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祈祷现世以外，佛教在日本还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功能，这就是镇护国家和守护国土。而这种思想在佛典中原本是少见的。其实，被日本人称作“护国三部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中所说的“国土”，不过是指某个地方的村落而已，并非指国家，印度人当时几乎没有国家观念，因而其宗教也没有国家思想。[13]但是当佛教传入日本时，日本已形成统一国家，国家意识也开始发达起来，很自然地把对某个地方及其居民的保护转变为对一个国家的保护。这样就把原本是超越国家的佛教作为“护国教”而吸收了。

据史载，日本最早的护国祈愿道场是圣德太子在难波所建的四天王寺（全称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这是圣德太子与苏我氏共同起兵讨伐物部氏时向四天王祈祷胜利而发愿建立的。依据《金光明经》进行佛事，从天武天皇时起直到奈良时代十分盛行，其目的大抵都是祈祷赐福除灾于天下万民。圣武天皇下令建立的国分二寺，其国分僧寺名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国分尼寺名为法华灭罪寺，所据经典不言而喻为《金光明经》和《法华经》，而这两部经都是日本祈祷护国的主要经典。东大寺卢舍那大佛的铸造和国分寺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佛教的护国教化的完成。

这种把佛教护国教化的倾向在不少写经中也能看到。如藏于东大寺的《仁王经》（写于天平十二年即公元704年）有圣武天皇写的跋文，该文称：

朕以万机之暇，披览典籍，全身延命，安命存业者，释教最上。由是仰凭三宝，归依一乘。敬写一切经已讫，读之者以至诚心，上为国家，下及生类，乞索百年，祈祷万福。

明确说明写经的目的是“上为国家，下及生类”,“全身延命，安民存业”。

天平时代的日本佛教各宗，几乎是争先恐后地发展护国主义和尊王精神。日本天台宗的创立者最澄在其《山家学生式》中有“住持佛法，守护国家”之语。他在谈到安放百部般若（《仁王经》）于比睿山的必要性时指出，可“以之为国之城郭、国之良将”。可见他认为，佛教之于国家简直就能像“城郭”“良将”一样地具有防卫功能。天台宗还把延历寺作为安镇鬼门的道场。所谓鬼门，是和京都的宫城相对、百魔出入的地方，在鬼门（艮方）设置道场，通过法事就能安镇魔鬼，阻止其侵入宫门。也就是刻意标榜，天台宗能在冥冥之中充当天皇的卫士。

空海所创立的日本真言宗也是立宗“为国”。真言宗的总本山就叫“教王护国寺”。可以和天台宗的安镇鬼门道场——延历寺媲美，空海奏准天皇在宫中设置真言院作为曼荼罗道场，每年正月（元旦）后七日（八日至十四日）修法。真言宗和皇室的关系密切，其所行佛事，不是祈愿天皇玉体安康，便是祈愿国家安宁。真言宗的主要法事叫作“四种护摩”，这就是消除凶难的息灾法、增进福利的增益法、召集善类的钩召法、降服凶顽的降伏法，无非都是些镇护国家、保卫天皇的咒术。

上述这些事实说明，原本在佛典中极少论及的守土护国思想被日本人畸形地加以改造发挥，从而把一种个人性很强的宗教变成国家主义的宗教，使它首先作为国家的防卫手段而存在，其次才作为个人到达彼岸的渡桥。

在印度佛典中，世俗统治者的国王之流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如释迦就有遗训，“不应参与世事，……好结贵人”[14]。再说，释迦本人的得道正是由于放弃王位，鄙弃世俗权力而最终告成的。故而在佛典中，有时甚至把国王与盗贼相提并论，如说，人民是很可怜的，白天遭国王官吏的掠夺，夜晚受盗贼偷窃，所以，当有国王或盗贼来到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便应立即终止仪式。[15]至于为统治者国王而祈祷更是没有的事。这可以说是印度原始佛教的特色之一。

