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时代，日本民族从中日文化交流中所获甚多，但最大的收获还是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的学成归国。

据推算，一次遣唐使所带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大致为十几人到二十来人，遣唐使大体有十二次送来了留学生、僧，若以此为准估算，终唐一代，其总数大约在二百到三百人。也有一些留学生、僧，零星搭乘唐人或新罗人的商船来唐，但人数不多。

二三百人，数量不算很大，但起的作用不能小看。总的说来，留学生回国之后，都得到一定的安置，使其发挥自己的专长。如精通刑律的大和长冈任民部大辅，藤原刷雄任刑部大判事。擅长医道的菅原梶成任天皇侍医，精通阴阳的春苑玉成任大学寮阴阳博士等。但由于他们出身较低，官位都不高，影响也不大。不过也有一些留学生得以参与政治枢机，在日本历史的转变关头，起过影响历史进程的作用，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僧旻和高向玄理，他们在大化改新时充任国博士（政治顾问），以其对中国文物制度的丰富知识和深刻理解，指导日本国家进行全面改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又如吉备真备，在留唐期间无所不学，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回国后被任命为大学助，为大学寮的四百名学生讲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使得大学寮的教学内容补充了盛唐各方面的新知识而更加充实和完备。766（天平神护二）年他出任右大臣，成为当时政治的核心人物之一。在右大臣任上，他和另一位留学生大和长冈一起，删定了养老律令，改正了条文中互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地方。总之，吉备真备是先进的唐文化哺育出来的十分卓越而博学的学者，他回国后，在教育、文化、军事、刑律、建筑、历法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对推动奈良时代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可以被看作努力吸收盛唐文化而促进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代遣唐留学生的优秀代表。

留学僧的人数要超过留学生。他们在唐期间，非常注重书籍、经典、佛像、佛画等物的搜购、抄写和复制，总的来说，他们带回的典籍文物数量要比留学生带回的多得多。如玄昉回日时，带回经论多达一千零七十六部，共五千零四十八卷。平安时代的留唐学僧，著名者有所谓“入唐八家”，即最澄、空海、常晓、园行、园仁、惠运、园珍、宗睿八人，他们都带回大量典籍。除经论外，也有书法作品、诗文集及各类杂书等。由于留学僧、留学生、遣唐使竞相输入典籍，使日本图书收藏量迅速增长。824（天长元）年，滋野贞主奉敕编纂大型类书《秘府略》一千卷，其规模已和晚它一百五十年的《太平御览》（一千卷）旗鼓相当。

比起留学生来，留学僧回国后似乎更加受到重用，如惠施、惠通、智藏、玄昉、宗睿等被任命为僧正（最高僧官），行贺、永忠、空海等被任命为僧都（仅次于僧正）。当了祖师、座主的更多。他们或著书立说，或开创新宗，或建筑名刹，成为日本佛教界中的领袖人物。

为了吸收外国文化，除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外，也邀请外国的专家前来日本。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出任大学头的袁晋卿、出任雅乐员外助兼花苑司的皇甫东朝等都是。至于佛教方面的高僧那就更多，如奈良初期赴日的唐僧道明开创大和长谷寺，塑造十一面观音，为密教的传播准备了土壤。又如唐僧道荣，在日本佛教界普及汉语方面颇有贡献，以致天皇下诏，凡僧尼诵经唱礼都要以他的语音为标准。当然，最杰出和影响最大的还是鉴真。他对日本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宗教上，他使日本佛教纳入了正规戒律的规范，推动了教徒对佛学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并在日本开创了律宗。在建筑方面，由他亲自设计和领导，修建了唐招提寺建筑群。在医学和药物学方面，据传他到日本后，凭着手摸、鼻嗅、口尝把正仓院所藏的药物一一辨证，说明用途。他常为人治病，疗效很好。江户时代的药商奉他为祖师，直到现在，日本人民还称他为“日本文化的恩人”。

唐帝国非常开放，有很多外国人在华活动，日本也经由中国聘请外国高僧前往日本，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便是天竺（印度）僧菩提仙那。菩提仙那应遣唐使多治比广成和留唐日僧理镜的邀请，于736（天平八）年到达日本，751年被任命为僧正，翌年为卢舍那大佛开光。他在日活动二十四年，并圆寂于此。他不仅推动了日本华严宗的发展，还把梵语传入日本。据说他赴日时带去多罗叶（可用以书写的树叶）梵字一百页。梵语的传入，使日本僧侣有可能直接阅读原文佛典，在日本佛学的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圣武天皇当时已能亲笔书写梵文（该件至今保存在东大寺），可见菩提仙那已经在直接教授日本人掌握梵语，这为后来悉昙学[4]在日本的兴盛开了风气。

与菩提仙那同到日本的还有林邑（今越南、柬埔寨一带）僧佛彻（也有写作佛哲或佛誓的），他也精通梵语，据传系由他著述的《悉昙章》在日本流传很久。因而，他对日本的悉昙学，和菩提仙那一样，也有传入之功。此外，他还把林邑乐传入日本。据文献记载，他在本国时曾学习音乐，入日后教授大安寺僧演奏，一鸣惊人。882年，大安寺以一百零一人的乐队演奏林邑乐招待渤海使节，其规模之盛可以想见。后来林邑乐被正式纳入雅乐寮制度。

作为鉴真的弟子随同他前往日本的安如宝、军法力等也都不是唐人。如宝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称作“胡国人安如宝”，可能是昭武九姓国中的安国人。如宝在修建唐招提寺过程中表现出了非凡的艺术才能。被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解说帐》称作“保存到今天最大最美的天平时代的建筑物”金堂以及地藏堂、钟楼等，据说都是由他主持修建的。他同时也是雕塑家，金堂中的千手观音、梵天帝释四天王等像，相传也是他的作品。后来如宝被任命为少僧都，并作了桓武天皇的戒师。鉴真的另一位弟子军法力，《唐大和尚东征传》说他是“昆仑国人”。唐代的所谓昆仑国系指今日之马来半岛及爪哇一带。军法力长于雕塑，唐招提寺的丈六药师像和讲堂的丈六弥勒像据传都出自他手。

这些由唐东渡的外国专家，直接地把不同国度的文化带入了日本，为日本文化注入了新的营养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