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明治政府向欧美派出了大批留学生。

1868（明治元）年，大久保利通率先提出，在公卿、诸侯、藩士之中选拔优秀人才，由政府提供费用，前往英国留学。1870（明治三）年12月，明治政府发布《海外留学规则》。据说，制定该规则的目的为“大兴遣欧学生之举，使之通晓其国体、政治、风俗、人情，研究其制度、文物、学术、技艺及其他百科，鼓舞日新之民，赞助开化之运，以资国家之兴盛”[13]。该文件规定，留学生选派无尊卑之别，从庶民到皇族均可为之。并提出品行、年龄、学力三条标准，即要求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五岁，诚实聪敏，对日汉典籍和洋学有一定基础，并通晓所去国语言。还规定留学生在出发前要参拜氏神，在神前立誓，不辱国体。留学期间必须谨言慎行，专心学业，万一有劣迹发生，则立即召回国内。

从此年开始，各个部门都纷纷派出留学生，如兵部省向法国派遣学生十名学习陆军，向英国派出东乡平八郎等十二名，向美国派出有马干太郎等四名学习海军。南校也先后向美、英等国派出目贺田种太郎、菊池大麓等人学习西方的学术和教育。为了北海道的开拓事业，开拓使向美、俄、法、德等国派出留学生二十多名，以学习西方的农学、工学和矿山学，值得注意的是，开拓使还首次派出了女子留学生五名，以图发展日本的女学和幼教事业。笔者想在此顺便指出，由各部门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派留学生的方法，是日本最常使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如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所指出：“有趣得很，日本自现代化以来，出国留学一直采用这种方法。考察一百年来日本派出国学生的情况，可以发现，凡归国后在建国中有所作为的人，都是国家有意识派出去学习或由公司派出去学习的留学生。”[14]

除留学生外，政府还派遣地方的行政领导人出国考察。1870（明治三）年11月，通令金泽、鹿儿岛、静冈、名古屋、熊本、福冈、广岛等十五藩，指出“方今宇内之形势，五州如比邻、外国之治乱变故，关涉我国，至为重要，……了解彼情为今日之急务”[15]，要求上述各藩派两名领导人组团出访，考察欧美的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

为了培养新国家的领导阶层，明治政府对于华族的出洋和留学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和期待。1871（明治四）年天皇发布敕谕，鼓励华族出国，并希望他们带上自己的妻女或姐妹一起去，了解西方的女子教育和“育儿之法”，以培养近代的国民。

皇族中人也纷纷出国，如东伏见宫嘉彰亲王，原本是仁和寺的和尚，为了出国而还俗，他一再向天皇表明心迹，要求出洋学习。终于在1870（明治三）年辞去兵部卿的要职，前往英国学习海军。华顶宫博经亲王也要求“奉还品位”，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出国留学。他在上天皇的奏折中，表示他不愿意“尸位素餐”，而希望前往欧洲“刻苦向学，备尝艰辛，一洗纨绔之积习，而后归国，以报浩**皇恩，得免所谓尸位素餐之责”。[16]满宫能久亲王也获准前往德国学习军事。当时的一位在日外国人布拉温曾对皇族的出国评论说，“此前从无皇族出国的先例，但是坚冰已经打破……其他人今后也将依例而行吧……这一动向是日本政策正确无误的进步的征兆”[17]。

在一些藩知事中也有辞官留学的，如大垣藩知事户田氏共上书天皇称，方今世界“并立雄视，富强是务之时，外交日开，文化益新，虚名坐食如臣，实趑趄于今日盛谟之甚也”，他要求准予辞去知事职务出国留学。[18]余如佐贺藩知事锅岛直大等也提出同样要求。政府高官和实力者也多把自己的子弟送往国外，同时也以随行人员的形式带出了不少优秀青年一同前往。商界如三井、小野各家也派出了自己的子弟出国留学，像从庆应义塾派往伦敦学习经济学的小泉信吉、中上川彦次郎等都是。出国留学热越来越升温，最后连佛教界也卷了进去，1872（明治五）年东本愿寺的住持率领四五名和尚前往欧美。同年，西本愿寺也派出岛地默雷等三人出国留学。随着留学者的日益增多，还有人筹划成立专门代理留学事务的公司。

