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于公元372年由中国传入朝鲜。一个半世纪以后，大约在六世纪前半，再由朝鲜传入日本。关于传入的情况，在《日本书纪》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钦明天皇十三年冬十月，百济圣明王遣使赴日，向天皇献释迦佛金铜像一尊及经论若干卷，并在表文中特别介绍了佛法的无比优越性，说它在诸法中“最为殊胜”，连中国的圣人周公、孔子都不懂，不仅“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还能“成辨无上菩提”，而且简直就是如意法宝，有所祈愿，无不遂心。天皇听了这些赞扬，又见所献之佛，“相貌端严”，很是“欢喜踊跃”[1]。从这记载来看，佛教是被“贡”进日本的，而且它在被介绍到日本的最初时刻就被作了急功近利式的阐释，已经不是印度的“原装货”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还要论及。

按照《日本书纪》的上述记载，佛教是在钦明天皇十三年也即公元552年正式传入日本的。但据《扶桑略记》等文献记载，在此之前的继体天皇十六年即公元552年，大陆移民司马达等已经在大和国高市郡的坂田原“结草堂，安置本尊，归依礼拜”。若以此为准，不但时间提前了三十年，而且传入的途径也不再是经由半岛，而是由中国直接传入的。此外，关于传入的时间，也还有另外的说法，如《上宫圣德法帝王说》《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材帐》等文献，将百济遣使献佛一事记在钦明天皇戊午年，即公元538年。日本学者一般认为，538年传入说更可信一些。[2]但中国学者中有主张后一种说法可信的。[3]日本史学界一般把百济遣使献佛一事叫做“佛教公传”，而把司马达等个人在日传佛叫做“私传”。

据《日本书记》记载，钦明天皇在接受佛教问题上没有自作主张，而是命臣下讨论是否可行。大臣苏我稻目以各国都信佛为理由主张接受尊奉，而大连物都尾舆和连中臣镰子以改信“蕃神”（外国神，有些文献中也称佛为“邻国客神”“大唐神”等）会招致日本神生气为理由主张排佛，不予接受。这样，钦明天皇便让主张信佛的苏我稻目先在自己家里试供。事有碰巧，此年瘟疫流行，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便上奏天皇，说瘟疫流行纯系信奉外国神而招致日本神恼怒所致，建议及早采取排佛行动。钦明天皇于是派人前往向原的苏我氏住宅，烧毁伽蓝，把佛像和佛典扔进难波的堀江之中。苏我氏和物部氏的对立也进一步加剧。584（敏达天皇十三）年，苏我马子以自己之力在石川的自宅内修造佛殿，次年，又在大野丘之北修建佛塔。但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中臣镰子之子中臣胜海又乘“疫病流行”之机，上奏天皇排佛。586（用明天皇一）年，物部守屋拆毁了苏我氏所建佛塔，并烧毁佛殿和佛像。587年，用明天皇死，苏我马子联合厩户皇子等杀了物部守屋，灭掉物部氏，掌握了朝廷实权，这才使佛教在日本得以传播和发展。

从总的倾向来看，自钦明天皇始，敏达、崇峻、推古各天皇对佛教持旁观中立态度，直到舒明天皇，才开始兴建第一座官寺，并在宫廷中进行佛事讲经活动，而此时佛教的传入已经过了一个世纪。[4]由这些事实看来，佛教的传入与儒学的顺利接受不同，是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和远为曲折的过程。其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原始儒学和五、六世纪时日本的氏神信仰有着更多的相通之处，即其主导思想都贯穿着血缘原理，只不过日本所体现的是氏族共同体，中国所体现的是家庭共同体罢了。但是，佛教中不存在这样的血缘原理，它所救助的是个人，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存在意义。另外，原始神道和原始儒学都具有“现世主义”的特点，即把现世生活摆在第一位，追求现实生活的稳定和幸福，而不憧憬死后的世界。如日本人的重视祈年祭、大尝祭、镇火祭等，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等都是这种“现世主义”的反映。而佛教则主要持“来世主义”，对此，日本人还不能理解。此外，无论是天皇和豪族都还需要利用氏神信仰来维持其地位和权威，因此不能贸然接受外国的神。[5]主张尊佛的苏我氏，是一个与大陆移民关系较深的豪族，甚至也有人认为，苏我氏本身就是大陆移民，[6]因而他具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容易接受外来信仰，而且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也更需要利用“外国神”的权威来谋求自己势力的伸张。同样，排佛的物部氏是主持日本神祭祀的，一旦外神“入侵”和占了上风，势必会削弱自己的势力。上述这些情况导致了崇佛与排佛的激烈冲突，而崇佛派的胜利为日本文化史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