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日本吸收了多种外来的世界观，而大乘佛教及其哲学就是主要的一种。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至少从七世纪到十六世纪这一千年间，佛教一直居于优势地位。只是进入德川时代以后，佛教的优势地位才逐渐丧失，不过一直到今天，它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以下试简述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自圣德太子以后，佛教对国家政治和皇室影响很大。如仅以慈悲思想为例，它在相当长时期内风靡朝廷，使得嵯峨天皇以后的二十五代天皇在三百多年间没有一例判处死刑的记录。直到今天，日本已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国家，人们还试图从佛教思想（如“慈悲”“业”等）中汲取营养成分以构筑新的精神文明。[27]自古代到中世，很少有不受佛教影响的天皇、贵族和武士。据统计，自四十代的天武天皇始，到一百一十二代的灵元天皇止，其间共有四十位天皇在退位后削发为僧尼，而其中不少人（自宇多太上皇始）索性称“法皇”。有如所知，包括现平成天皇在内，日本历史上共有一百二十五代天皇，其中有两位重祚的，所以大略算来，约有三分之一的天皇最后遁入空门。天皇而外，皇后和皇子出家者更多，据统计，皇子出家成了“法亲王”的竟有一百七十余人之多。[28]

与中国相比，日本的佛僧对政治的影响也较大，像大化改新时代的僧旻、圣武天皇时的玄昉、称德天皇时的道镜等，都曾影响过朝政。至于室町时代，禅僧与将军关系更形密切，往往充当其政治和外交事务顾问，如梦窗疏石、义堂周信、绝海中津、坚中圭密、恕中中誓等比比皆是。江户时代的天台僧天海、禅僧崇传也都得以参与幕府枢机。这些情况显示出日本佛教更具有世俗化倾向，而且也表明，日本佛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较高。

与中国相比，日本佛教也没有遭受过严重的打击。我们知道，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一直受到儒、道二教思想上的批判，而且还遭受到组织上的毁灭性打击。最著名的是所谓“三武一宗”（即魏太武帝、周武帝、唐武宗和周世宗）的灭佛活动。寺院被废者动辄以数万计，僧尼被难者以数百万计。在这样的打击下，多数宗派都呈一蹶不振之势，但日本佛教的遭际却不如此。

如前所述，佛教刚进入日本时，曾遭到过物部氏等排佛派的拒斥，也有过烧寺毁像的事件发生，但被接受之后，发展却很顺利。虽历代兴衰有异，名山大刹也遭受过战火洗劫，但总的来看没有遭受过如在中国所遭受的那种七灾八难。诚如德川时代的学者森尚谦所说，“原夫我朝，自佛法传来至弘安（1278—1288年）中，诸师兴立一宗者，未尝作拒儒之语，可知世无破佛人之故也。”又说，“本朝昔未尝排斥佛法，上下奉佛，厚薄随时。自从宋儒之说渡来，初毁訾佛教”[29]。诚如所说，在江户时代以前，无论是官修的《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记》《续日本后记》《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还是私撰的《大镜》《荣华物语》《源平盛衰记》等众多的不同种类的文献上都见不到排佛思想。只是到了江户时代以后才续有所出。看来正像森尚谦所说，排佛思想是伴随着宋学而自中国输入进来的。江户时代的大儒多有排佛论者，如林罗山、新井白石、伊藤仁斋等皆是。另一股排佛势力来自国学者，他们主张敬神排佛。日本佛教遭受到的最大打击是明治初年的“废佛毁释”运动。当时，处于平田派国学者思想影响之下的维新政府，确定以神道为国教，便下令“神佛分离”，把进入神宫的佛教因素加以清除，如取消神社中的佛像、佛具。不许僧人主持神社等等。这一政策的执行，在明治初年那股革除旧物的社会风潮影响之下，很快转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废佛毁释”运动。经卷、佛像、佛具被烧被毁，寺院被废，不少僧尼被迫还俗。这一运动的表现形式固然是排佛，但实质上是作为反对幕府封建制度的一部分来进行的。因为，江户时代的佛教寺院，一直作为幕府基层统治机构的一部分而起着作用。僧侣也腐败堕落不堪，为世人所不齿。这场运动后来以“信仰自由”思想的渐兴而中止。但通过运动，政府剥夺了寺院的封建特权，并使佛教在政治上思想上服从于新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和中国历代的排佛运动不尽相同。

由于排佛思想不发达，未遭受过毁灭性的打击，加之改朝换代、外族入侵几无，日本佛教的“软件”（世界观）和“硬件”（寺院建筑及其附属财富）多保存了下来，尤其后者。1987年春，笔者初到东京时，在早稻田一带漫步两个来小时，竟看到十来座寺院；有一处不足三百米，竟有三寺比邻而立！据日本文化厅编《宗教年鉴》,1970年全日本共有佛教寺院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座，信徒八千四百八十九万九千一百八十一人。而大体在同一时期，日本的学校，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等在内约为三万八千多所，即学校数目大体是寺院数目的二分之一；一亿多人口的日本，也竟有八千多万是佛教信徒（当然，大部分日本人并非专一的信徒）。我想，仅这些事实就足以使人想知道佛教在日本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了。

