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94（宽平六）年根据菅原道真的建议，日本朝廷正式停派遣唐使。在此之前的公元842（承和九）年，已断绝了与新罗的往来。公元920（延喜二十）年以后，渤海国也不再遣使报聘。十世纪初，唐、渤海、新罗相继灭亡，其后继各国虽然寻求与日本通交，但均未得到日本的积极响应。日本由此而进入了近似于锁国的文化孤立时代。

如前所述，日本自七八世纪以来大量吸收隋唐文化，并经由唐文化接触到了西域、中东、近东、东欧、印度、印度支那等地的文化。这样，唐风文化在二百多年间风靡了日本。但是，由于外来文化的摄取量过大，难免囫囵吞枣和消化不良，不利于生成日本文化的新的血肉。文化的相对孤立时代的到来，给国风文化也即日本风文化的创造提供了机运。一般把遣唐使停派（894年）到平家灭亡（1185年）的二百九十年间称作藤原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化称作藤原文化，而所谓藤原文化就是国风文化。国风文化切合于日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日本的自然风土，是一定意义上的“纯粹”的日本风文化。

这一时期文化的日本化明显地表现在文化的所有领域中。

假名文字的创造在日本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此之前，汉字与汉文不仅作为办公用文字，而且在贵族的日常生活中也占有重要位置。不言而喻，使用外国文字有碍于日本人自由地表达其作为日本人的感情。从八世纪起，出现了使用汉字表音的万叶假名，但是使用起来非常不便。九世纪时，日本人借用汉字楷书的偏旁创造出片假名，后来又把某些汉字草书加以简化创造出平假名。假名是一种音标文字，和汉字的表意文字完全不同。假名文字的创造，表现出日本人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也表明日本人不只是简单模仿，而且有在外来事物的基础上创造出新质的更完美事物的能力。

假名的创造为日本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平安朝初期是汉诗、汉文的全盛时代，和歌被排挤到次要的地位。但到九世纪后半，歌坛上出现了在原业平等“六歌仙”，迎来了和歌创作的繁荣时代。他们的歌大都表现了一种汉诗所难以包容和表现的心情。905（延喜五）年奉敕编定的《古今和歌集》的完成标志着和歌再次恢复了在诗歌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在散文方面出现了日记文学，代表性著作有纪贯之的《土佐日记》、右大将道纲母的《蜻蛉日记》、紫式部的《紫式部日记》、和泉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记》、菅原孝标女的《更级日记》等。这些作者，除纪贯之外全系女性。她们自由地驱使着假名这种音标文字，从孤独的心灵深处唱出了阴郁哀婉之歌。这时出现的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在日本文学史上开了随笔文学的先河。物语文学的成就更为突出，先后出现了《竹取物语》《伊氏物语》《落漥物语》《宇津保物语》等优秀作品。尤其是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可以说是物语文学的顶峰。她以优美的文笔描写了贵族男女的恋爱和生活，在日本文学史上地位崇隆。

日本古代的美术，无论是技术和主题均模仿中国，唐风绘画居优势，但自九世纪到十世纪出现了大和绘。这种绘画以日本风景和日本人的生活为表现对象，给人以鲜明的日本式的美感，一般以水墨画和色彩柔和为特征，主题多为描绘四季岁时活动的所谓“四季绘”。这些绘画多用于装饰屏风和拉门。在书法上也和以前的唐风书法不同，出现了以小野道风、藤原佐野、藤原行成（人称“三迹”）为代表的所谓“和样”书法，其作品肥润优雅，别具一格。

建筑也趋向日本化。在寺院建筑上，飞鸟、天平时代那种左右对称的伽蓝配置不再时兴了，瓦顶也被丝柏皮葺顶所代替，砖石地面也改为木地板，四周也修建起回廊，完全失去了原来寺院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气魄。现存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佛教建筑是宇治平等院的凤凰堂。贵族的住宅也发生了变化，十世纪至十一世纪，平安京出现了所谓“寝殿造”式宅邸，这种建筑现已不存，但从文献和绘卷上可知，它以南向的寝殿（正殿）为中心，东西两侧则有对屋（厢房），庭院南端有水池，池边有钓殿（水阁）。从寝殿到对屋、钓殿、中门均有廊房或走廊相连接。屋顶为丝柏皮葺成，屋下装有高架式木质地板，室内使用屏风分割空间。人则坐于蒲团之上。拉门和屏风上有以日本风物为题材的大和绘装点。室内家具多为漆器，使用泥金画（所谓“莳绘”）技法，描绘出金、银色图案，豪华而典雅。

十世纪以后出现的从唐风文化到日本风文化的蜕变过程，也就是对前此数百年间大批摄入的大陆文化的总清理。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取舍、选择、加工，终于得到了一种崭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此后被作为日本的民族文化而长期延续并不断丰富其内涵。要之，从七世纪到十一世纪，日本在文化上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周期：大量摄取——相对孤立消化吸收——生成新质。从整个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来看，七—九世纪的这个文化吸收的周期模式最鲜明和最富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