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初年在学习西方的热潮中，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有些是自上而下地模仿流行起来的，有些则是明令改易的。

在衣饰上，陆、海军、警官等首先采用西式军服。1871（明治四）年天皇易服，作为新时代的国家元首，模仿西方君主，着军装式洋服。与此相应，皇后也采用西方贵妇人的服装，戴法兰西式华丽宝冠。1872（明治五）年太政官令，制定官吏的大礼服和通常礼服制式，废止原来的“直垂”“狩衣”“上下”等日式服装。教员、学生、医生、律师、记者等采用洋服者较多，而一般民众和广大乡村地区则不甚风行。明治初年，日本人的服饰表现出一种东西杂陈、日洋纷呈的特色，如身着西装却足登木屐，或里穿西服却外罩羽织（和服外套），或上着和服却脚踏皮鞋等。当时，清朝有位叫李筱圃的人到日本游历，对此大加嘲讽，评为“西头东足，东头西足，不成东西”。西式手杖、阳伞（旧称“蝙蝠伞”）也多有使用。不少陋习也遭到禁止，如江户时代旧俗，女子结婚须染齿（把牙齿染成黑色）剃眉，1870（明治三）年政府明令禁止华族妇女沿袭此俗。1871（明治四）年政府下“散发废刀令”，允许剪洋式发型，次年3月天皇率先剪发，命官员劝导人民群众改变发式。在某些地方，对剪新发型的理发馆免征税金，而对理旧式发型的店铺则课以税金。大体到1888年前后，全部革除了旧发型。当时的俚俗歌谣中有所谓“敲敲剪发头，发出文明开化声”，可见剪发被视为文明开化的象征。

日本人受佛教戒杀生思想影响较深，历来少吃肉食，加之，屠夫多由贱民秽多担当，一般人便以为，经他们摆弄后肉不清洁，所以即使偶尔吃肉，也要关上拉门勉强入口。然而，明治四、五年文明之风一开，日本人被告知，日本人之所以矮小，体质不如西洋人，就是因为不吃肉，吃肉便也成为文明人的象征。1871（明治四）年天皇开始喝牛奶，1872（明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天皇正式进食牛肉。在这股吃肉风袭来后，不吃肉者被嘲笑为“顽固不化之徒”。据说明治初年，东京府每天平均宰牛一头多，而到明治五年末，每日平均宰牛猛增到二十头，若以每人吃半斤计，则吃者可达五千人，假名垣鲁文写的《牛店杂谈安愚乐锅》记载了时人争吃牛肉的盛况。根据1872（明治五）年的政府令，和尚也可以吃肉、娶妻和蓄发。历来只吃大米的日本人也开始吃起面包、饼干和洋式点心来，据记载，东京以制作出售洋点心著名的风月堂，1868（明治元）年曾接受萨摩藩军队的订货，提供了可供五千人食用的饼干。这个店还雇用外国师傅制作洋式点心。葡萄酒、啤酒、威士忌等酒和咖啡、冰激凌等饮料也渐为日本人所饮用。当然，这些多限于城市和上层社会。

洋式建筑江户时代已开始出现，但那时多是供外国人居住的公使馆、住宅和饭店。日本人自用的洋式建筑多在明治年间出现，主要者有1869（明治二）年建成的大藏省分析场。为英国工程师设计，其用砖也购自英国。1872（明治五）年建成的第一国立银行五层建筑、内务省和大藏省的官厅、1874（明治七）年建成的工部大学校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洋式建筑。东京银座的红砖造洋式商店街，则系政府出资建造而租给商人作为店铺使用的。1874（明治七）年刊行的《东京新繁昌记》，对于该文明胜地特志文以记其盛，文中有“见地球仪初知世界圆，入银座渐觉石室美，……入此新街者复不能与尘坑雪院邻居也……有此筑造所以增都下繁昌而开人民智识之器械也”之句。接着，作者礼赞其“巍峨耸于苍空，……佳丽无不尽。……一车薪火不能烧，百转雷不能震。……街道幅广七间，两侧载数种树木。……全街粲然无一点尘。……石室则模英京伦动（伦敦），街道则拟佛（法）京巴黎。……自京桥连新桥，真都中都，而可称繁华中繁华也”。作者使用了蹩脚但却富于**的汉文描绘了西式商店街所洋溢的开化之风。

