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大众文化的形成是文化和产业相结合的结果，或者说大众文化是文化产业制造出来供市民消费和享受的文化。大正时代，借助于西方传入的新技术（如转轮印刷机、通讯机械和照相、电影、录音等技术），使文化产业得以形成。文化的大量生产和商品化，使文化本身由相对封闭走向开放，也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文化。这和大正时代的德谟克拉西氛围、强调和注重“文化”[3]的风气都是相适应的。

以报纸而论，大正年间《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都有较大扩张，发行量急剧增加。如《大阪每日新闻》1912（大正元）年发行量为28万份，1916（大正5）年为46万份，1921（大正10）年为71万份，1924（大正13）年突破百万而为111万份，1926（大正15）年则更增加到230万份。[4]在印刷技术上，该社于1922（大正11）年自美国购入高速转轮印刷机，一张四版的报纸每小时可印刷7. 2万份。这一时期杂志也出现林立局面（最著名者为《中央公论》），其中大众杂志尤盛，如讲谈社的《雄辩》《讲谈俱乐部》《趣味俱乐部》《现代》《国王》，博文馆的《新青年》，石川武美主持的《主妇之友》等均属此类。曾风靡一时的大众娱乐杂志《国王》,1925年创刊，两年后的1927年销售量即达数百万份。这一时期的大众传播媒体对美国的情况和现代时尚多有报道，如《中央公论》杂志，昭和四（1929）年11月号和12月号连续刊登了清泽冽的两篇“美国通信”:《速度之国亚美利加》和《跨越两栖怪物》。翌年4月号上又刊登了柳泽健的《亚美利加发现》等。这无疑加深了日本民众对美国文化的了解。《主妇之友》和《女性》对介绍和引进美国现代时尚和生活方式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再说电影。电影是1896年发明的，翌年即传入日本。日本最早的电影院是1903（明治36）年在东京浅草开设的“电气馆”。从1908（明治41）年到1910（明治43）年的三年间，出现了四个制片厂，即吉泽商店的东京目黑摄影所和M百代商社在东京大久保，横田商会在京都法华堂，福宝堂在东京花见寺分别设立的制片厂。1912（大正元）年，四厂合并而成“日本活动照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日活”），并开始在东京和京都两地大量制作电影。[5]早期的电影不过是些奇物异事，供人观赏娱乐，或以固定不动的摄影机拍摄舞台戏剧而已。1915年，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格里菲斯拍成历史性巨片《国民之创生》，并完成蒙太奇技术，奠定了现代电影艺术的基础。而卓别林电影对平凡生活的自然表现和他特有的幽默风格等，都对大正年间的日本电影带来很大的影响。

日本最早的电影导演和制片人是牧野省三，他被称为“日本电影之父”。最早出现的电影明星是尾上松之助，他一生主演的电影在千部以上，内容多为忠臣义士、侠客义盗之类。1918（大正7）年归山教正归自美国，开始在日本电影界推行革新，倡导“纯电影剧运动”。他力求使电影摆脱戏剧，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主张废止幕后台词，使用字幕和采用女演员，并首次把电影剧本引进日本。在他的努力下，“日活”制作出了《生之光辉》和《深山少女》两部新型电影。大正中期，由于几位在好莱坞学习电影的日本青年的归国，使日本的电影也更上一层楼。其中有栗原托马斯（导演，在日本第一个采用分镜头剧本）、小谷亨利（摄影师）、阿部丰以及田口樱村等。他们把美国电影的新观念和新技术带回日本，使日本电影开始在现代电影技术的天空中自由飞翔。此外，应当一提的还有早川雪州，由于他在好莱坞的卓有成效的活动，使日本在美学习电影的青年人才辈出。

由于电影主要是一种视觉的艺术，直观易懂，所以最具有大众性。它在传播美国文化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大正时代的评论家柳泽健曾经指出：“就对社会人心的文化影响而言，这种（美国）电影的流行远比威尔逊关于自由与人类的堂堂宣言……更加能强烈、深刻和广泛地震**、改变和醒悟人心……其中不仅有外在的‘西方’，还有内在的‘西方’……使一般民众在笑声中就能很好地理解了西方。在日本文化史上，电影可说是摄影的‘开港’。”[6]

