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把赴日考察教育比喻为“瀛山采药”

20世纪初头，1902年8月至11月和1904年5月至8月，严修曾两次赴日考察教育，关于此事，他在诗作中曾这样写道[3]：

其一

无恙扶桑海上帆，神山毕竟地非凡。

归袋满载长生药，好佐熊丸寿阿咸。

其二

两度瀛山采药归，渔竿初志竟乖违。

不渐高位腾官谤，可有微长适时机？

推毂徒贻知己累，滥竽敢恃赏音稀。

百年分半匆匆去，差向人前忏昨非。

以上两首诗的“其一”写于1902年首次赴日考察期间，是写给其侄儿严智惺[4]贺其二十岁生日的。“其二”写于1909年学部左侍郎任上，是诗人《五十述怀》四首中的一首。两诗中诸多含义于此不论，但说一点，即，在提及赴日考察教育时，他用了“瀛山采药”的典故以为比喻。我们知道，近代国人游日，在赋诗作文时，或出于修辞上的考虑，常把日本称做“东瀛”或“瀛洲”“扶桑”的，这样，从字面或辞的色彩上看虽然更具美感，但终究不过是“日本”这一地名的换个说法而已。而严修在诗中的用法却有微妙的不同，即他突出了“瀛山采药”的“事实”，表明赴日是为了“求药”。或者说，在他的思想深处赴日“求药”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有如所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老大的清帝国受了重创，但它并没有意识到需要做出一些重大的改变，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倒是东邻的日本敏感地从中看破玄机，起而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进行维新变革运动。三十年后，这个长期崇拜与吸收中国文化的“蕞尔小国”居然也像西方列强一样，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打败清帝国并迫使其割地赔款，订立城下之盟。随之而来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京津，“两宫”西逃，使大清帝国几乎国将不国。世事至此，大凡有头脑的人都明白，不做出较大的改变已属不可能，“变法”“兴学”乃成口号。

此时的严修因奏设经济特科，开罪于自己的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于贵州学政任满后，在京已无实事可干，乃于1898年回到故里天津。是年冬，在宅设立家馆，聘请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张伯苓为塾师，教授子侄5人并陶孟和，半日读经书，半日学西学（如英文、数学、理化等）。1900年义和团起，在天津反洋教，杀洋人并株及“二毛子”（指洋教徒或与洋人关系密切者）。严修因主张经济特科被愚昧的团民目为“康党”，甚而指为“二毛子”，幸得邻里力保方免于难。接踵而来的是八国联军天津陷城并实施占领，严家未及逃走，乃杜门避难，亲友趋而附之者数十家，幸以张伯苓擅英语，应付洋兵，得以保全。庚子事变中，严修饱尝国破家危的痛苦，也看清了大清帝国的沉疴日重，不求药于外则必然不保，而学官出身的他，很自然地认定非“兴学”不足以救中国。[5]这一思想在他先后出任直隶省学校司督办和学部侍郎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1904年11月他在致金少泉信中说：“处今之世，而望有一线之生机，舍学问无他术矣。”[6]这里所说的“学问”，泛指新式教育和学问。又如1907年7月致吴子修信中说：“弟学殖荒落，任重力绵，每念立宪根基，系于教育，以全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而州县小学设者寥寥，欲图普及，不知从何着手。彷徨中夜，刻不自安。”[7]在这里他不仅视教育为“立宪根基”，还以推动中国教育之发展为己任。从政府方面说，经过“庚子之变”，顽固如慈禧也不得不改弦更张，表示要“变法”，推行新政。“戊戌政变”中已被停止的经济特科也于1901年6月重开。9月更下诏各省设立学堂。可见到严修赴日的1902年，创办新式学校在政策层面上已无问题，重要的是如何付诸实施。而当时的日本国民教育已相当发达，它是亚洲后进国家中引进西方教育最成功的国家，并积累有丰富的相关经验。中国的士大夫也已普遍认识到，向日本学习发展新式教育将事半而功倍，严修正是在这些认识前提之下，踏上赴日考察教育的征途。

1902年8月10日，严修乘日轮“立神丸”赴日。他面对大海，豪情满怀地吟咏道：

海上风吹一叶舟，

酒酣长啸按吴钩。

壮怀易尽吾衰矣，

尚欲乘槎向斗牛。[8]

