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年间以迄昭和初年，日本人的生活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而有较大变化。

从根本上说，这一时期对美国生活方式能进行某种程度的采纳，是事有凑巧，1923年（大正12年）东京发生的毁灭性大震灾也为此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大地震震塌和烧毁了12. 7万户房屋，使帝都东京的七成化为焦土，旧江户的面目从此不可复识。在重建东京时，坚固的钢筋混凝土便成为首选的建筑材料。如在丸之内一带便出现了内外大厦、东京会馆、有乐馆、丸大厦、邮船大厦等被称为“铁与混凝土的怪物”的大建筑群。震灾不但变换了东京街市的面貌，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变换了东京的人。死于震灾者9. 1万人，而劫后余生者也有很多因失去财产和生计而不得不离开东京。与这种流动方向相反，不少地方人却乘机涌入了东京。在这种人员交换中，不仅旧时的“江户仔”几近绝灭，就是“东京人”也元气大伤，在新舞台上活动的是一种非其族类的“新东京人”。新东京人有新的爱好和派头，如喜欢西餐和中华料理，热衷于买唱片，醉心于美国女电影演员，并容易接受新知识的影响。就是这些被江户仔看不起的乡巴佬，大批涌进东京并站稳了脚跟，用他们“粗野”的生活和情趣压倒了旧东京人的“高雅”文化。[11]以致作家梦野久作在震灾一年多后采访东京时指出，东京已变成“培植一切不良政治家、不良事业家、不良学者、不良老年、不良少男少女的堆肥场”[12]；新东京人以外国文化和大众媒体使东京为之一变。他们创造出了一种与前不同的生活方式。

首先，作为生活洋化的一大景观，银座街头出现了美式打扮的“摩登女”和“摩登仔”，并很快向全国波及。关于“摩登仔”的形象，有一首流行歌曲是这样唱的：

咱是村里的一号摩登仔，

得意扬扬，

东京银座来逛街。

这一身打扮真叫派：

身穿蓝衬衣，

颈系红领带，

下着肥肥的水兵裤，

头上圆顶礼帽戴，

再架上个宽边眼镜真够帅！[13]

关于这位“摩登仔”的出身，歌中交代说是当村长的地主的独生子。这样看来，这种时髦不仅流行于城市，而且也波及到农村的上层——尽管歌中有点城里人嘲笑乡巴佬赶时髦的味道。当时男子的时髦发型是一种长发，起初流行于美术家、演员和文人间，而从事社会运动的男士也多留此类发式，所以留长发往往被疑为有危险思想的人。背头也是当时的时髦发型。

至于“摩登女”可说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她们的外在特征是“断发洋装”，即剪西式偏分发型（因头发分开遮盖两耳故此发型被称为“耳隐”）和着美式服饰。她们的出现引起了报刊上的不少笔墨官司，如有的论者认为，“摩登女”是不良少女的别称，说“支配她们行动的完全是反复无常，她们不过是托身于瞬间的、燃烧的、刹那的感情而已。唯其如此，比之于精神的其为肉体的，比之于纯情的其为享乐的，比之于奉献的其为交易的，比之于制欲的其为野心的。总之，那些物质性的印象不能不决定她们大体上的特色”。所以干脆称她们为“洋基女”（美国女郎）。[14]但是，也有论者认为，“摩登女是作为男性专制道德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以其行为诉说女子的不平”,[15]即和女性的近代意识自觉联系起来。当时已实行了“断发洋装”的女作家望月百合子和吉屋信子等，也公开著文答客难，指出无论是美国的还是其他外国的事物，只要适应自己的生活和便利可行，就可以模仿和学习。女性是独立的社会人，不是玩物，不必从头到脚都去迎合男人的趣味。[16]还有一个事实应当指出，即“摩登女”多是职业妇女，所以她们是以经济的自立为存在条件的。因而，她们的出现有其客观的时代的合理性，并非这部分女士突发奇想要潇洒一回不可。

