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如前述，十五世纪初期，琉球曾向日本派遣官船从事贸易，后因“应仁·文明之乱”，日本对琉贸易的控制权逐渐落到了萨摩岛津氏的手里。但是，西海豪族大内义兴、筑前太守藏亲家、九州探题（地方官称）涩谷义俊等，也向琉球派遣船只。琉球从日本输出刀、扇、屏风、漆、砂金和铜等，并将之向中国和南方各国输送。据称，当时的琉球曾在那霸亲见世地方建有掌管贸易的机构，并设有保管贸易品的仓库（称作“御物城”），由“御锁侧官”的下属负责具体事务。[1]

据《中山世谱》附卷记载，琉球与萨摩岛津氏的官方往来，是在尚真王之子尚清在位期间。内称：“嘉靖年间（1522—1566），为纹船使事，遣天界寺月泉长老、世名城主良仲，到萨州”。但具体年月不传。[2]其中所谓的“纹船”，实际是船头绘有青雀黄龙的官方贸易船。日本学者将之称为“是对岛津氏的正式的官贡船”，不知依据何在。又据《岛津国史》卷十二记载，琉球最初向萨摩派遣“纹船”，是为日本文明十三年（1481年）。[3]两者有几十年的差距。但当时萨摩岛津氏对琉球的关系，基本上是对等的。

如日本永正五年（1508年）三月十二日，岛津忠治在写给琉球王的信中便有“抑我国以贵国为善邻焉，实〔非〕他国之可比量者”。[4]日本天文三年（1534年）的书信中，又谓“本藩以与贵国同盟之故”。[5]及至永禄十一年（1568年），琉球宫古岛的运租船漂至萨摩领内，后被岛津忠良送还。翌年，琉球王尚元遣使谢忱之际，三司官致鹿儿岛奉行所的书信中，也称两国“往古之坚盟，有连续者也”。[6]永禄十三年（1570年）三月二日，萨摩藩主岛津贵久致聘琉球王尚元，告诸将萨摩、大隅、日向三州的守护职让给义久的信中，也称萨摩、琉球的关系，乃是“自他和好，共全唇齿之邦者也”。[7]至于岛津义久在给尚元的信中，用语更为谦和，内称“贵国与陋邦，虽隔鲸海千里，〔但〕从往昔〔便〕有昆弟之约”，并表示欲“修邻好之交义”云云。[8]

此外，岛津氏对琉球王的称谓，则是多用“殿下”，少用“中山王阁下”。但永禄十三年（1570年）三月一日，日本越前守村田经定致琉球王的信中，则称“陛下”，而天正十三年（1585年），岛津义久在致琉球王的信中，也有“抑加敕谕”字样。[9]对此，日本学者东恩纳宽淳氏指出：总之，时至〔日本〕庆长之前，萨摩对琉球“使用善邻、同盟、昆弟之对等文字”，“岛津氏对琉球的地位，并不甚高，莫如说是对等的国际关系。因此，在相互往来的文书中，常用对等之礼，毫无命令或下达的意味”。[10]

那么，琉球对岛津氏的地位又当如何呢？据东恩纳氏研究，日本大永六年（1526年）尚真王在给岛津氏的回信中，则称“琉球世主返报岛津相模守殿”。同样也是对等通交，而且是基于岛津氏的要求，仅表同意修交而已。[11]又如，日本元龟元年（1570年），琉球王尚元在给岛津氏的回信中，自称“中山王进献岛津修理大夫殿围章”。而内中则称：“殊修邻好之交仪，倍联绵事，此方以为可同意也。”[12]再如，日本天正十二年（1584年），琉球三司官致鹿儿岛奉行的书简中，又有“尚〔倘〕自今以后，不违旧规，可修邻好，事所庶冀”字样。[13]这进一步表明了琉球对萨摩的地位。同样，当时琉球对其他日本大名，也是对等关系。如大永元年（1521年），琉球王尚真在通知武藏守种子岛时尧，准其船舶来航的书翰中，则有“贵国船舶贩运之事，妙满寺业已通知我方，那霸奉行据以呈报三司官。种子岛以往对琉球有忠节之义，自今年起，可准许贵国一艘船舶贩运之事，特此谕知”。这一信件说明，当时的“琉球完全是以本国的权能来准许交通贸易的，从琉球来看，岛津氏也不外是一贸易国而已”。[14]

此外，日本天文三年（1534年），日本地方豪族和泉守三宅国秀，试图出兵征讨琉球。岛津氏在将此事报知琉球的书简中言称：“此辈〔虽〕借得命于幕府，不得假道于敝邑，其无如贵国何。”[15]用现代的话说，即三宅国秀虽假命于幕府，但其不能通过我之领地，又能对贵国如何呢？对此，日本学界有人认为，这是岛津氏对琉球“卖恩”。但东恩纳氏认为，从上述行文可知，“既使是岛津氏本身，也不认为琉球全然在自家领内”。[16]日本明治初期完成的《南聘纪考》（编者伊地知季安父子），在嘉吉元年（1441年）条内记称：“琉球国，原冲绳岛。自往古列（入）十二岛，附庸于萨摩方者久矣。事见长州藏本《平家物语》。自得佛公（久经）补之地头，大抵二百五十余年。其间，渐为战国、南北分朝，我藩亦剧扰，未暇以怀远邦。由是，琉球遂臣外国”云云。[17]用当代学者的话说，这种说法，乃是为了“使后世的事实正当化”。[18]进而，从东恩纳氏的上述研究来看，显然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东恩纳氏认为：“总之，室町氏初叶以来〔指十四世纪中期足利氏建室町幕府以后——本书注〕，盛行奖励外国贸易，诸国诸岛商船往来之时，琉球商船也来兵库或萨州之坊津从事交易。细川、今川、山名、大内等西国大名，据以博得巨富，自不待论。因此，是等诸大名觊觎室町氏之利，也是事实……。于是，幕府实施有利监视，以保护其利润。然而，明德二年（1391年），山名伏诛，应永七年（1400年），今川、大内相次灭亡，幕府论功，将琉球给予岛津氏，以委任其监视贸易。嘉吉元年（1441年），幕府将琉球让与岛津氏，实际也依然不是将全部所有权转移，不是将琉球置于岛津氏的政令之下。就幕府本身而言，其历来承认琉球独立，对之绝没有纯然的所有权。室町氏历来的主义，与其说重视其土地，莫如说重视贸易之利。因此，即使说将琉球给予岛津氏，其实也只是针对琉球贸易，付以特别权利而已……。《通航一览》的作者论定：‘彼国〔琉球〕，在萨摩方面徒谓附属，但无现今君臣附属之姿’，可谓揭穿真相之言。”[19]

再者，日本天正十年（1582年），武藏守龟井兹矩向丰臣秀吉请赐琉球时，丰臣秀吉为了获得地方大名的支持，曾经取下腰扇，为其写上“龟井琉球守”字样。其意思是，征服后予之。姑且不论这是当时的“风习”，仅就此事而言，也可说明当时的琉球，并非萨摩附庸。[20]因此，东恩纳氏明确地认为：“（日本）庆长以前的萨琉关系，有如学者历来所说的，并没有政治性的意义，莫如说是经济性的”。而所谓“彼琉球国，附庸于我藩久矣”等等，“显然是庆长以后，岛津家的政治学者人为的豪言壮语”。[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