字里行间充满壮怀激烈之慨，显示出他此行的使命感和抱负：要尽一己之力为国“采药”。

一上船就进入角色

在严修的心目中，兴办新式教育之于中国，简直如救水火，时不我待。首次访日时，在他上船的第三天（8月12日），便与船上的事务员福士德太郎笔谈教育与东西方文化。第四天（8月13日），则与同船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谈论师范教育。船过马关时，上来一位14岁的日本学童，他也上前与之攀谈。这天，他还在船上结识了一位叫松永祐的人，想必是他的态度异常诚恳，以致松永为他书写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日本学校课程大略”。8月16日，他记录了唐秀丰（时任驻长崎领事馆翻译）所谈弘文学院学费及王应珍（时任驻神户领事馆翻译）所谈神户华侨学校学生及教员人数等情况。[9]

除了教育之外，举凡一切新知识，他都注意学习，即使语言不通，也未能影响他的情绪。如他详细记录了日船“立神丸”上船长、轮机长、舵手甚至服务员、木工等人员名单，还从船员口中了解到日船“立神丸”和“相模丸”的排水量。他通过与木工、船员的笔谈，了解到中日木工同行报酬的悬殊，并多有感慨。船泊马关附近加煤时，他打听到日本苦工一日的工资几何。船过淡路岛时，可能是出于他的请求，轮机手渡部以粉笔为他图示了姬路至神户诸城市。船到终点神户港时，则了解了该港进口中国货和出口日本货的情况、外国在此设立领事馆情况、华侨情况以及收回治外法权情况，等等。[10]他就是这样一上船就一刻不停地开始了考察活动。

如何考察——听取教育家的意见

严修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人，同时也是个很谦逊的人。尽管他已任过贵州学政，主管一省文教，且第二次赴日时也已出任直隶省学校司督办，但他一踏上赴日的轮船后就不耻下问，抵日后更以小学生姿态出现，虚心求教，表现出谦谦君子的形象。他对新式教育毕竟陌生，所以对于如何考察为好，非常愿意听取日本教育家的意见。

1902年9月10日，严修访问了通过吴汝纶介绍认识的巌谷孙藏。巌谷为京都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又被聘为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总教习。巌谷认为，考察时“宜求详，不宜贪多”，学校中好的、一般的、差的，都应看一些，町村私立的更应一看。这种意见显然是非常中肯和切合实际的。接着，他又访问了曾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伊泽修二。伊泽除了对巌谷的意见“深以为然”外，还具体地为其选择了“适中者”的东京府寻常师范学校、“最精者”的富士见小学校和类似于村塾的渡边小学校。从严修两次考察实践来看，他基本上是按照“宜详不宜多”的意见行事的，不过由于他的勤奋，考察的学校在绝对数量上也还是不少的，尤其是1904年第二次赴日时，曾十一次前往东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校考察，更是详中求详。应当说，由于考察方法得当，获得了较大的收获。

考察的一般情况

严修首次考察日本，时在1902年8月15日—10月28日，历时74天。同时，率长子严智崇、次子严智怡前往日本求学。此次考察为自费。

严修第二次考察日本，时在1904年5月30日—8月11日，历时73天。张伯苓偕同考察。此时，严修已出任直隶省学校司督办，系奉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命考察，故为公费。

两次共考察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幼稚园）43所。从学校类别看，有男校，也有女校；有普通学校，也有师范学校，职业和实业学校，还有音乐、美术、体育学校；有公立学校，也有私立学校；有平民学校，也有贵族学校。自不待言，这些学校多数是供日本学生学习的，但也有专供中国留学生学习的，或专供华侨子弟学习的。还有从事特殊教育的盲哑学校等。总之，各种学校都在严修和张伯苓考察的视野之内。

从地域上看，考察的对象校大都在东京，但其他城市如大阪、横滨也所在多有。

那么，这些考察的对象校是如何确定的呢？研究可知，1902年第一次考察时对象校的选择比较被动和随意。大体说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日本教育家推荐。如前所述，伊泽修二曾推荐了东京府寻常师范学校、富士见小学校和渡边小学校等。

（二）日本外务省招待参观。1902年在严修访问东京过程中，9月17日突有外务省知照，外务省负责接待严修和双寿（湖北学务处委员）参观校名单。

（三）故知新交辗转介绍。我们在日记中看到，严修在大阪访问清水谷学校时，曾向校方“投斋藤介绍书”[11]。而在会见警视厅第三部部长山根正次时，“投平贺、井上两君信”[12]，此后，山根正次即为严修一行导游，访问了富士见小学校、体操学校以及警视厅、印刷局等处。严修在船上认识的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则介绍他访问了该校，并结识了前后两任校长大隈重信与高田早苗。