这一时期是西服普及的时代。大正伊始，正遇上国家的几件“红”“白”大事，如1912年（大正元年）9月明治天皇大葬，1915年（大正3）4月昭宪皇太后大葬和同年11月大正天皇的即位仪式。这使日本全国不同程度地卷入穿着大礼服、燕尾服、西装和晚礼服等西式服装的浪潮中来，也大大提高了民众对洋装的关心度。大正时代西装普及的原因还有如下一些要素：（一） “帝国人绢”开发化纤国产化成功，日本进入化纤时代；（二）洋裁教育形成和发展，如出现了文化裁缝女学校、杉野道勒斯麦卡女学院等服装专业学校，也把西服裁剪制作列入女校课程；（三）广泛举行时装展览；（四）女性杂志对时装的介绍。[17]一般认为，女性的自由职业者，如女医生、女教师、女作家、女记者、女演员、女模特等，是时装潮流的引领者。儿童服装也迅速洋化，据报道，仅银座一地即有儿童西服店三十余家。[18]一般说，凡官员、教员、公司职员等工薪阶层必须着用西服。在大城市里，在大正德谟克拉西风潮中，西服由新的中产阶级逐渐普及到一般民众。工作服也逐渐西服化，如女护士和电车、公共汽车的女售票员是较早穿着西装制服的。女校也开始采用西装校服，从那时起，水手服便成为日本女学生的代表性服装。昭和初年开始流行连衣裙，并逐渐着用短裤。总之，在城市中西服已趋于日常化。[19]但在农村中，多数地区的衣饰仍处在江户时代的延长线上。[20]

食生活的西化，明治末年已有相当的发展，如1906年东京已有西餐馆1000多家。大正后半期以后，随着工薪阶层人数的增加，普及化的大众餐馆大增。这些小餐馆一般出售份饭，一碗米饭加上一份“和洋折中”的菜，所费不多。咖喱饭、炸肉饼和炸猪排已成为普及于家庭中的西式家常菜。中国的荞麦面条和馄饨经过风味上的调整也被广为食用。这一时期，面包的食用量大增。尤其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米**和关东大地震，米价腾贵，爱吃大米的日本人也不得不多吃些面包之类的面食品。制作面包的技术也大有进步，尤其是酵母的使用，使面包的食用得以普及。明治时代的面包是欧式，味咸，而大正时代的面包是美式，味甜。在点心糖果方面，森永制果公司在大正博览会上推出的牛奶焦糖大受欢迎，很快得以普及。罐头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也日益增加。在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中，有女招待的咖啡馆和酒吧多有设立。店面装饰也日趋美国化，并取西式店名，每于店堂内大放留声机以招徕青年男女。

在住居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化住宅”的出现。当时，在德谟克拉西风潮中，贵族式、封建式的生活遭到批判，文化式生活为人所崇尚。在东京都内拥有大规模邸宅的贵族和富豪，多把邸宅分让出售，而由建筑公司兴建所谓“文化住宅”。这是一种在美国家庭观和建筑观指导下设计出来的仿西式建筑，如在设计思想上比较重视妇女和儿童的家庭存在以及全家的团聚。多以红瓦作顶，大门旁设会客室，内置西式桌椅。住宅采用玻璃窗户，通风和采光均有较大改善。随着煤气的普及，厨房也变得明亮和清洁。当然，能住上这样住宅的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但总的来看，大正以后日本的住宅不论城市和农村都更趋合理化。

城市交通也有较大发展。由于长距离高压送电技术的具备，20年代连接东京和郊区间的电车线路不断增加，1925（大正14）年还建成了环状运行的小省线电车线（即后来的“国电”）。在此之前的1919（大正8）年，东京市街汽车公司已开始营业，公共汽车可通行主要街道和到达繁华市区。

西式的大百货商场此时多有所见，如1919年建成的白木屋、松屋、高岛屋，1920年建成的丸物、大丸和1923年建成的伊势丹等均是。逛商场和逛闹市也成为市民的一种休闲活动方式。当时现了两个新词，一曰“银布拉”，一曰“道布拉”；所谓“银布拉”是指东京人逛银座，所谓“道布拉”是指大阪人逛道顿堀。