但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便遇上了它必须表态的问题：沙门应否敬王者。尽管沙门方面振振有词，写了不少不应拜王者的文章。但中国皇帝不大理会，最后南朝的宋孝武帝下了道死命令，对于不跪拜皇帝的和尚一律“鞭颜皴面而斩之”，并以此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但有如所见，中国所出现的佛法依附王法的局面是被迫形成的，而非佛教徒本身心甘情愿，所以他们也并不主动强调国家主义。

但佛教在传入日本之后，便很快表现出效忠皇室的性格。如据文献记载，推古天皇时，“诸臣连等各为君亲之恩，竞造佛舍”[16]。可见兴隆佛法是为了君亲之恩，而并非为信徒自己。奈良时代法相宗的名僧玄昉，曾手写《千手千眼陀罗尼经》一千卷，他在记其心愿时说，“藉此胜因，伏愿皇帝陛下、太上天皇、皇后殿下，与日月齐明，与乾坤合德，圣寿恒永，景福无疆”[17]。日本真言宗的祖师空海，晚年恶疾发作，自觉不久于人世，曾在给天皇的上奏中说，“沙门空海，得沐恩泽，竭力报国。岁月既久，常愿奋蚊虻之力，答海岳之德”。又说要“生生为陛下法城，世世作陛下法将”[18]，披沥了他作为沙门生生世世要尊王尽忠的赤诚。平安前期的名僧善珠（723—797年）在其所著《本愿药师经疏》序中表示，他的宗教活动的目的是要“忠于天朝的大愿，报答国家的广恩”，为皇室消灾除难，使“天皇的玉体将象天地一样稳固；天皇的圣寿像日月一样长久；皇室将繁荣千秋万代。其次，天下太平，百官尽忠，万姓安乐，……”[19]据说他本人曾在皇宫中讲般若经，为皇子祈愿治病，颇显灵验，因而被提拔为僧正，深得光仁和桓武两代天皇的信任。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在日本一般信徒的心目中，也把效忠皇室放在首位。如在《平家物语》中，平重盛在向他的父亲平清盛诤谏时引用佛家四恩之说规劝道：“常言世有四恩，即天地之恩、国王之恩、父母之恩、众生之恩。[20]其中尤以朝恩为重。”[21]所谓“朝恩”，自然是指天皇之恩。

但是，大约自11世纪后逐渐出现了“王法佛法相依论”[22]，认为王法与佛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1123（保安四）年7月给石清水八幡的《白河法皇告文》中就说，“伏惟王法以附属如来而兴隆，佛法以王法保护而流布”。《愚管抄》也说，“王法佛法如牛之角”。似乎不太强调王法为本。事实上，镰仓时代的净土教或禅宗确实也不大主张佛教迎合政治权力。不过，到室町时代这种思潮又为之一变，不少禅僧仕奉将军，参与政治。至于德川时代，为了防止天主教，佛教简直变成了封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寺院成了派出所，僧侣成了警察，没有他们发放的证件，老百姓的结婚、迁移，外出做工都成了问题。明治时代，日本佛教仍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如明治四（1871年）年本愿寺方丈广如写的遗训中明确表示，“凡是出生在这个皇国里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蒙受皇恩。特别是今天，陛下夙夜操劳，宵衣旰食，使优良的政府好上加好，对内使亿万百姓安居乐业，对外与万国相对峙，我们不管是僧人还是俗人，有谁会不帮助传播王化，使皇威光辉灿烂呢？况且，因为佛法得以在这个世界上传播完全是因为国王及其大臣的保护，信仰佛法的人怎么能够忽视王法的禁令呢？因此，在我们这个宗派里，应该以王法为本，仁义为先，尊敬神明，恪守人伦，这些都早已确定不移了”[23]。可以说，从明治时代直到战前，日本的佛教一直依附政治权力，高唱着“护国明道”、“尊王奉佛”和“护国爱理”为政府的政策服务。

总之，通观日本佛教发展史，在佛法与王法的关系上，是以王法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