1904年严修第二次考察时，情况则大有改变。首先，考察学校的数目大为减少，如1902年共考察学校（包括幼稚园）31所，而1904年则仅为12所。其中考察量最大的小学，由1902年的7所减为1904年的2所。但考察的次数却由1902年的7次上升为1904年的12次。而这12次中，竟有11次是集中在同一所学校。可见第二次考察是异乎寻常地集中和深入。无怪乎后来严修在谈到这两次访日时说，“第一次可云漫游，第二次可谓考察”[13]。

考察的一般形式是，在日本友人或中国留学生的向导下访问某校，该校负责人往往会出面接待，介绍学校简况（包括学校简史、师生人数、经费、学费、课程或专业设置、学制等），然后导观校舍、课堂、图书馆或标本室等设施，或者观摩教学，旁听课程，参观成绩展览、实习车间、乐队排练、歌舞表演、游戏体操、讲演比赛、写字画图、裁剪缝纫、烹饪操作，甚或人体解剖。有时还参加父兄恳谈会（家长会）和毕业典礼等活动。

由于严修和张伯苓不甚精通日语，所以访问时都有翻译同行。第一次访日时，任译员的主要是严修的长子严智崇，日友清水芳吉（大阪清语学校校长）、和田纯以及在日留学生黎渊等。第二次访日时，主要译员除严智崇之外，还有一位留学生高旷生——日记中虽不曾明说，但从一些记载可以看出，高似是严修聘请的半专职的译员。

每参观一所学校，他都要努力地摄取和记忆所见所闻，然后加以整理写入日记。他对某些课堂教学记述之精详令人吃惊。笔者估计，他可能在参观过程中心摹手追随时作笔记，也可能令随行的儿子在旁记录，然后自己再归纳整理成文。如果当日行程太促，他会在次日或数日内补记。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时清晨四点半或五点半起床补写日记。[14]两次东游期间，他的日记一天也不曾间断过。

考察的重点：小学教育与教育行政

虽然严修认为他1902年那次游日只是“漫游”，但从日程上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精力还是花费在教育方面，只不过在学校的考察上略有全面铺开之感，缺乏事前的周密思考。但在1904年第二次赴日考察时，却表现出鲜明的自觉性。一望可知，他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以下两个方面，即小学教育与教育行政。

关于小学教育。中国刚试办新式教育，必然是从最基础的小学教育抓起，故而严修对日本小学教育的考察着力最多。1904年游日时，严修只考察过两所小学，这就是东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校（包括它的一、二、三部）和东京府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而且后者只去过一次，而前者却去过十一次。

严修和张伯苓不但观摩了小学的大部分课堂教学（包括习字、读书、作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等），还出席观看了学生的课外活动——学艺会以及家长会，并听取了教科书编纂法，参观了博物室。这样，他们基本上了解了日本小学的教学和一些重要的课外活动情况。

关于教育行政。我们知道，严修在1904年4月赴日时，已就任了直隶省学校司督办（相当于省教育厅长）。他虽出任过贵州学政，但毕竟缺乏兴办和管理新式教育以及领导和推行教育改革的经验。为弥补这一缺陷，第二次赴日时，从6月20日—7月9日，他与张伯苓曾先后十二次访问日本文部省，会晤过文部大臣久保田让及次官松浦镇次郎等人。可能是根据他的请求，文部省参事官松本[15]特意为他和张伯苓开了一个专题讲座，分十次为严张二人讲解了文部省建制、地方各级相关机构、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教员、校舍等内容。当然，这些都是从教育行政的角度论述的。

严修借赴日考察之机，主动去日本文部省听讲座，学习与掌握作为一名教育官员应具备的知识，实为难能可贵之举，表现出他从事教育制度改革的高度自觉和使命感，这对于他后来主持学部的日常工作，推动全国的教育改革有着相当积极的影响。