颇能说明20年代东京人生活与精神风貌的，还有以浅草和银座为中心的东京享乐文化。这里有电影院、剧场、商店、餐馆、咖啡馆和各种娱乐场所，只要付出相同的费用就能得到相同的服务。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大众艺术形式是绚丽多姿的音乐舞剧。音乐舞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西方国家并很快传入日本。音乐舞剧主要追求视觉与听觉的节奏变化，并在混迷与交错的变化中给人一种感官刺激。这种丰富多彩的感觉，被认为酿制出了“20年代快感”的不可或缺的新感觉。音乐舞剧也被认为是20年代东京最尖端的享乐思想的发现。日本最早上演的西式音乐舞剧是，新屋歌剧团1919年（大正8年）演出的《卡尼瓦尔》。但造成最大轰动效应的则是，岸田辰弥创作由宝塚少女歌剧团于1927年（昭和2年）上演的《门巴黎》。该剧共16场，演出阵容270人，场景跨度宏大，由日本的新温泉前、神户码头、香取丸船上到苏州寒山寺、埃及宫殿及巴黎歌剧院等，再加上舞蹈、音乐、服装的变化，舞台设计、灯光的多彩多姿，达到眼花缭乱，如梦如幻，目不暇接的效果。同时，舞台也成了世界各地人种和风情的展览场。与宝塚的法国式音乐舞剧相对抗，松竹乐剧部也推出了“豪华版”美国式音乐舞剧，如《开国文化》《东京之舞》《女性王国万岁》等均是，演出阵容更达700人之多，演员的服饰美、舞姿美、肉体美交相辉映，融入绚丽多变的布景和音乐之中，可谓极尽声色！

这一时期，在生活“道具”方面，也引进并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不少新事物，如电冰箱、电扇、电熨斗、照相机、收音机、留声机等。

在休闲生活方面，除了上述的购物、逛闹市、观剧之外，还有游园、打棒球、跳交谊舞、打高尔夫球、打克郎球、看赛马、唱民谣、看电影、喝咖啡、旅游等。总之，在城市生活中，旧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开始让位于一种新的更富于多样性、更具有经济合理性和文化内容的生活方式。

有关“新东京人”的新生活方式的具象描写，最集中最典型者莫过于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痴人之爱》，在此我们不妨粗略地观察一下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以弥补以上叙述的不足。

小说中的“我”——河合让治，出身于栃木县宇都宫的一个地主家庭，初中毕业后去东京考入藏前的工业技校。毕业后便进入公司当了技师，月薪150元，后有增加，算上奖金之类，平均月工资400元。这是一个标准的由地方进入东京并置身于新中产阶级的新东京人。

河合让治因崇拜西方文化，尤其崇拜美国当红女影星玛丽·皮克弗德（1893—1979）而寻找了一个长得颇有西洋味的美人，15岁的咖啡馆见习女招待纳奥米做“后补太太”。为了使纳奥米成为一个有资格出现在西人面前的淑女，不惜花大钱进行培养，让她学习英语和钢琴。这对先是朋友后是夫妻的伙伴，住在大森一带的“文化住宅”里，家中摆设西式家具。按小说中所说，他们经常去银座逛街，去常常满员的电影院里看电影，有时还“豁出钱来去趟帝国剧院”。他们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三越或白木屋百货商店，也经常去西餐馆。据说，纳奥米的服装式样多是从美国电影中学来的。他们自置照相机拍照。周一和周五的下午五点以后则去圣坂跟一位白俄的伯爵夫人学跳舞。其后便穿着西服出入舞厅，在乐队的爵士乐伴奏下，与国人同好或外国人一起跳舞。舞间休息时，或喝威士忌，或喝鲜柠檬汁，或喝鸡尾酒。夏天则去海滨游泳、划船，兴之所至，纳奥米引吭高歌《桑塔露西亚》。后来因为纳奥米嫌生活洋化的档次还不够，便干脆搬到横滨的洋人馆去住。总之，河合让治与纳奥米夫妇，可以说是尽情地享受了大正时代新式生活的大众文化。除了物质生活之外，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理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纳奥米和两三个大学生以及后来和两个外国人之间的男女关系，论者有用“堕落”和“**”论之的，这固属不错，但却有失简单，因为纳奥米的行为不是单用这两个词就可以涵盖和论定得了的。似乎应当更多地看到大正时代相对开放的气氛和性观念的松动。所谓“东京人堕落”也好，所谓“世风日下”也好，显然不只是某个个人的品德问题，而是某种社会文化作用的后果之一。而这一点我们也是可以清清楚楚地从小说中读出来的。

