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决定要大规模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时，首先感到的是力不从心，它没有足够的专门人才去引进和应用西方的各种制度、技术和学问。1871（明治四）年8至9月，当时的所谓立法府左院提出，欧洲的文物制度以至一切实务并制度细目，无把握之处甚多，当今与万国交际，若有不妥则有失体统。欧洲学问各有专门，一人难以兼通，为备咨询顾问，可酌雇洋人五六名。[8]随着引进范围的不断扩大，雇用的外国专家也越来越多。

外国专家有官雇（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雇）和私雇（民间企事业所雇）两种（详情见表4-1和表4-2）。官雇的最盛期是1870（明治三）年至1890（明治二十三）年的二十年间。从职业来看，主要是教师和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和技工）。前者受雇于文部省，后者受雇于工部省。从国籍来看，以来自英、法、美、德者居多。据估计，明治年间官雇外国专家的总人数在三千人左右。[9]外国专家的待遇是很高的，当时太政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大臣）三条实美的月薪为八百日元，而一英籍专家月薪达两千日元，为太政大臣月薪的两倍半。至于和一般日本公务人员的薪水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如1883（明治十六）年地方教员的工资多在10日元以下，最少者仅1元左右。在某些机关和单位中，外国专家的费用所占经费比例很高，如1874（明治七）年工部省各局支给外国技师的工资为766888日元，占该省总经费2271866日元的33. 7%。又如1877（明治十）年7月至次年6月的会计年度内，东京大学支给外籍教师的薪水为98279日元，占该大学总经费282035日元的三分之一强。尽管当时日本的财政是很困难的，但为了吸引西方人才到穷乡僻壤的日本来工作，也不得不作出极大的经济上的牺牲。

表4-1 官雇外国专家总数（职业别）（单位：人）

续表

资料来源：梅溪昇《お雇い外国人①概说》，鹿岛研究所出版社，1968年，第52页。

表4-2 私雇外国专家总数（职业别）（单位：人）

续表

资料来源：梅溪昇《お雇い外国人①概说》，鹿岛研究所出版社，1968年，第53页。

外国专家的雇用，一般委托公使馆或可靠的外国人推荐，这样可以聘请到有真才实学的人。不通过这样的途径，则往往把一些无能者延入。如大学南校就混进一些没有专业修养的店员、造啤酒者、药剂师、农民、船员、马戏团演员等，致使该校被在日外国人讥讽为“流浪汉收容所”[10]。为了纠正这些偏差，政府特制定“雇用外国人须知”等，从严掌握。

雇入外国专家时要签订合同书，一般说，对受雇者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如规定不许**、打架、留宿外人、经商等等。另外，作为国家政策，不许雇用传教士。

由于幕末以来攘夷风潮流行，故对外国专家均采取保护措施，如配备专门的警卫人员等。

对于外国专家尤其是有地位的高级专家，除给予高额工资以外，还给予一定的荣誉和奖励，如对于新来者由宫内省安排天皇接见，赐以勉励敕语。对于因病辞职或解聘回国者，也由天皇接见并加以慰劳。在元旦参贺或其他重要庆典时，也邀请外国专家参加。另外，若有临时性的咨询或委托事项，则给以特别的报酬。对忠于职守有立功表现者，一般在合同期满时要给奖金或实物奖赏，个别还有授予勋章者。

一般说，外国专家都能忠于职守，热心工作。如一位叫艾雅顿的教师，合同期满回国时，直到去新桥车站前还在指导学生作试验。还有的外籍教师不但热心教知识，还教导学生不要为一己私利，而要为国强民富贡献力量。当然，也有少数专家如大阪造币寮的首长肯特，因瞧不起日本人并虐待职工而被解雇。

那么，外国专家在日本的近代化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我们知道，日本是为追求“富国强兵”的目的而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模特进行近代化的。它要移植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各种制度以及学问和技术。而要使这全套的为日本人所不熟悉的东西尽快在日本“复制”出来，便不得不首先依靠精通它们的西方专家。换言之，西方专家是被日本看作“活的机器”而“购入”的。或者也可以说，西方专家是作为培育日本近代化的“保姆”而被日本政府雇用的。虽说对于政府的此项政策有些人颇多责难（如三宅雪岭等），但客观地说，没有他们，明治初年日本近代化还难以举步，至少说举步之后也不会那么迅速。德富苏峰在论及此事时曾说：“使现在的日本开动起来的是两千名外国人”，语气或有夸张，但不无道理。