除小学教育和教育行政为1904年东游考察的两大重点外，工业学校的教育实践也被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从东游日记中可以看到，严修与张伯苓曾前后五次往访高等工业学校，两次与校长手岛精一晤谈，仔细地参观了课堂教学和实习工场，还了解了该校经费情况，出席观礼了该校毕业典礼。严修为什么对工业学校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呢？原来在1903年他与毛庆蕃（实君）在天津创办了工艺学堂，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谋求该校的充实和提高。故严修到东京后，一方面多次去高等工业学校考察，寻求办学经验，另一方面则力劝即将从该校应用化学科毕业的王守善（稚虹）[16]来天津工艺学堂任教。但王本人已答应广东方面的邀请，拟往广东办工厂，而不愿来天津做教员，虽经严修多次劝请并未见允，所谓“意在粤而不在津也”[17]。后来王守善与严修同船回国，每日聚谈，可能是严修的诚意最后感动了王，上海分手一个多月后的8月29日，严修《甲辰日记》中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到工艺学堂晤□绿、稚虹”，也就是说，王守善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天津工艺学堂里了。这样，严修此次考察高等工业学校兼聘毕业留学生来津工作的努力初见成效。

对教育界与学界名流的访问

除了访问和考察学校之外，严修还十分重视对教育界和学界名流的访问，听取他们所发表的种种意见和看法。这些人物中有：

井上哲次郎。1904年7月14日，严修往访著名哲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井上谈到德川时代日本教育的历史地位称，“日本教育得力在德川最后三百年，既重儒学又发明武士道，不遗余力，近三十年，复采西洋之所长，故益觉完全”[19]。看来他认为，在德川三百年发展教育的基础上，又经过明治维新后三十年来引进西方教育才形成了目前“益觉完全”的教育现状，从学术上看，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他们还谈到明治维新的推动者以及宗教诸问题。

田尻稻次郎。1904年7月14日，严修访问了曾任东京大学教授、贵族院议员和会计检查院长的田尻稻次郎，听他“论日本明治初年学制大略”等问题。[20]

户水宽人。1904年7月27日，严修访问了东京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户水宽人，听他“论中学校科目宜备而程度不必过高”的办学见解。[21]

梅谦次郎。1904年7月30日，严修访问了法政大学校长、热心于帮助中国留学生的著名法学家梅谦次郎，他们作了简短的晤谈后，严修听他讲解民法。[22]

穗积八束。1904年7月31日，严修访问了东京大学教授、贵族院议员、著名法学家穗积八束，听他“谈日本昔年立法律学校之大概”，并得到了他的赠书。穗积给严修的印象是“有道气，庄而和”[23]。

宫岛诚一郎。1904年8月2日，严修访问了著名汉学家、贵族院议员宫岛诚一郎，席间“论及球案及三韩事”，主人还出示了当年与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以及后任公使黎庶昌等人的笔谈字迹。[24]

伊泽修二。由于根津一的介绍，严修于1902年9月12日结识了曾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音乐学校校长的伊泽修二，并于九十月间六次与其会晤，1904年访日期间亦与伊泽会晤五次。伊泽通汉语，是与严修过从最密的日本教育家。二人谈论较多的话题是教育、音乐及合作编书等。[25]

辻新次。经伊泽修二介绍，1904年7月26日，严修访问了曾任文部次官的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辻表示愿意接纳200名中国青年来此留学。[26]

镰田荣吉。1904年10月10日，严修随吴挚甫参观庆应义塾，塾长镰田荣吉接待并导观，所谈不详。

嘉纳治五郎。1904年6月至8月间，严修多次与嘉纳治五郎晤谈。嘉纳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又创办专门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弘文学院，也是最热心向严修介绍教育工作经验的日本教育家。他先后谈到过“建设小学校之大意”,“小学、中学并举，不必候小学校毕业再立中学”,“师范学堂先立寻常者……师范学堂中可附设教员养成所及补习所之类”,“外国语学校当立，然必选本国之文也，通者入之”,“留学日本者除速成外必须在本国预备日语五年”,“视学最要，教科书最要”。[27]嘉纳的这些经验之谈多属教育行政中的规律和要领，对严修以后所从事的教育指导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严修还访问过文部大臣久保田让、文相秘书官松浦镇次郎、第一高等学校校长狩野亨吉、女子大学校长成濑仁藏、枢密顾问官兼华族女学校校长细川润次郎、实践女学校校长下田歌子、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等教育界人士，所谈自然不外教育。

遴选与聘请日本教习

1904年严修访日还负有遴选与聘请日本教习的任务。当他在东京的访问日程即将结束时，有志于来华执教者接踵出没于他在贵临馆的寓所，如8月4日这一天就有四人前来应聘。

与两次访日所聘教习相关的日本人士共有十一人，以下略述之。

门田锳一郎。1902年严修首次访日时就有一位门田锳一郎者随他来华，其后便常在严修日记中出现。他任教的单位应是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教养局和普通学社（严修创办的师资培训单位——武注），所教课程为卫生学、体操、日语等。[28] 1904年2月转往北京，任职单位不详。