由于佛教在日本历史上地位很高，持续作用的时间也较长，所以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极大。

以文学而论，近代以前的伟大作品无不有佛教影响。出自名僧之手的《正法眼藏》（道元）、《叹异抄》与《末灯抄》（亲鸾）、《往生要集》（惠心）等作品，不仅是思维严谨的宗教理论著作，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等都是有关佛教的故事和传说集。作为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而闻名的《源氏物语》也是以佛教为其思想背景的。无常、因果和往生、出家等思想成为小说主人公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如源氏其人，本是一个**而至于**的人，却不得不为来世恶报所困扰：“源氏公子想起自己所犯种种罪过，不胜恐惧。觉得心中充塞了卑鄙无聊之事，此生将永远为此而忧愁苦恨，何况来世，不知将受何等残酷的果报！想到这里，他也欲模仿这僧都入山修行了。”[30]此后，每当他要有什么作为时，这“恶报”便时时来对他耳提面命，而他也终不能不有所顾虑。最后，他终于出了家。书中和源氏关系较深的十个女性，其中有五人（六条妃子、空蝉、藤壶、胧月夜、三公主）也都遁入空门。日本古典文学中的另一名著《平家物语》受佛教影响更大。它对平氏一族盛衰的描绘完全是在佛教的思维公式下和浓重的佛教氛围中进行的。它的“开场诗”是一语点题式的：“祇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娑罗双树花失色，盛者必衰若沧桑。……”[31]开宗明义，道出了佛教关于“人世无常”的思想。此外，“因果报应”思想、“往生净土”思想也是小说所一再宣扬和强调的。书中众多的出场人物，言不及佛、思不及佛者盖寡。十二三世纪出现的《宝物集》《撰集抄》《发生集》等都是宣扬净土宗教义的故事集。著名的随笔文学《方丈记》等也是以无常观来观察和体验人世沧桑的。室町时代出现的《秋夜长物语》《三人法师物语》《幻梦物语》等也都浸透着佛教思想。德川时代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影响渐趋衰落，但不少文学作品中仍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如幕末歌舞伎剧作家河竹默阿弥的《三个吉三》就是一例。进入近代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更形淡薄，但也还有一些具有佛教文学色彩的作品出现。如仓田百三的《布施太子入山》等即是。佛教中的禅，对于日本特有的文学形式俳句也有着相当的影响。禅强调依靠直觉去感悟人生奥秘，这种方法论引而至俳句，就表现为以寥寥之语去**对世界的刹那的直觉感受，并给人以孤寂、幽玄的美感。[32]

在美术方面，佛教的影响更大。尤其在平安时代以前，没有佛教内容的绘画和雕塑几乎没有。佛教绘画作品佳作极多，如玉虫厨子《舍身饲虎图》（“密陀绘”油画）、法隆寺壁画、《法华堂根本曼荼罗》、《吉祥仙女图》、《绘因果经》、凤凰堂及高野山的《圣众来迎图》、高野山金刚峰寺《佛涅槃图》、《慈恩大师画像》等，都被视为日本绘画艺术的瑰宝。其后，禅林中兴起的水墨画，虽然其内容不一定有关乎佛，但却从简素的画面中渗透出禅的静寂恬淡的风韵，好像作画和赏画本身就是在进行一种宗教思考和修炼。现存的《瓢鲇图》（如拙）、《湖山小景图》（天祐胜景）、《天桥立图》（雪舟）等都是禅僧水墨画的名作。不言而喻，日本有成就的画家（有名的或佚名的），至少在近世以前绝大多数都是佛僧。佛寺也往往是绘画艺术的教育中心，那里建立了很好的画室，活动着有名的画师，也收藏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其中包括自中国输入的名家之作），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画家。在雕塑方面，佛教雕塑的地位更高。据统计，在日本现存的“国宝”和“重要文化财”这两级最重要的文物中，属于佛教内容的雕塑约占90%。如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像》（金铜像）、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金铜像）、《鉴真像》（干漆像）、东大寺法华堂《不空羂索观音像》（干漆像）、观心寺《如意轮观音像》（木像）、平等院《阿弥陀如来像》（木像）、东大寺南大门《金刚力士像》（木像）等，都是不朽的艺术精品。同样，古老而优美的建筑也多是佛寺塔堂，著名者如法隆寺金堂和五重塔、药师寺东塔、唐招提寺金堂和讲堂、室生寺金堂和五重塔、宇治平等院凤凰堂、中尊寺金色堂、东大寺南大门、圆觉寺舍利殿、鹿苑寺金阁、慈照寺东求堂、慈照寺银阁等，虽时代不同，风格各异，但其高超的建筑艺术为后世人所倾倒。佛寺的建筑样式对民居也有影响，如所谓“书院造”就脱胎于禅寺。