关于留学对象国，由表4-3可知，去美国者最多，去英国者次之，其后依次为德、法、俄等国。出国最盛时期为1870—1871年。当时政府向留学生推荐的各国“所长学科”为：

英国：器械学、商业、地质金石学、炼铁、建筑学、造船学、畜牧业等。

法国：法学、交际学、卫生、动植物学、国势学、数学等。

德国：政治学、经济学、医学、教育制度等。

美国：邮政、工艺学、农业、畜牧学、商业、矿山学等。如在《导论》中所说，这种情况显示了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选择意图。

表4-3 留学生年次、国别与地区统计表（单位：人）

资料来源：石附実著：《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学史》,ミネルウア書房，1972年，第154页。

在这样的出国热潮中，一方面使大批的优秀青年得以出国深造，掌握西方近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留学前的准备教育不充分，留学生选拔中的不公正现象，以及雄藩所占比例过大等，从而造成了鱼龙混杂、耗费巨大，而难以达到预期成果的局面。诚然，多数留学生都能认真学习，成绩优良，甚而因使命感过强，思想负担过重而致精神错乱，或以劳累过度患结核病而抛命他乡，但也有一些留学生，如像东久世通晖那样“在普国留学中，浪**而不学习”。有些人甚至“连ABC也读不来，只会掷金异域”。还有些人“不学无术，妄自尊大，受到外国人的嘲笑”。还有华族或实力人物，利用权势送自己的不合格子弟出洋镀金，以便回国当官，正如1874年出版的《东京繁昌志》所说，“贵公子携莫大之学费，出而游学西洋，但思快快学成归国，充任大官。或曰伦敦之‘业平’[19]，或曰巴黎之‘助六’[20]，毕竟一技不通，归国而堪任事者很少”。此外，出国前准备教育不充分也是当时存在的一大问题，这就造成出国后不得不花费相当的金钱和时间来补习基础课的现象。对此深有所感的一名留英学生曾告诫有志于出国留学的人，务必要在国内学好算术、会话、读书三门主科，否则“来到万里异邦学习此三科将是得不偿失的”。另外，留学过热，“留学生万能”也招致了国内外识者的批评，由于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政府决定对留学制度进行整顿。

大体说，从明治元（1868）年至明治七（1874）年，可以看作明治留学史的第一期，这是一个过渡性的实验阶段，还没有把开放和能力作为主要原则。另外，就学习内容而言，一部分人固然是从事特殊领域技术的研修，但还有相当多的人只是接受普通教育。[21]从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来看，也还限于表面的了解，并多采取直接的搬运和移植。

1873（明治六）年11月，政府的参议会议决定撤回全部官费留学生，也就是废止了官费留学制度。1875（明治八）年发布《文部省贷费留学生规则》，明确规定：（1）根据学力、品行、健康状况，经考试择优录取。

（2）留学费用采取贷款制，即每人每年生活学习费一千元，旅费另给，其标准为：去纽约者四百八十元、去伦敦者六百一十元，另，出国和回国时合并支给预备费一百六十六元。上述贷款自毕业后第三年起开始归还，并须于二十年内还清。（3）留学年限原则上为五年。（4）学校和学科的选择须根据留学生监督的指示进行，不得变更。（5）获得毕业证书者，回国后免予考试，其他均有接受考试的义务。[22]

这年对于申请留学者实行了新的考试方法，要求考生在开成学校修学九周作为预备观察期，然后再进行考试决定去留。结果绝大部分名额都被开成学校和东京大学的教员、学生所取得。新的方法贯彻了能力主义和平等原则，使不少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得以出国深造，后来涌现出了大批有作为的各方面的专家。贷款留学制度自1875（明治八）年持续到1882（明治十五）年，前后七年，是为明治留学史的第二期。本期的特点主要是以开成学校和东京大学为选拔主体，从该两校派遣留学生，当选者在国内都已受完普通教育，出国后均在高等院校或专门学校学习专门学问。在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上克服了浅薄的“直译”式做法，表现出了较强的选择性和主体意识。