三角钖子。1904年8月2日日记载，“伊藤伊吉君所介绍之三角钖子女史来访，谈约两小时。三角君曾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继为师范学校教习，今在芝区高等女学校为教头（日本中小学的教务主任——武注），与小川银次郎同事。科学犹深于理化。父母俱老终身不嫁。两弟在工科大学皆有声誉，学为众冠，得力于姊教为多。明年两弟卒业，三角君一身无系恋，拟赴吾国助兴女学云”[29]。按，三角钖子（1872—1921）是明治和大正年间著名的女子教育家，曾任教于东京女学馆、横滨女学校和东京高等女学校，晚年还创办了常盘松女学校。遗憾的是，她最终未能来华任教。

小川银次郎。1904年8月1日日记载，“伊藤伊吉君所介绍之文学士小川银次郎〔芝区三田盯四丁目二十九番〕来访。初至时旷生未起，两人以笔谈，计谈三小时之久。君以明治二十四年大学毕业，曾为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教习，继而辞职来东京，于各私立学校为教授及管理财政。又于芝区私立净土宗教大学院教西国史及最近世界史。又于芝区私立高等女学校为干事。又在海军大学校教近世世界外交史，其学盖深于历史，其持论谓私立学校胜于官立。颇有意至吾国襄助私立学校云。汉文极通畅”[30]。小川银次郎和他的同事三角钖子一样，最后也未能获聘。

木崎盛政。1904年7月25日日记载，“木崎盛政君精测绘舆地之学，曾在参谋本部，今为政教图阁之主干。是日持伊泽君名刺为介来访，携所著地图若干种”[31]。以后也未见木崎来华。

伊藤允美。1904年7月27日日记载，“晚饭后，伊泽君所介绍之伊藤允美来谈，先索纸笔书挨拶（日语，寒暄之辞——武注）语，汉文颇条畅，旋嘱智怡传译。大意谓志在学汉文语，拟赴吾国而不得机缘，恳余为之留意，且言北村、牧野田（在华日本人士——武注）皆其挚友。余言欲赴清必须俟有相当适宜之事项，否则如岩村、大野（在津日本人士——武注）诸君殊困难，且君抱上等学问，在本国何患无所事郁郁居异国耶。容吾归后留意代谋之。伊藤文学士也，[明治]三十四年大学毕业，曾在帝国图书馆司书，现在泰东同文局为局员，学清语”[32]。伊藤允美后果来华当教习，但不在直隶，而是去了广州的两广优级师范学堂。[33]

岩间德也。据1904年7月28日和7月31日日记载，根津一曾向严修推荐上海同文书院毕业的岩间德也，谓“可渡清襄赞学务”，严修与岩间也曾一度晤谈，[34]但其后未见来华。

山松鹤吉。1904年8月6日日记载，“渡边所介绍□人来。一为山松鹤吉[原籍三重县一志郡川合村]，现为滋贺县师范学校教谕[教育学]主事，著有《实用教育学》（赠余书二部，一即此书，一即前所购《小学校事稿》也）”。又载，“渡边言，山松鹤吉学问极优，惟性情是否躁急尚需考察。又言，如欲订山松为保定东文单级教习，薪水必须照中谷、关本之数”。[35]不过这位山松先生最后也未成行。

芝本为一良。芝本系渡边龙圣所介绍，据1904年8月5日日记载，芝本为一良“现在东京府立第三高等女学校教国语，曾在和歌（山）师范学校教手工，著有《手工教育论》。又自创画圆规尺，赠余一支”。严修虽与之晤谈，但对他能否应聘并无把握。[36]不过从严修《甲辰日记》九月十二日条中终于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关本、中谷偕新到之教习儿崎、芝本来见”可知，1904年秋，芝本终于到了保定就任直隶师范学堂的教习。[37]

永井勇助。永井为渡边龙圣介绍，1904年8月6日严修日记是这样记载的：永井勇助“博物教习也，深目（稍有野气）[三十四年卒业]”[38]。不久他即出任直隶师范学堂教习。[39]