在都市交通方面出现洋式马车和人力车。据报载，1872（明治五）年有人力车四万辆。人力车即后来传入中国的“东洋车”（或曰黄包车），以人拉人，本无“文明”可言，但比之于江户时代的“驾笼”（轿子）还是要先进多了，故也被看作文明新事。

1876（明治九）年，东京市内的通衢要道上安装了三百五十盏瓦斯灯，在暗夜中大放光华，象征性地显示了开化精神的光彩。

洋乐、洋舞也在上层流行。1883（明治十六）年修建的洋式建筑鹿鸣馆成为达官贵人与洋人交际的场所，在这里经常举办大规模舞会，但是，在长时期内一直成为热门话题的还是1887（明治二十）年4月20日晚在伊藤博文官邸内举行的化装舞会。达官贵妇，绅士淑女，参加者凡四百余人，饰古今内外人物，真可谓无奇不有。

其他，日本人在1872（明治五）年也采用了阳历，还实行了七曜制（七天为一星期的制度）等。报纸也逐渐发达起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在这股欧化风潮中也出现了一些极端性的意见，如认为日本式的传统生活应立即全部西化，日语也应放弃等。这些意见虽表现了日本人追赶西方国家的急切心情，但终不免失于浮浅和浮躁。

最后还须指出，即使在“文明开化”的大潮中，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也呈现严重的不均衡性。一般说，社会的上层和城市地区吸收得快而多，而社会的下层和农村地区则吸收得慢而少。如以发型而论，1871（明治四）年政府下剪发令，次年三月天皇率先剪发，官僚及社会上层人物紧随其后，但东京的下层人民却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面目依旧”，所以1877（明治十）年清朝首任驻日副使张斯桂到东京时，看到的“东京男子”还是这样的形象：“男儿膏沐首如蓬，鬓发长留顶发空，得得数声高木屐，纤纤一握小烟筒……”[9]诗中的所谓“鬓发长留顶发空”，指的便是江户时代男子的标准发式——自前额至头顶剃光（所谓“月代”），而脑后侧留着一个弯曲的长发髻（所谓“丁髻”）。而“东京女子”也依旧是江户时代盛行的打扮：“归妹及期眉鞹豹，使君有妇齿涂鸦”[10]，即已婚女子把眉毛剃掉，牙齿染黑。可见剪发令颁布六七年之后，东京市内下层民众尚未“文明开化”。农村地区当会更慢，如政府明令实行阳历以后，不少农村还按阴历行事。至于在“享受”外来文明方面，上下城乡之差则更为悬殊，如我们在日本电影《啊，野麦岭》中所见，其一方，达官贵人与夫人小姐洋装翻飞，舞于豪华馆邸，而另一方，纺织女工在“血汗制度”的重压下，挣扎于机械之旁。这可以说是准确而形象地表现了“文明开化”的不同侧面和多种涵义。

本章原载于《文化的抉择与发展》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注释

[1]村上陽一郎：《日本近代科学の步み》新版，三省堂1977年版，第174页。

[2]本节在执笔时对《図説日本文化史大系》Ⅱ、吉田光邦《日本科学史》（講談社学術文庫本）多有参考。

[3]我国学者万峰在《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对此问题有系统的叙述和研究，本节在执笔时对该书多有参考和援引。

[4]参阅利谷信義：《近代法体系の形成》，见《岩波講座日本歷史》16,1976年，第108—109页。在本节执笔时，对该文多有参考。

[5]《井上毅傳·資料編第一》，第54页。

[6]关于保梭纳德帮助日本起草法律，有过一些很有意思的传闻，据说某日他正在研究有关民权的法律草案，忽听楼下骚然有声，他一看，原来是司法省的官员正在地下室拷问嫌疑犯。他以辞职相威胁，才使1876（明治九）年规定拷问为非合法行为。

[7]参阅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概論》，吉川弘文館1963年版，第262页。

[8]参阅G. B.サンソム:《西欧世界と日本》下卷，金井圆等日译本，築摩書房1966年版，第205页。

[9]张斯桂：《使东诗录·东京男子》，参阅武安隆、熊達雲：《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六興出版株式会社1989年版，第112—113页。

[10]张斯桂：《使东诗录·东京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