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明代王朝是所谓“汉、唐、宋、明，齐称并列”的封建王朝。明太祖朱元璋称帝以后，为了稳定国内统治，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而对外则是采取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方针。如《皇明祖训》中明确记称：“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云云。[1]

在这种对外方针之下，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行人杨载，携带诏书出使琉球。是为明代第一次遣琉使节。从此拉开了历时明清二代、长达五百余年的中琉友好往来的历史。据中国史书记载，当年杨载出使携带的诏书内容是：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临，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不纲，天下争兵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开基江左，将兵四征不庭，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勘定巴蜀，北清幽燕，奠安华夷，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载，即位皇帝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据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云云。[2]

从这份诏书的内容来看，是为当时中国皇帝对外通聘的文告。它陈述了“朕起布衣”至“复我中国之旧疆”的过程，同时也宣布了所谓“中国奠安，四夷得所”的对外原则，并称“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带有大国的封建皇帝以我为中心而君临四方的意识。然而，并无恐吓、膺惩的动机。这说明当时的中国皇帝对外推行的，是一种含有华夷有别的和平外交。三十年后，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可谓也是这种“中国奠安、四夷得所”外交原则的延续。明代的这种外交原则，从根本上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它构成了尔后维系数百年的中琉关系，乃至东亚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唯有从这里考察，才能历史地唯物地理解前近代的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据琉球国史记载，杨载传谕太祖旨意后，中山王察度首先领“受其诏”，并立即派遣王弟泰期，于同年随同杨载前来中国“奉表称臣”。“由是，琉球始通中国，以开人文维新之基。”[3]继而，中山王察度又连续向中国派遣使节，“奉表贡方物”。明太祖除了回赐《大统历》及金织文绮、沙罗、币帛而外，对使节、通事及其随行人员也“皆有赏物”。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令附祭琉球山川于福建”，洪武十六年（1383年），“赐中山王察度镀金银印”。[4]如此种种记载虽说简单，但却表明当时的琉球已经是中国的附属之国。[5]

琉球中山王察度向中国皇帝奉表称臣后，山南王承察度和山北王怕尼芝，也相继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向中国皇帝称臣入贡。[6]是时，如前所述，正值琉球“三山分立”，相互征战之时。于是，明太祖在向察度颁赐镀金银印的同时，[7]于同年派遣内使监梁民和尚佩监路谦，携带诏书前往琉球，诏谕琉球三王“息兵养民，以绵国祚”。明太祖在诏书中言称：

“（前略）近使者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农伤民，朕甚悯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能罢战息民，务修尔德，则国用永安矣。”“又诏山南、山北二王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内，生民众矣，又恐生民互相残害，特生聪明者主之。迩者，琉球国王察度，坚事大之诚，遣使来报，而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人随使者入觐。鉴其至诚，深可嘉尚。近使者自海中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弃农业，伤残人命。朕闻之不甚悯怜。今遣使谕二王知之，二王能体朕意，息兵养民，以绵国祚，则天必佑之。不然，悔无及矣。”[8]

对此，“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怕尼芝，各受其诏，罢战息兵”，也即接受中国皇帝的政治意图，并“皆遣使谢恩”。[9]这说明中琉通交以来，中国皇帝的政治权威业已介入琉球。由此可见，梁民和路谦的出使，实际是中国皇帝以“中国奠安，四夷得所”为原则，通过和平外交来调解琉球三王相互争斗的具体事例。这可谓中琉册封关系形成的政治基础，也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补给山南、山北二王驼纽镀金银印”的前提。[10]

这里应该就便谈到的是，现今，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明太祖的诏书并没有阻止琉球三王的争斗，因为琉球三山的统一，是由左敷按司尚巴志完成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将三王的“罢战息兵”与最终的统一战争混为一谈。而且与前述《中山世谱》记载的“各受其诏，罢战息兵”不符。

及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更赐闽人三十六姓”。《中山世鉴》记称“为纲纪之役”，[11]而《中山世谱》则称，从此琉球“始节音乐、制礼法，改变番俗，而致文教同风之盛”。[12]现今，虽然无法确认这“三十六姓”的全部姓氏和人数，但这对业已开始的中琉关系，可谓又注入了血缘关系。据明代茅瑞徵在《皇明象胥录》中记载：“洪、永所赐三十六姓，多闽之河口人，子孙秀者，读书南雍，归即为通事，累升长吏、大夫。”[13]日本学者大城立裕氏也称：“闽人三十六姓”究竟是三十六人，还是三十六户，虽然并不清楚，但因是中国皇帝特意遣送的，并以那霸的久米村作为居住地点，其使命最初是向琉球人传授造船、航海技术，而后则必然地承担了琉球对外文书工作，那霸作为中国文化的窗口，不久便占据了独自的地位。[14]可见，闽人三十六姓不仅加速了琉球的社会发展，密切了中琉两国的友好往来，而且对中琉历史上形成的册封关系，赋予了强韧的纽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5]

此外，据《中山世谱》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中山王及世子遣使进贡，“并遣从子日孜每、阔八马、寨官子仁悦慈三人，入监读书（国人入监，自兹而始）”，[16]以接受中国的先进文化。同时具疏言称：“通事程复、叶希尹二人，以寨官兼通事，往来进贡，服劳居多，乞赐职、加冠带。使本国臣民，有所仰止，以变番俗。”[17]进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中山王察度又派遣亚兰匏等人前来中国，“奉乞王位冠带，并贡方物”。[18]与此同时，具疏言称：“亚兰匏掌国重事，乞陛授品秩，给赐冠带。又乞以通事叶希尹等二人充千户。”“太祖皆从其请，并命礼部图冠带之制示之。俾亚兰匏称王相，而秩同中国王府长史（本国专掌国政者称王相自兹而始）。”[19]上述种种，说明中琉通交以来，琉球三王不仅奉表称臣，而且开始仿效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而，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中山遣使入贡（时未以察度讣告），山北王珉薨，其子攀安知立，受封于朝”。此时，明太祖还另行降旨，对即将归国的中山官派留学生三五郎璺等，赐以白金、彩缎和银两，对是年入学的官派留学生，也“仍赐如例”。[20]

明永乐元年（1403年），山北王“乞赐冠带衣服，以变国俗，成祖许之”。[21]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派遣行人时中，往封察度世子武宁为中山王。其诏书曰：“圣王之治，协和万邦。继承之道，率由常典。故琉球国中山王察度，受命皇考太祖高皇帝，作屏东藩，克修臣节。暨朕即位，率先归诚。今既殁，尔武宁乃其世子，特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以承厥世”云云。继而，则晓谕武宁：“惟俭以修身，敬以养德，忠以事上，仁以抚下，克循兹道，作镇海邦，永延世祚”等等。[22]既是王位册封，又是治世规范的传导。如此种种，说明洪武五年开始的中琉关系，自始便是内含多种实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