关于音乐教习的遴选最有意思。1904年8月5日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音乐教习，渡边意中有三人，最上者多田梅雄（明治二十五年卒业，现为音乐学校教授）。次为吉田信太（二十八年卒业，现为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助教）。次为铃木米次郎（二十一年卒业，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助教兼教谕）。多田风琴、钢琴皆长，余二人则风琴胜。渡边云。”次日日记又载，“多田梅雄，音乐教习也，口吃”。因为多田口吃，严修和渡边在遴选上便产生了歧见，“渡边盛称多田梅雄之耳音，而余嫌其口吃不便于教人。余意属铃木米次郎，渡边谓其耳音弗善”[40]。最后的结局是，按照严修的意见，聘请了铃木米次郎为师范学堂教习。[41]

上述有志来华做教习的日本人士共十一人，但最终成功应聘的只有三分之一，即四人。应该说，遴选是严格的。

在前来应聘的十一人中，门田锳一郎是1902年严修访日时，毛遂自荐并由严修自聘的。其他十人则是1904年访日时经熟人推荐的，其中三角锡子、小川银次郎是伊藤伊吉（严修长子和次子在东京的房东——武注）推荐的。木崎盛政、伊藤允美是伊泽修二推荐的。岩间德也是根津一推荐的。而其余六人即山松鹤吉、芝本为一良、永井勇助、多田梅雄、吉田信太和铃木米次郎都是渡边龙圣推荐的。渡边龙圣是袁世凯聘请的直隶总督府学务顾问，又是直隶师范学堂的总教习。从最后的结果看，人选的三人均出自他的推荐（尽管伊藤伊吉推荐的三角钖子、小川银次郎也是很强，甚至更有名气的人选，但均未能获聘），说明严修还是很尊重渡边意见的。但是，在严与渡边之间产生意见分歧时，严修又把握着最后的决定权。

游日感触（一）:“神山毕竟地非凡”

日本是先进国，中国是后进国，在20世纪初，二者之间的差距是相当显著的。作为后进国的国民，严修看到了日本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优越之处，并在东游日记中有着较为客观的反映。

1902年严修首次访日时，上船伊始，他接触到日轮“立神丸”上的两位乘务人员，颇使他感到意外。一是事务员福士德太郎，虽非大学毕业，居然能和他头头是道地笔谈东西方文化。当时正是日俄战争的酝酿期，此人很注意向严修宣传俄人“冥顽粗野不知礼者多”，揭露“泰西之蓄意吞噬黄种人云云”。严修想，福士德太郎的地位只不过相当于中国的招商局船买办的副手而已，“而留心世务，言之成理如此”。另一位是船上的木工岩城。其人虽为木工，也能与严修笔谈，议论中日两国木工工钱的贵贱。“岩城识字颇多，且通浅近算法，吾津木工盖不多见。价之贵贱仍视其巧拙为差耳。欲富国者盖可忽乎哉”[42]。大概是看惯了灰头灰脸胼手胝足的中国木匠，想不到还有这样一种有文士味的木工。这些人都是轮船上的一般工作人员，其素养如此，令严修刮目相看。

严修赴日考察，同时要购买教具。1904年7月26日，他去横滨参观了西川风琴制造所并定购风琴两架。他对在那里的所见所闻感触颇深，作了详细的记载：“铃木君约赴横滨观风琴制造所。……该所临河，主人曰西川氏，少时能制三弦，闻西乐而美之，乃学制风琴之法。又因制西琴，为通西乐乃学西乐，且学且制。始明治十年，至今二十余年矣，遂为日本全国业此者之巨擘，西人无不知有西川某者。其子某又往美洲学之，三年而归。该所所雇工匠大都听西川父子之指挥。ピアノ（钢琴）之内容买诸西洋而自装纳，オルガン（风琴）则皆自制。不但不借资于西洋，且所制者恒运往西洋销售。铃木君云，西川君，日本一奇人也。信然。”[43]严修捕捉到的这个西川父子创立与发展钢琴与风琴制造的故事，可以说就是日本近代发展新式工业的一个典型，学诸西洋而又返销到西洋。其实，战后的很多产业，如引人注目的家电业也仍是这一模式的进一步发展罢了。严修对于西川父子的好学与自强精神虽并无字面上的啧啧称赞，但在字里行间却洋溢着对这种精神的向往与感佩。