最后，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生活文化的演变，明显地表现出个人主义、家庭中心主义、享乐主义和女性解放意识的发展。

由以上论述可知，早在大正至昭和初年，日本的大众文化已经形成，生活方式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西化。明乎此才能理解，为什么战争一结束，美军一进驻，日本似乎就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新的生活文化——因为他们对此并不十分陌生。

本章原载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4，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注释

[1]《萩原朔太郎集》（《日本現代文学全集》第60卷），講談社1980年版，第330页。

[2]新中产阶级，即所谓“中流生活者”，或直接使用外来语称之为“撒拉里曼”。这一称呼始于并盛于大正时代，主要是指具有中等以上学历的中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员等。

[3]大正时代“文化”一词成为摩登语，如有所谓文化住宅、文化村、文化桌、文化灶、文化碗、文化炊帚、文化馒头等，不一而足。

[4]南博等：《大正文化》，勁草書房1965年版，第121页。

[5]参阅岩崎昶：《日本电影史》，钟理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4页。

[6]见《中央公論》第33卷第9号，第69—70页。

[7]钣泽耕太郎《作为近代思潮和时尚的“新兴写真”》，载南博编《日本近代思潮和时尚的研究》，布莱恩出版1982年版，第211页。本节在执笔时对该书多有参考。

[8]南博等：《大正文化》，勁草書房1965年版，第212页。

[9]论者以为，《东京进行曲》是一首颇具时代特征的代表性流行歌曲，如歌词中出现有“爵士乐”“地铁”“电影”“洋酒”“舞女”“巴士”“咖啡”“郊外私营电车”“百货商店”“马克思男孩”等摩登词汇。

[10]参阅平井正、保坂一夫、川本三郎、山田孝延、伊藤俊治：《都市大衆文化の形成》，有斐閣1983年版，第195—197页。

[11]参阅平井正、保坂一夫、川本三郎、山田孝延、伊藤俊治：《都市大衆文化の形成》，有斐閣1983年版，第178—179页。

[12]转引自平井正、保坂一夫、川本三郎、山田孝延、伊藤俊治：《都市大衆文化の形成》，有斐閣1983年版，第180页。

[13]见市川孝一：《流行歌曲中所见的摩登的**、怪异、荒诞不经》，载南博编《日本近代思潮与时尚的研究》，布莱恩出版1982年版，第269页。

[14]植田康夫：《女性杂志所见的近代思潮与时尚》，见南博编前引书，第136—137页。

[15]植田康夫：《女性杂志所见的近代思潮与时尚》，见南博编前引书，第138—139页。

[16]植田康夫：《女性杂志所见的近代思潮与时尚》，见南博编前引书，第138—139页。

[17]柳洋子：《大正与昭和初期的时装》，见南博编前引书，第204—205页。

[18]柳洋子：《大正与昭和初期的时装》，见南博编前引书，第197页。

[19]大正时代究竟有多少人穿西装，当然是一个无从考据的问题，但也有一些“大而化之”的模糊估计，如1924（大正13）年东京有一位叫藤井吉的先生去出席《女性》杂志关于服装问题的座谈会，他在会上即席发言说，“上午九时乘车时，发现有八成人穿西装，我们这些穿和服出门的倒成了被人观望的对象”。看来东京人在外出时大多数人是穿西服的。见南博编前引书，第132页。

[20]参阅小西四郎等：《生活史》（《体系日本史叢書》17），山川出版社1974年版，第383—388页。本节在执笔时对该书多有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