佛教的接受和佛典的传布也丰富了日本的语言。如日语中经常使用的“馬鹿”（ばか）即来自梵语。“挨拶”（あいさつ）、“普请”（ふしん）、“行脚”（あんぎゃ）等来自禅，而“機嫌”（きげん）、“無尽”（ずしん）、“律義者”（りっぎしゃ）等则来自律。还有不少佛教用语成为成语式常用语。如“鬼の念佛”（老虎戴念珠）、“外面如菩萨内心如夜叉”、“業が深い”（罪孽深重）、“四苦八苦”、“三千世界”、“自業自得”、“狮子奋迅”、“不可思議”、“阿鼻叫唤”、“他生の缘”等。其他常用词汇如“最期”“济度”“精進”“永劫”“贪欲”“無我”“秘密”“奈落”“烧香”“回向”“宗旨”“法悦”“刹那”“恶魔”“礼赞”“大衆”等也来自佛典。此外，日本报刊有时把内阁总辞职叫做“一莲托生”、把政变叫做“他力本愿”等，这些俏皮话也是借用了佛教用语。再如，从十世纪末一直流行到现在，原本作为假名表使用的《いろは歌》就是《涅槃经》中的四句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己，寂灭为乐”的译语。

镰仓以后，禅宗大盛，且其影响波及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它对日本的艺术，武士道、剑道、茶道等均有深刻影响，本书以篇幅所限，不拟在此一一述及了。

本章原载于《文化的抉择与发展》四，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注释

[1]《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十三年。另，根据日本学者藤井显孝、池内宏博等人的研究，《日本书纪》的这段记载似乎是依据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和昙无识译《金光明经》的一些段落加以串编和润色而成，未必是百济圣明王表文的真实内容。参阅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林太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289页并第286页注1。

[2]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6—47页。

[3]张俊彦：《中日佛教交流一千年》，载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亚非问题研究》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58页。

[4]参阅田村圆澄：《飛鳥佛教史の研究》，塙書房1969年版。

[5]参阅王家驊：《日中儒学の比較》，六興出版1988年版，第57—63页。高山岩男《文化類型学》，弘文堂書房1942年版，第142页。

[6]如門脇禎二氏认为，蘇我氏是朝鲜贵族的子孙，见《蘇我氏の出自について》，载《日本文化と朝鲜》，新人物往来社1973年版。

[7]《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三十二年。

[8]《日本書紀》天平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9]参阅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記》上，筑摩書房1975年版，第276—285页。

[10]田中内记：《大阪新繁昌志》。

[11]中村元：《佛教民族性によるその変容》，载鶴見和子编《日本の社会文化史》,3，講談社1973年版，第197—198页。

[12]参阅陈舜臣：《日本人与中国人》，李道荣、林文锜译，冯度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13]参阅清原贞雄：《外来思想の日本的發逹》，敞文館1944年版，第74—75页。另，本章对该书多有参考。

[14]《佛遗教经》。

[15]参阅中村元：《佛教——民族性によるその変容——》，载鶴見和子编《日本の社会文化史》, 3，講談社1973年版，第205—206页。

[16]《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二年。

[17]转引自花山信勝：《日本佛教》，三省堂1944年版，第62页。

[18]转引自花山信勝：《日本佛教》，三省堂1944年版，第70页。

[19]转引自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林太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

[20]“四恩”之说出自《释氏要览》，说法有二：一、父母恩、众生恩、国主恩、三宝恩；二、父母恩、师长恩、国主恩、施主恩。此处所说显系第一种说法之误。

[21]《平家物语》，周启明、申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22]参阅黑田俊雄：《王法と佛法》，法藏館，第12—22页。

[23]转引自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林太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24]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思维方式极其相似，如后赵时王度就说过：“佛，方国之神”（《晋书·佛图澄传》），可见中国人也是把佛等同于神的。

[25]参阅宇野精一等编：《講座東洋思想 10東洋思想の日本的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227—234页。

[26]参阅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一卷，上世篇，岩波書店1944年版。

[27]参阅梅原猛：《日本文化論》，講談社1976年；諸橋轍次·中村元対談《東洋の心》（六·儒教·佛教の現代的役割），大修館書店1988年版。

[28]花山信盛：《日本佛教》，三省堂1944年版，第55—57页。

[29]森尚謙：《護法資治論諭·補遺》。

[30]紫式部：《源氏物语》，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31]《平家物语》，周启明、申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顺便指出，中译本将上引诗中的“娑罗双树”写作“沙罗双树”，注③中又写作“波罗双树”，并误。

[32]参阅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陶刚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