贷款留学制虽收到很好的效益，但留学生学成回国后的工作却毕竟不能完全由政府决定，这也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为了强化国家对留学生的支配，1882（明治十五）年2月文部省制定《官费海外留学生规则》，翌年又发布《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根据“规则”，文部卿可在东京大学的毕业生中选择“将来有大成之望者”，指定留学的对象国、学校、学科和年限，给以官费，使之出国留学，但在学成回国后必须接受文部卿分配的工作，服务年限则为留学年限的二倍。这种制度使国家能够更集中地吸收留学成果。官费留学制度以后虽有所调整，但基本精神变化不大，从明治十五（1882）年一直到明治末，可以看作留学史的第三期。其主要特点是，出国留学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接受外国教育，而主要是进行各种领域的专门研究工作，借以达到更高的学术目标。另外，由于政府确定了以德国为整个日本国家的学习样板，官费留学生的绝大多数也都派往德国。

明治维新后，留学生的及时派遣和不断整顿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使后进的日本可以借助于西方的先进教育为日本近代化培养出一批急需的人才。1875（明治八）年文部省派出的贷款留学生于数年后学成回国，并大体在1882（明治十五）年前后逐渐取代了外国专家。1889（明治二十二）年，日本政府解雇外国专家二百七十五名，此后，完全依靠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本国专家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等方面的工作。

归国留学生们在国内组织起了各种专门的学会，如以服部一三等为首的日本地震学会，以箕作佳吉等为首的东京生物学会，余如日本矿业会、电气学会等，发行了各种学术刊物，如《学艺志林》《东洋学艺杂志》等。日本地震学会在其结会宗旨中表示，“关于地震的真理，欧美学士也未能尽其蕴奥，且日本从事此项研究最为适当”[23]，强调了日本人研究的独立性和在学术上要作出自己的贡献的意志。可以说，归国留学生为日本学术的独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石。

归国留学生还创办了不少私立学校或积极参与了这些学校的经营和教学，如英吉利法律学校（后扩充而为东京法学院）、明治义塾和法律学校等都是。

归国留学生还组织起一些颇有影响的社团，如小野梓、马场辰猪等组织的“共存同众”等，以西方的近代思想进行启蒙活动，对于日本人民近代意识的觉醒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已举出过一些著名的留学生，这里再介绍几位，可能会使我们对留学生的作用有更深的了解：西园寺公望，留法，回国后先后任明治法律学校教员，《东洋自由新闻》社长、主笔，驻外公使，文部大臣，首相。青木周藏，留德，回国后任驻德、奥、荷、英公使，外相，贵族院议员。东乡平八郎，留英，后任海军元帅，是日俄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打败俄国海军的主角。大山弥周，留法，后任陆军元帅，内大臣。岩崎弥之助，留美，后任三菱社长，日本银行总裁。小泉信吉，留英，后任庆应义塾长。

山川健次郎，留美，后成著名物理学家，任开成学校、东大教授，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校长，贵族院议员。高峰让吉，留英、美，后成著名化学家，于1901年提炼肾上腺素成功，这是以纯粹的形态首次获得的荷尔蒙，在研究和临**广泛应用；1909年又成功地制造了糖化酵素高淀粉酶。津田梅子，九岁留美，后创办女子英学塾、《英文新报》，对日本的女子教育和英语教育贡献很大。等等。

日本留学政策的成功，连张之洞都赞不绝口，张曾在《劝学篇》中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24]张之洞之说未必确切，但不失为一种积极见解。

总之，近代派往西方国家的留学生是实现日本近代化的一支十分重要的推动力量，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支力量，日本将不可能有效地吸收西方的近代文化，并实现自身的近代化。

1884年，明治天皇在接见出国留学生时，尝亲作和歌嘉勉之，歌意为“取其善而舍其恶，当使我国不劣于外国”，明白说明日本就是要通过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使自己也步入近代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