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今保存的历史文献来看，有关古代琉球的记事，最早见于中国唐代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成书的《隋书·流求传》中。[8]内载：

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海师何蛮等人便对炀帝言称：每到春秋两季，“天清风静”之时，则可“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但“亦不知几千里”。大业三年（607年），炀帝派遣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遂与何蛮俱往琉球，因言语不通，“掠一人而返”。翌年，炀帝又令朱宽前往“慰抚”，但“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是时，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其所谓的“邪久国”，也即现今日本九州南部的屋久岛。也有主张包括琉球群岛者。从结果而言，朱宽等人似未达到使之顺从的目的。因而，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炀帝复遣武贲郎将陈陵、朝请大夫张镇州（亦记作周），“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据《隋书·陈陵传》记载，陈陵等人率卒一万余人，“月余而至”琉球。当初，琉人“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后来，陈陵“率众登岸”，始有“其主欢斯渴刺兜遣兵拒战”。于是，陈陵派遣张镇州为先锋，领兵迎战“小王欢斯老模”，并斩其首级。以致“渴刺兜率众数千”，复来“逆战”。双方激战，“陵乘胜逐北”，“渴刺兜背栅而阵”，“从辰至未，苦斗不息”。但因琉人势寡，终被陈陵率众破阵，遂“斩渴刺兜，获其子岛槌，虏男女数千人而归”。[9]

就上述记载而言，从陈陵率兵至琉，琉人“往往诣军中贸易”，后至双方厮杀格斗，“虏男女数千人而归”，所用的时间，至少当在数日以上。加之此前朱宽等人，两次前往琉球，并“掠一人而返”等等，从而使当时的中国人，能够实地观察和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乃至社会经济、政治，并在《隋书·流求传》中，留下多方面的记载。

《隋书·流求传》对古代琉球的记载，多达1300余字，内含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乃至风俗、人情等等。为了便于陈述，现将有关记事大体分类如次：

其一，对古代琉球地理方位的记载。内称：“琉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这实际是对琉球的地理方位及其与大陆的距离，作了准确的记载。其中所说的“建安郡”，是为中国隋唐时期的地方建制，治所设在建瓯，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现今的福建省。由是观之，这种记载与前述陈侃所说的“流求国，在泉州之东，自福州视之，则在东北”完全一致。至其所谓“水行五日而至”，根据后世出使琉球者的记载，以及琉球官方学者的记述，在无风向逆转等情况下，也完全与实际吻合。如琉球紫巾大夫、地理学者程顺则，在《指南广义》中称：“福州五虎门至琉球姑米山，共四十更船。”[10]这“四十更船”，也即四天的时间，因为古人航海以十更为一日。若再加上从姑米山（即现今的久米岛）至琉球本岛那霸港的时间，仍需一日，则前后恰好是五天的时间。这说明隋唐时期的中国，对于琉球群岛及中国沿海岛屿的地理位置，业已非常了解。

其二，对琉球“王”者的记载。《隋书·流求传》称：“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彼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继而又称，其国中“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这种情况说明，公元七世纪前后的琉球社会，业已出现或形成了某种等级分化。其中所说的“王姓欢斯”，是为后世多有记载的“按司”（发音为阿基）。据称，“按司”是由“父亲”的发音演变而来的，且与“长者”属于同一语源。[12]而“渴刺兜”与“可老羊”，则可能是古代琉球语中“首领”（发音卡拉）的语音汉字。至于“村有鸟了帅”的记载，据日本学者考察，似为“乌了帅”之误。而“乌了帅”乃是琉球古语“浦袭”（发音为乌拉欧索依）——村长的语音汉字。[13]由此可见，当时的琉球尚处于“村落”或称之为“部落”的时代，因而“小王”分立，“各理一村之事”。但从中也形成了得以统率“诸洞”“小王”的“按司”，也即“按司”中的“按司”（后世记称为“世主”）。因此，《隋书·流求传》记称其“国有四五帅，统诸洞”，并称“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王令臣下共议定之”等等。至于所谓“洞有小王”云云，据日本学者研究，乃是由于古代琉球人相信“太阳从东洞穴出，而落入西洞穴”，所以被视为如同太阳一般的“按司”，多住于山洞之中。[14]

