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德太子是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他当政后，特别致力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同时加强与中国的交往，开始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学习佛法和学习中国文物制度是遣隋使的两大目的，这从遣隋使所送留学僧和留学生一事可以证明。史书留名的留学生（僧），据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的统计共十三名，但实际上要超过此数。留学时间也很长，如高向玄理留学达三十三年之久，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了解。

遣隋使前后派遣了三次，[1]为以后大规模的遣唐使作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公元618年唐代隋兴，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强盛、文明、开放的封建大帝国。到盛唐时代，这个帝国具备了下述明显特征：疆域辽阔，境内各民族的联系和融合加强；统治机构完备，有着严密的法律和军事制度；生产发展，农工商业兴盛；文化高度繁荣，文学艺术绚丽多彩。这些构成了唐帝国的文明和强盛。也正是由于它的强盛和深厚而高度发展的文明，又使它具有自信心，敢于对外开放。它努力吸收一切外来文化，加以酿造，形成令人倾慕的唐文化。而对于追求唐文化的民族，她又敞开了胸怀，任其吸收，并借着强大的国力，使唐文化向外传播。

日本对中国先进文化的追求是一贯的，它向后汉、魏、晋、南朝、隋都派出过使节，到唐代随着唐文化的日趋繁荣和日本国力的不断加强，出现了遣唐使制度。遣唐使的任务总的说是吸收中国文化，具体讲则为以下数端：（1）出入亚洲国际政治活动中心长安，进行外交活动；（2）进行贸易活动；（3）学习和采集先进文化和技术；（4）送接留学生、僧。自公元630年至894年的264年中，日本朝廷共任命遣唐使十八次，[2]其中三次未能成行，实际到达中国的使节为十五次；这十五次中又有两次分别为迎入唐大使和送唐客大使，所以真正意义的遣唐使应为十三次，这十三次遣唐使又可分为四个时期，[3]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第三期，即第七、八、九、十次。这一时期，使团规模较大，配备有各类人才，一般为四条船，全员五六百人。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盛，往返所载人物，名彪史册者很多，如鉴真、道睿、菩提仙那、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都是。

日本向唐派遣使节，而唐也向日本派遣使节。从公元633年（贞观六年）至778年（大历十三年），唐向日派出使节八次。

遣唐使于公元894年根据菅原道真的建议停派。停派的主要原因是，大化改新后，经过两个半世纪的唐日交往，日本大量地吸收了唐的文物制度，需要停下来加以消化；经济困难；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趋于衰落；唐私人商船开始来往于唐日之间。

遣唐使规模大、次数多、持续时间长，作为一个民族大量吸收另一个民族文化的手段，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它给日本文化带来的好处也是难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