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在日本能站定脚跟并得到发展，是因为它经受了一番比较彻底的改造，能适合日本人首先是日本统治者的胃口。这种改造加工便是佛教的日本化。

佛教的教义很复杂，但它的中心思想是说，人生极苦，涅槃（死的别称）极乐。经过修行，便可断烦恼而成佛，由极苦到达极乐。因而，信徒宗教活动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满足现世的世俗欲望，而是为了来世能超脱轮回，最终臻于极乐。但是，佛教的这种“来世主义”，在日本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被“现世主义”所置换，现实主义的日本人固然想得到彼岸的极乐，但更重要的是要得到今世的幸福。这样，佛教首先成为祈祷现世幸福的宗教。

从《日本书纪》等文献上可以发现很多为现世祈祷的例子。585（敏达天皇十四）年苏我马子患病，就向一尊从百济带来的弥勒（佛教大乘菩萨之一）石像礼拜，祈愿除病延年。587（用明天皇二）年，为求天皇病体康复，苏我马子奏请鞍部多须奈（司马达等之子）出家修道，建筑寺院并造丈六佛像。614（推古天皇二十二）年苏我马子患疮疾，为了祈祷康复，举行大规模的佛事活动，竟有男女千人出家为僧尼。

除了史籍以外，也可以从金石铭文中看到相同的事例。如607（推古天皇十五）年制作的法隆寺药师佛，其造像铭文显示，此佛像原是为祈愿用明天皇病体康复而发愿建造的，尽管未起作用，天皇驾崩，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还是根据用明天皇的遗诏，建造了药师像。又如法隆寺金堂安置的释迦像是621（推古天皇二十九）年圣德太子及其妃干食后患病时，由其他诸妃、诸王子、诸臣共同发愿建造的，其铭文中写着“愿蒙此愿力，转病延寿，安住世间”。

对药师佛信仰的盛行，更能表现佛教由否定现世向祈祷现世的异化。药师如来全名药师琉璃光如来，其信仰出自《本愿经》，据该经，众生若听到药师如来的名号，即可消罪业而修善根。如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之所，得闻药师如来名号，命终时即可得菩萨指点，往生于彼世界莲华中。但是，奈良时代大盛的药师信仰，其目的都是为了病体康复。除了治病之外，佛教还承担了其他诸如降妖、降雨、顺产、求官、尅敌、教育等等为世俗欲望服务的任务。

日本佛教的现世主义还表现在它对现实人生的肯定，如僧侣可以结婚，可以像世俗人一样过家庭生活。典型的例子是净土真宗的创始者亲鸾上人，他先后结过两次婚，生有四男三女。而莲如上人更有妻妾五人，子女二十七人。室町时代的五山禅僧也形同俗人，如名僧一休宗纯（1394—1481年）与盲女森侍者相爱情深，尝写《辞世诗》以寄情怀：“十年花下理芳埜，一段风流无限情。惜别枕头儿女膝，夜深云雨约三生。”更有一些禅僧系同性恋者，并不甘寂寞地写下不少同性恋诗文。如心田清播（1380—1452年）的《心田诗稿》、东沼周严的《流水集》、三益永因的《三益诗稿》中都收有此类作品。[9]明治维新以后，政府明令规定凡僧侣皆可食肉娶妻，连名字也准照俗人。时人曾写诗揶揄佛僧的家庭生活：“喜脱缁衣待发生，呼妻声带读经声”。[10]至于今日的日本缁徒，很多是子承父业，笔者尝于京都街头见之，或跨摩托，或驾轿车，驰骋于有丧者家之间，很像是世俗人的一种宗教性职业。日本佛教具有非僧非俗的特色，被目之为“极大乘佛教”。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中村元，曾就此问题把日本与尼泊尔作了很有意思的对比，他指出，南亚的僧侣是不许结婚的，但尼泊尔和日本的僧侣却可以结婚，而且两者都信奉大乘佛教，经典也相同。他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虽然尼泊尔为内陆国，日本为岛国，但二者却都是多山国家，都靠水稻农耕为生，生活方式很相像。由于自然条件不如南亚，僧侣必须劳动，因而他们的家庭生活被宽容地予以承认。[11]日本佛教的现世主义还表现在佛教美术上，如奈良东大寺的大佛就是活人的理想形象。又如，与中国的佛像比起来，镰仓以后完全出自日本工匠之手的佛像肉体感觉极强，散发着活生生的人的气息。[12]凡此种种，都说明日本把来世的彼岸的佛教改造成了现世的此岸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