大正至昭和初年，摄影也开始成为新兴媒体。摄影在幕末已传入日本，明治二十（1887）年前后进入商业照相时代。由于战争（甲午及日俄战争）的需要，新闻摄影大有发展，如博文馆1904（明治37）年创办的《日俄战争实纪》，每期发行10万份以上。日俄战争以后，除新闻摄影外，艺术摄影也开始盛行，这主要是有产阶级玩赏趣味和文化修养的提高所造成。进入大正以后，摄影才出现普遍化倾向。第一次大战前后，由于购进美国伊特曼公司生产的廉价相机，加上战后的景气，出现了民间的照相热。同时由于德国是交战国，大战期间德国产照相器材断绝了进口，使日本不得不努力振兴照相工业。1917（大正6）年“日本光学”,1919（大正8）年“高千穗光学”“旭光学”“东洋干板”“奥里恩塔尔”等公司相继出现，使日本的照相产业正式形成，不过其技术水平很低，还不能与外国产品相提并论。而摄影作为新兴媒体的出现，则大体是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的事情。

早在明治时代，在商业性开业摄影师之外，已存在有业余的摄影家群体，如1889（明治22）年成立的“日本写真会”，由榎本武扬子爵任会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威廉·巴顿为副会长，成员多为富商、学者等上流社会人士。及至大正末年和昭和初年，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照相器材的国产化，新兴的中产阶级也可以问津摄影，从而使业余摄影爱好者的队伍迅速扩大。1926（大正15）年关东地区有业余摄影家团体201个，而关西则有219个。[7]这些团体于此年共同筹建了“全日本写真联盟”。而且，大正年间也出现了一些摄影杂志，如《照相机》（阿尔斯，1921年）、《朝日画报》（朝日新闻社，1923年）、《国际写真时报》（世界画报，1924年）、《摄影时报》（奥里恩塔尔写真工业，1924年）和《朝日摄影》（朝日新闻社，1926年）等。业余摄影家的后援团体原来多是照相器材的产销商，但后来逐渐被报社或新闻社等大众传播媒体取代。

据说明治时代，日本人对照相一事多心存恐慌，总不能坦然面对镜头，而到大正时代则已习以为常。故论者以为，从幕末司马江汉和佐竹曙山引进西洋画以来，日本人至此才完成“视觉的近代化”。[8]

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是所谓“新兴写真”运动的蓬勃发展时代。所谓“新兴写真”，其一是指快照的产生，它以德国产“莱卡”小型照相机（使用35毫米胶卷）的应用为标志，摄影家可以轻松地背着它随意活动去捕捉拍摄对象，极大地扩大了摄影家的活动空间。同时，由于新镜头的使用，也扩大了拍摄物的范围，如运动体、夜景等也可以清楚地以摄影加以表现了。“新兴写真”的另一个内容是由于新写实主义理论传入的影响，新的摄影表现技法比之于原来的绘画主义的艺术写真，更注重作品的几何学的构成。又由于这种“构成”艺术的深化，使广告摄影的技术日臻进步。1930（昭和5）年朝日新闻社主办“第一届国际广告摄影展”，进一步推动了广告摄影的兴盛。不言而喻，广告摄影的兴盛又扩大了摄影作为新的社会媒体的作用。

大正时代另一项值得注目的产业是留声机。蜡管留声机系美国发明家爱迪生1877年所发明，翌年便传入日本。日本最早经营留声机的专业商店是位于东京浅草并木町的三光堂（片山潜是经营者之一）。三光堂灌制日本音乐，以耳管（类似于听诊器的听管）饷客，在明治三十年代，每支耳管每客收5至10钱，后降至2钱。1897年德国人培尔里那发明唱片，其技术为很多工业先进国家所掌握。其后，各国唱片公司纷纷来日录音，回国印制，再向日本出口。日本唱片公司的出现是1904（明治37）年日美唱片公司成立以后的事情。1909（明治42）年，该公司为日本留声机商会（简称“日蓄”，即现在的日本哥伦比亚公司的前身）所合并，开始较大规模地生产唱片。进入大正时代后，出现了很多唱片公司，但后来几乎全部被“日蓄”并吞，形成托拉斯，因而大正时代的唱片产业是以“日蓄”为中心发展的。1915（大正4）年，由饰演《复活》女主角而走红的松井须磨子灌唱的《卡秋莎之歌》（岛村抱月、相马御风词，中山晋平曲）唱片发售时，一举卖出两万张。1917（大正6）年同为松井须磨子灌唱的《流浪之歌》（北原白秋词，中山晋平曲）在该年五、六两月间甚至卖出了27万张（按，当时唱片的月产量为10万张）。随着日本经济趋于景气，购买力提高，虽价格有所增长，但唱片销路一直很好。到1929（昭和4）年，由佐藤千夜子灌唱的《东京进行曲》[9]（西条八十词，中山晋平曲）发售时，也销售到25万张左右。至于1931（昭和6）年发售的《酒是眼泪还是叹息》则更高达百万张左右。同时，引进到日本的外国流行歌曲，如《我的蓝天》《阿拉伯之歌》等经译制后，1928（昭和3）年其唱片售量也高达20万张以上。总之，唱片作为新兴媒体已日臻成熟。由于唱片业的烘托，大众文化不可或缺的景观——歌星也在此一时代冉冉升起。

