商议入侵琉球北部的大岛。据称，这是为了“解救慢性的财政穷困”。[49]其计划的内容是“占领大岛”。[50]同年六月，岛津忠恒改名家久，并通过幕吏山口直友，而获得幕府的许可。但因准备尚未就绪，故而未能立即实施。同年九月，岛津义久根据幕府的意见，致书琉球王尚宁，内称“我将军忧虑〔指明代禁止日本商船往来——本书注〕之余，欲使家久与贵国协商，让大明商船年年到琉球，且与日本商贾互通财货之有无”。继而又称，此种贸易不仅富裕日本，且使“贵国之人共富润室，而民亦歌于市、忭于野，岂非太平之象哉”。[51]与此同时，岛津家久也致书中国册封使夏子阳，要求派船前来萨摩。但夏子阳禁止册封船的随行人员与日本人通商，并对日本人在琉球携持刀剑进行贸易表示反感。[52]据称，当时的琉球也没有“关心”岛津义久促使向幕府致聘的要求。至此，比嘉春潮氏认为，此时的“幕府似乎对琉球在理应致聘上的缺欠表示意外，并为了使琉球成为对明贸易的媒介者，遂对岛津氏征讨琉球作了秘密许诺”。[53]据称，此时幕府预定次年在骏府筑城，为了使萨摩专心征讨琉球，还免去了萨摩的筑城负担。[54]

1608年（日本庆长十三年），岛津氏根据幕府的命令，派遣大慈寺僧龙云前往琉球，再次督促来聘。而幕吏山口直友则在同年八月十九日和九月五日，致书岛津家久，要其在完成出兵准备之后，应对琉球进行交涉。[55]这说明幕府对如何实施的问题也有考虑。

1609年（日本庆长十四年、明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岛津义久致书琉球王尚宁，大意是：“业已再三通信。龟井武藏守想作琉球王，是我因旧情向太阁〔丰臣秀吉——本书注〕请求而中止的，但却忘记恩情。又，追惩朝鲜之时，殿下也有违尊命。前年琉船漂流之际，将军将之送还本国，但有欠回报之礼。加之将军欲使贵国为媒介，使大明国与日本通商之事，虽经遣使相告，但也疏略，实属非理。故而，现已获得诛惩琉球国之朱印，正在急速准备兵船渡海。贵国自灭，怨恨于谁？不过，倘若努力通融日明，本人将尽心谋求琉球国之安泰。因难舍往古之好，故而投书”云云。[56]至是，未及琉球作出反应，萨摩便已兵船过海入侵大岛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实际是早有蓄谋。其直接原因，似因琉球自为一国，没有完全依照日本幕府和萨摩的意志行事，诸如拒绝如数提供侵朝军需，并将情报通知中国，从而“得罪”了日本。而中琉之间的相互贸易，更使幕府和萨摩的统治者垂涎欲得。前者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后者则是追求实际物质利益之所在。宫城荣昌氏指出：“特别是由于萨摩岛津氏参加文禄、庆长之役和关原之战，支付了大量的军费，苦于填补。为了解决这一危机，除了将琉球置于领国之下，使之作为对明贸易的中介而自由颐使之外，别无他策。”[57]这恐怕正是萨摩入侵琉球的基本原因之一。由此可见，所谓“垄断对明贸易”，当是夺取琉球对中国贸易的实际利益，以弥补自身的财政困境。这一点也就决定了萨摩入侵后，对琉球所采取的掠夺方式。而所谓日本全土“统一运动”的说法，恕我直言，不过是为近代日本政府强行占有琉球，寻求历史“根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