其三，对琉球社会生产的记载。《隋书·流求传》称，“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而垦之。土宜稻、粱、禾黍、麻、豆……”。这种记载，说明当时的琉球，在农耕种植上已有很大的进步。但因“其处少铁，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所以在农耕生产上，又不免停滞在“刀耕火耨”的落后阶段。但是，从《隋书·流求传》的记载中，又可以得悉：当时的琉球人业已掌握了以木槽“曝海水为盐”，以“木汁为酢，酿米面为酒”的生产技术，而且掌握了“织斗篓皮并杂色苎及杂毛以为衣”，以及“织藤为笠”等生产技术。

其四，对琉球风俗、人情的记载。《隋书·流求传》称，其“男女皆以白苎绳缠发，从项后盘绕至额。其男子用鸟羽为冠，装以珠贝，饰以赤毛……。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缀毛垂螺为饰，杂色相间，下垂小贝，其声如珮”。继而又称：“男子拔去髭鬓，身上有毛之处，皆亦除去。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产后以火自灸，令汗出”，以及“食皆用手，偶得异味，先进尊者”。对于死者，则是“浴其尸以布帛缠之，裹以苇草，衬土而殡”，但“南境风俗少异，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等等。这些记载反映了古代琉球社会的风俗、人情，也再次说明了当时琉球社会发展的缓慢。也即，公元七世纪前后的琉球社会，尽管业已出现了等级分化，但依然保持着人类原始社会的种种风俗和习惯。

其五，对琉球社会及政治状况的记述。内称，当时的琉球“无赋敛，有事则均税。用刑亦无常准，皆临时科决。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狱无枷锁，唯用绳缚。决死刑以铁锥，大如筋〔箸〕，长尺余，钻顶而杀之。轻罪用杖”。“无君臣上下之节”，也无“拜伏之礼”。但“王乘木兽，令左右舆之而行”。继而又称，其“国人好相争斗”，“两阵相当”，必有“勇者三五人出前跳躁，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收取斗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髅将向王所。王则赐之以冠，使为队帅”等等。

如此种种，说明当时的琉球业已形成了某种社会制约，但还相当落后。至于聚食死者，乃至将髑髅送至王所等等，中国元代汪大渊在其著述的《岛夷志略》中，也有台湾土著居民在“他国之人倘有所犯”之时，“则生割其肉以啖之”，并“取其头（颅）悬（于）木竿”的记载。[15]从人类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这种风俗可能是出于人类的自我保护意识，但也是社会生产落后的表现。此外，《隋书·流求传》记载，当时的琉球“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斗战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或依茂树起小屋，或悬髑髅于树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系幡以为神主”。由是观之，古代琉球人聚食死者，或将所杀之人祭其神等，又与当时的原始信仰有关。

总之，《隋书·流求传》为后世考察古代琉球社会，留下了最早的，也是多方面的原始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讲，《隋书·流求传》弥补了琉球历史记载的遗阙。[16]

注释

[1]陈侃：《使琉球录》（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3—54页。

[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华书局刊本，第247页。

[3]该钟于琉球尚泰久王五年（1458年）铸成。铭文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吉川弘文馆1977年版，第87页。

[4]《中山世鉴》首卷，见伊波普猷等编：《琉球史料丛书》第五，名取书店1941年版，第8页。

[5]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18页。

[6]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六，见《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十五集，汲古书院1977年版，第170页。

[7]周煌：《琉球国志略》卷四。

[8]《隋书》卷八十一，中华书局刊本，第1823—1825页。以下引文不另作注。

[9]《隋书》列传二十九，陈陵传。

[10]《中山传信录》卷一，见《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十五集，汲古书院1977年版，第37页。

[12]见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第15—16页。

[13]参阅比嘉春潮：《新稿·冲绳的历史》，第49—50页。宫城荣昌《琉球历史》一书中，将“村长”注音为“母拉欧撒”，更与“乌了帅”发音相近。

[14]见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第16页。

[15]见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注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

[16]有关《隋书·琉求传》的争议，见拙著《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