无线电广播这一新型媒体也是在大正年间发展起来的。1920年美国开始无线电实播。两年后的1922（大正11）年，日本开始无线电播音的实用化研究。新闻机构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如《东京日日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都在此年进行了实验。1924（大正13）年4月，《大阪每日新闻》自位于堂岛的报社内向大阪市内的三越、大丸、十合、高岛屋等商场传播新闻、行情和选举速报等，引起行人在速报板前围观，电车为之不通。1925（大正14）年3月1日，东京广播电台TOAK开始播音。据说当时全国仅有收音机3500台，翌年则迅速发展到24. 5万台。因当时除唱片外尚无其他录音设备，所以全部节目均为直播。如3月1日，上午9时半以海军军乐队的管弦乐开始，下午继之以正在东京演出的意大利歌剧团演唱的《蝴蝶夫人》和《茶花女》的咏叹调，晚上则为外山国彦独唱、山田耕作钢琴伴奏的歌曲等。为了播音的需要，1925（大正14）年正式成立了以山田耕作为核心的日本交响乐协会（现NHK交响乐团的前身）。除西洋的声乐、管弦乐和爵士乐外，日本音乐也占有相当地位，如以筝、笙、尺八、三弦等日本乐器演奏的音乐和伴奏的歌曲等。所谓“歌谣曲”（即现在所说的流行歌曲）也是随着电台的播音活动而兴盛起来的。在早期的广播音乐节目中，“和洋合奏”和口琴曲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所谓“和洋合奏”是指将日本的三弦曲加以改编而由管弦乐团进行演奏，它原来多用于日本电影的配乐，而口琴曲也主要用于美国电影的配乐，但现在均直接作为独立的音乐作品用于电台播放。广播剧也开始在节目中出现。广播剧是由英国广播电台BBC首创的，翌年由小山内薰翻译介绍到日本并自导自演。这出名为《煤矿井下》的广播剧遂成为日本广播剧的滥觞。由于电台以500日元的高稿酬征集剧本，昭和初年产生了一批优秀广播剧，如里见弴的《有一对夫妇》、小山内薰的《珍客》、久保田万太郎的《浮世床小屋》和山本有三的《雾中》等都是这种被称为“500日元广播剧”的作品。1928（昭和3）年冈崎重太郎所作《看不见的山顶》更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广播剧的极品。

当时曾有这样的标语来赞扬无线电广播：“天线如山映都市，无线林结文化实”。东京广播电台的总裁后藤新平，曾经以以下四点来概括无线电广播的职能：（一）提供文化上的机会均等。（二）家庭生活革新。可以以收音机为中心，体会全家团圆的乐趣。（三）教育社会化。（四）经济机能的灵活。这一归纳似较全面地说明了广播这一大众媒体给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的新变化。

另外，在各种媒体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还出现了媒体连锁化的现象，即在一个媒体上出现的信息，会不胫而走地跨越到其他媒体上，如以《东京进行曲》为例，在1929（昭和4）年由佐藤千夜子演唱，一炮打响之后，各媒体以不同的形式纷纷炒作：作家菊池宽将唱词中的朦胧“情节”演绎成言之凿凿的通俗小说在大众刊物《国王》上连载，广得好评；导演沟口健二则又加改编移植，由“日活”公司制成同名电影；而日本比库达将歌曲制成唱片，又由电台不断向全国播出。这样，在出版、电影、唱片、广播的协作下，由“机械”这样的新媒体所制造和传送出来的活字、映像、音声、音乐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并以其联合的效力，把大众文化广泛而深入地传送到人群中去。和明治及大正初期相比较，信息的传播已不再是以报纸为主体的平面性传播，而是由无线电、报纸、杂志、电影、唱片等多面地立体性传播。情报量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了。所谓情报文化社会也就在大正末到昭和初拉开了序幕。[10]

综上所述，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于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刺激和影响，日本的文化产业开始形成，大众文化初具面目，可以说，它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大众文化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