严修在归国前夕，于1904年7月22日前往日光，游览了奉祀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东照宫。严修日记中载云，“案内记中所云华表、五重塔、石灯笼、三代将军手植之槙、御厩、鸟居、钟鼓楼、朝鲜钟、阳明门、唐门、拜殿、本殿、奥院等皆一一周览。……某殿之古有贮宝物室，所藏皆家康生平用物，自舆服、刀剑、杂佩，乃至乐器，无一不备。所见有牙笏及编钟等，皆华制也。奥院特藏家康生平文札……老树皆数百年前旧物，五人仅可合抱”。看到这些历经沧桑的文物保存得如此之好，严修不禁称赞道：“日人保守之善亦足称矣！”[45]日本历史上没有遭到过外族的成功入侵（二战时美军的占领除外），也没有像我国那种典型意义的接连不断的“易姓革命”，并且不盛行因政治原因而损毁先代旧物，加之日本人多有“历史癖”，所以古物都能得到较好的保存。根据笔者旅日一年半的实际生活体验来看，严修对日本人的这一称赞可以说是十分公允和准确的。

还有一件不大的事应该一提。严修1902年首次访日时，经堺市一寺院，见僧众诵经顿有所悟。他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述：“过一寺，有僧众踽步讽经。讲学问不必废辞章，讲教化不必废僧道——吾观于日本而有所悟。所谓不废者待其自废也，自废者其势顺，虽迟无大损，因本已立也。人强废之，其势逆，欲速反害。并其大者急者亦因好。所持此义，俟质高明。”[46]读到这里，不能不佩服日记主人的观察力和感悟力，他又从“僧众踽步讽经”这件小事解读了日本文化的另一种特性，这就是日本文化的包容性：新与旧可以兼容。他进而感悟到，处理过时的事物不必采取“人强废之”的激烈手段，而应因势利导“待其自废”，这样对于革除那些具有主导意义的旧事物的“大者急者”将更为有利。

东游日记中记载的某些事物，今日看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使严修及其一行心灵震颤。此事发生在1904年6月29日严修一行参观东京高师附小时：“〈又〉观高等各女生舞蹈，往来变换节之音乐，真运动之妙法！旷生大感动至泣下，盖为吾国女子悲也。”[47]说的是，在参观东京高师附属小学时，严修的年轻译员高旷生，看到日本女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触景生情，想必是念及自己的女同胞还在缠足闭居，不禁悲从中来，泪洒当场。严修细心地观察并记录了这一事实，想必也是心有同感吧，何况他在1902年就开办了严氏女塾，写了《放足歌》，此次东京之行回国后，一口气又参与创立了女子师范学堂、高等女学堂及官立女子小学堂等女校。

严修在考察过程中也注意到日本人的一些优良作风，并在日记中时有所记。如说“搬夫为客运行李，谨而敏，无喧竞者”。“日本罕有争者，譬如途间此人误伤彼人，此人急惶恐谢过，彼人逊谢相酹。”旅馆女使“稳慎勤敏，事事有纪律，不烦絮语也”。日光之“米屋旅馆精洁之至，女中（女仆，女服务员之谓——武注）皆恂谨”。列车上“给仕（乘务员——武注）极谦和殷恳”。他特别称赞实践女学学生为来宾打扇是日本女性独到的礼貌：“旁立数生为客挥扇，余谓旷生此日本所独，东西妇女殆不屑为。”又赞日本妇女勤劳，一分钟都不肯浪费：去幼稚园“接送幼童之女仆，皆聚待于一室，两行对坐而操女工，其不肯须臾废时如此！”[48]

总之，严修参观过不少的日本工厂、政府机关、监狱、博物馆、军营等，也去过不少银行、商店、餐馆、旅馆、民家和观光地等处，对那里的工作效率、服务态度、清洁卫生等都留有深刻的印象。但如上所述，他更多地注意到日本人在文化、教育和国民素质等方面的长处。作为学官和教育家的他，自然知道这些都和国民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当他在记游诗中说“神山毕竟地非凡”时，无疑是对日本先进的一面深为赞叹和嘉许。

游日感触（二）:“恨来天地莫能载”

但是，作为日本侵略扩张受害国的国民，严修在日本还有另一方面的感触，这便是由所见所闻而引起的对侵略者的满腔愤慨之情。

严修初到东京，游览所至，经常看到日本侵略者大肆鼓噪其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场面。如1902年9月14日游浅草时所见，“十二重楼下数重，列西洋镜（我乡叫西洋景或洋片，笔者幼时尝见——武注）甚多，其中写真之景多半台澎一带山水之胜与官署之形，否则与吾国战争之场也。皆该国人得意之举。熊慕蘧曾言，彼国之教童子也，必先告以日清之战，日之何以胜，清之何以挫，故人人脑筋皆刻入此事，自幼已然。余游览才数处，琴平寺有北清战争图，而浅草园又有之，十二重楼则有照相镜矣。大凡繁胜之区，无不以此为点缀。伤哉，吾国之人其何以为心乎！”[49]读了这段文字，不难想见严修在异国街头目睹此情此景时的悲愤之情。