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以工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为例，工学寮工学校（工部大学校）和东京大学理学部工学科，自1879（明治十二）年到1885（明治十八）年的七年间共培养出毕业生四百一十一名，多数可以充当技术领导人，而这一数目已与明治初年以来工部省所聘的外国专家的总数相距不远。余如聘请外国技师一度达到二十名的大阪造币局，1889（明治二十二）年解聘了最后一名专家，完全由日本技术人员挑起全部造币工作。一般说，明治三十年代是日本教授取代外国教授登上讲坛的历史性时期。如在东京大学医学部工作二十五年之久的德国医学专家艾尔温·贝尔茨（Erwin B?lz），于1901（明治三十四）年11月在为他举行的在东大执教二十五周年的祝贺会上，发表了告别演说。他感慨地说：“这是我和帝国大学的银婚纪念，但大为不同的是，今后我和帝国大学不再能亲密相处，而是要永远分别。当然，这不是以三行半[11]的残酷形式而是以圆满的协商的方式进行的。但是，这对于医学部来说，相当于是他的成人式。”[12]这样，我们看到，日本在移植欧美先进产业技术时，虽然起初不得不完全依靠西方技术人员，但在短短的十五到二十年内，就培养出了自己的人才，达到了技术上的自立，这可以说是日本经济近代化尤其是工业近代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使用外国专家时，日本政府尽量重视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也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却始终掌握着决定政策的主导权，保持了日本的独立自主。

外国专家对日本的文化发展还作出了一些始料不及的贡献。英国人戈兰德于1872（明治五）年作为大阪造币寮聘请的技师来日，他在工作之余，着手研究大阪附近的古坟，并进行了发掘。他前后在日十七年，研究古坟的范围涉及整个日本，回国后出版《日本的支石墓和古坟》（1897年）、《日本的支石墓及其建造者》（1899年）两书，奠定了日本考古学的基础，为此后日本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美国人戈里菲斯于1870（明治三）年来日，先后在福井藩和东京大学前身南校执教，收集了很多史料，回国后出版了《皇国》（1876年）、《伯理》（1887年）、《日本国民的进化》（1907年）、《天皇制度与人格》（1915年）等著作，他在《皇国》中率先指出，应把《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叙述的神话和历史区别开来，成为以近代史学方法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开拓者。他在《天皇：制度与人格》中，高度评价了天皇制度和天皇崇拜作为近代日本发展的原动力的作用，但同时又指出，明治宪法体制中包含着危险的因素，并警告说天皇崇拜有可能被军国主义或其他势力利用。美国人茵克1874（明治七）年被聘为弘前的东奥义塾教师，他不仅向日本人传授理化、数学、博物学等知识，还将西红柿、龙须菜、莴苣、卷心菜、醋栗等西方蔬菜和果物引入日本，特别是他第一个把苹果引进弘前，成为后来青森县首屈一指的特产。

不过，外国专家的雇用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由于不同部门聘用了不同国籍的专家，便产生了很多方面的不协调。明治初年以来，陆军先是聘用法国教官，后来又聘用德国教官，而海军则聘用英国教官，这造成了陆海军之间门户对立和长期矛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陆海军崩溃为止。陆军中亲德派较多，海军中亲英派较多，彼此明争暗斗，影响深远。由于技术上的母国不同，以致连螺丝的规格都很难统一。又如，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所使用的学术和技术都是由外国专家作媒介自欧美传入，并且获得成功。这就使日本国民中崇拜外国文化，看重舶来品的观念非常强烈，形成所谓“利用外国成果第一主义”和“舶来主义”的倾向，以致今天技术水准已赶上外国的日本产业界，仍然存在着依赖外国技术的心理。正如日本学者东畑精一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产业界每年所支付的庞大的技术引进费用就是变相地雇用外国专家”的做法。就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也存在着很强的“舶来主义”和“利用外国成果第一主义”的倾向，为了使自己的论文加重分量常常引用欧美的研究成果和概念，而日本人自己独创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却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