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一开始只是苏我氏的私人信仰，或者说只是苏我氏的氏神，直到苏我氏与厩户皇子联合消灭物部氏之后，佛教才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公元593（推古天皇元）年，由苏我氏拥立的推古天皇即位，厩户皇子以太子出任摄政，是为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任摄政的翌年，天皇发出了兴隆三宝的诏书。604（推古天皇十二）年，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其第二条明确规定“笃敬三宝”。太子本人身体力行，从高丽僧慧慈学佛教之义，并有所著述。他还向大陆的隋朝派出沙门数十人学习佛法。总之，他把兴隆佛法作为一项重大国策来推行。在他死后二年的624（推古天皇三十二）年，日本已有寺院四十六座、僧八百一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7]日本佛教的发展已是初具规模。645年的大化改新进一步为佛教的发展开辟了更宽广的道路。此后，日本佛教发展的迅猛和它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之大都是出人意料的。这里，我们只要举两件事即可窥知其概。一件事是我们在《导论》中谈到的圣武天皇所进行的倾家**产式的弘扬佛法活动，这位堪与梁武帝媲美的天皇，自称“三宝奴”，几乎把国家的一切都献给佛法僧了。他学习唐朝的建寺制度，命令各国（相当于唐的州）各建国分寺一座、国分尼寺一座，并要求各建丈六佛像一尊和七层塔一座。在国分寺之上建立东大寺，在国分尼寺之上建立大和法华寺。743（天平十五）年冬10月15日，发诏建造卢舍那大佛，表示要“尽国铜以熔像，削大山以构堂，广及法界为朕知识，遂使同蒙利益，共致菩提”[8]。他还向女儿阿倍内亲王（后之孝谦天皇）表示，今世不能成就，来生也要继续努力完成。卢舍那大佛的铸造历时三年，经八次浇铸，于749年完成，像高十六米，耗铜五百吨，仅佛体表面所涂黄金就需四千一百八十七两一分四铢（约合58. 5公斤）。750（天平胜宝二）年任命的遣唐使，据说其任务之一是筹措黄金以最终完成佛像描金。佛像完成的这年，在宫中举行了千名僧人的得度仪式，并大赦天下，还向大安、药师、元兴、兴福、东大五寺布施了巨额土地。最后，圣武天皇可能觉得宏愿已经实现，已无必要再作天皇，便受戒为沙弥，法名“胜满”，并将皇位让给女儿。还有一件可以说明佛教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的事例是道镜事件。道镜原是东大寺的和尚，因师事僧正良弁，得以出入宫廷，当了内道场的禅师。762（天平宝字二）年为孝谦上皇（女帝）看病而得宠。翌年，被任命为少僧都（僧官）。764（天平宝字八）年更被委为大臣禅师。此年孝谦上皇废淳仁天皇，再次登极为称德天皇，并于翌年升任道镜为太政大臣禅师。尽管臣下议论纷纷，并流传女帝与道镜关系暧昧的种种说法，但道镜的官运扶摇直上，766（天平神护二）年更被封为“法王”，每月供奉与天皇同。769（神护景云三）年1月，更接受大臣等高官朝贺。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道镜之弟命人广布谣言，假托八幡神谕，说道镜应做天皇，只是因为贵族的竭力反对，称德天皇才不得不有所顾忌，未敢轻易禅让皇位。直到770（宝龟一）年称德天皇死去，道镜才被赶下政治舞台。这件荒诞事情之所以出现，一是由于孝谦女帝深受乃父“三宝奴”遗风的影响，不惜献出包括皇位在内的一切，死心塌地为佛法僧做奴；一是当时寺院势力强大，天皇在与藤原氏的政治斗争中不得不寻求寺院势力的支持。但无论出自何种原因，道镜事件都可说明，佛教在传入日本二百年后已发展到浸**宫廷政治的地步。不过，盛极而衰，随着道镜的被贬和继之而来的迁都平安京使得奈良佛教的政治佛教体制趋于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