1902年10月26日严修游马关，路过引接寺，寺前立牌有字曰“清国请和大使李鸿章旅馆”，严修遂不入其门。他于该日写下如下诗句：

莫过引接寺，

莫登春帆楼，

恨来天地莫能载，

藐尔东海焉容收！[50]

这里是日本强迫中国签下割地赔款条约的伤心地，严修触景生恨，且其恨之大虽天地莫能载，虽东海不容收！

作为被侵略民族的知识分子，严修对于本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有着高度的自觉和敏感。有一件事可以为证。

我们在东游日记中能够看到，1904年严修、张伯苓一行在日考察时，最热情给予协助的日本团体是东亚同文会，该会的会长、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接见过严修，该会的副会长长冈护美在家宴请过严修，还为严修介绍了学术和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如井上哲次郎、田尻稻次郎、山川健次郎等，至于该会的干事长根津一给予的具体帮助更多。我们知道，东亚同文会虽口头上主张“日清同盟”“保全中国领土”，但骨子里无非是想排斥俄国等西方列强，谋求日本在华的垄断地位。严修对此看来也是心中有数的。

1904年8月5日，严修向长冈护美辞行，长冈的言谈使他颇感不快，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访长冈子爵，送所属书之诗幅并辞行。长冈絮言东三省后来事刺刺不休，余漫应之而已。又言同文书院事，余谓约束宜严。”[51]我们知道，此时日俄战争正在进行，两国为抢夺中国东北领土和权益而进行殊死搏斗。因日记所记简略，我们无由得知那天“长冈絮言东三省后来事”具体内容如何，但想来无非是日本的“盗理”，这对忧国日深、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严修来说，当然是令人不快的。他对于东亚同文会在中国设立的同文书院，也只表示了一个“约束宜严”的意见，看来是反感多于好感。

前文曾提及，严修1902年游日时，上船后曾与“立神丸”的船员福士德太郎笔谈东西方文化。在笔谈中福士对“泰西之蓄意吞噬黄种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严修对此的回应则是当日写下的一首律诗：

百万星球地居一，

四分且让水三分。

棕黄黑白总同种，

南北东西何足云。

儒墨卮言原破碎，

佛耶界说更呶纷。

生存物竞有时定，

至竟终须合大群。

在此诗之后，他又写下了一段跋语：“昨日福士笔谈，愤西人之虐黄种，戏作此示之。虽是戏言，将来必出于此，特今日非所宣言耳。”我们知道，当时的日本出现了一种“兴亚论”的主义，甲午之战后更是广为宣传，其中心内容为，以日本为盟主，“扶助”中朝，对抗西方的入侵，振兴亚洲。显而易见，这位船员的见解来自于“兴亚论”。严修不仅没有附和这种“套近乎”的意见，而且反其意提出了自己阳春白雪式的见解：我们所居的地球是很小的，地球上的居民虽有棕、黄、黑、白不同肤色之分，但同为人类，只是分居于东西南北罢了。虽持有不同的学说，信仰不同的宗教，现在还进行着不断的争夺，但终有一天会会合到一起的。不难看出，严修的这种观点，上承中国古贤关于“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望，但又不止于此：他强调地球甚小，人类须得合作，并最终走上“合群”。这岂非和方今之世人类智慧新出的关于“地球村”的观念略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严修思想境界之高不是一般士大夫可比的。至于“兴亚论”那样的欺人之谈，他根本不屑一顾，只能作为揶揄的对象。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严修悲愤所指是日本国家的政策和行为，而对于普通的日本人，尤其是那些热情帮助考察的日本人士则满怀友好之情乃至心存感激。

结语

20世纪初头，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进一步深刻化，引进和兴办西方新式教育已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如何将这一目标付诸实践，国内并无现成经验。这时，严修以极高的自觉和巨大的热情两度前往日本考察教育。由于采取了正确的考察方法，广泛听取了日本教育界和学界的经验之谈，遂使考察活动卓有收获。而这些收获又屡屡为他在天津和直隶省的办学和教育改革实践所证实。1905年12月，当他走上学部的指导岗位后，这些收获和经验更进而具有全国性意义。就南开学校而言，这两次考察无疑是南开“前史”的重要一页。

原载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