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试论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周期性(1 / 1)

日本是一个长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但这种吸收并非直线进行,始终如一,而是呈现着较为复杂的周期性。

当对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作纵向观察时,屡屡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即在某一时期,日本人对异国文化兴趣极浓,也不管是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均进行饥不择食式地大量摄取。这时,从对外意识上看,大抵是崇外主义占据优势,我们姑且把这个阶段叫作对外来文化的“热情吸收期”。等这个时期一过,日本人对异国文化的热情便逐渐消退,并起而强调自己的传统,加强对摄入的外来文化的重新选择,再次进行咀嚼——消化——吸收,这个阶段极有可能形成颇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这时,从对外意识上看,大抵是鄙外主义抬头,甚而可能占据优势。我们把这个阶段叫作对外来文化的“冷漠抵触期”。从有史记载以来的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来看,也许可以说就是“热情吸收期”和“冷漠抵触期”交替出现的过程。

有如所知,日本早在未形成统一国家之前就开始吸收大陆文化,但大规模能动而有组织地吸收中国文化无疑是推古朝时期。公元600年(推古天皇8年),执政的圣德太子开始向中国派出遣隋使。此后,大陆上唐代隋兴,日本也经历了20多代天皇,直至894年(宽平6年)遣唐使停派,其间共派出遣隋使3次、遣唐使15次(只计算正式成行到达中国者),历时约300年。这种国家规模的吸收中国文化的活动,使日本出现了“仿唐文化”,从政治、土地、军事诸制度而至于哲学、宗教、法律、教育、文化、史学,书法、乐舞、工艺,美术、医药、历法、建筑、体育、娱乐、衣食、风俗等等,无不像被实施了“模压”工艺一样,全都打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这种把日本文化的面貌一下子打扮得近似中国的文化,被史学家们恰当地称做“唐风文化”。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把自公元600年至894年的将近300年视为第一个“热情吸收期”。

自894年遣唐使停派之后,日本又于930年停止了与取代渤海国的东丹国的交往,这样,在9世纪末和10世纪初,日本已完全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官方交往。日本的贵族们对中国文化的物欲未减,但蹈海的精神已衰,政府采取消极的对外政策,在延喜年间(901—923年),日本政府甚至限制唐商船来日次数,并严禁日本人前往海外,采取了类似于其后的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此后,这一政策虽有所松动,还发生过一次后白河太上皇与中国皇帝宋孝宗互致书信和赠送礼品的事件,但作为与外国政府间的正式交往,从平安时代的894年始,至室町时代的1401年止,大约400年间始终没有建立,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如商业、宗教等)只局限于民间。在这一相对孤立时期,日本出现了平安贵族的国风文化和历经镰仓、南北朝及室町诸时代而萌生和完成的武家文化。此外,和歌、能、狂言等庶民文艺也兴盛起来。和唐风文化不同,它们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今天,即使一个普通的旅游者,在游览奈良的大佛殿、法隆寺、唐招提寺之后,再去游览京都的金阁寺、银阁寺时,都能品味出武家文化与唐风文化之迥异其趣。综上所述,我们是否也可以把894年(停派遣唐使)到1401年(足利义满遣肥富、祖阿使明)之间的大约500年看做第一个“冷摸抵触期”。当然,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从国家对外政策的意义上来说的。

1392年日本结束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1401年将军足利义满接受了博多商人肥富的建议,正式向明派出使者,恢复了与中国的官方关系,并开始了日、明间的勘合贸易。来自西方的所谓南蛮文化也在1543年传入日本,并经历了一番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此外,由于朱印船贸易的出现,日本还把海上活动的舞台扩展到吕宋、印度支那、暹罗、马来半岛等地,与此相适应,安土桃山文化中也出现了与海外发展气运互为表里的清新泼辣之风。综上所述,我们可否把从1401年派出遣明使到1636年德川幕府发出第5次锁国令之间的235年看作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历史上的第二个“热情吸收期”。

自1636年德川幕府发出第5次锁国令之后,除了在长崎保存了一个与中国(清)、荷兰贸易的小小窗口以及与朝鲜进行少量的贸易之外,日本几乎完全断绝了与世界其他各国的交往。作为封建的意识形态,朱子学被定为官学,而基督教被视为洪水猛兽。在这种锁国体制下,酝酿和产生了颇具日本特色的町人文化。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在文化上也出现了要求改变现实社会的倾向,这不仅表现在国学和兰学的兴起,也表现在新的儒学派别的出现。从总的趋势上看,我们有理由把从锁国体制完成(1636年)到黑船来航(1853年)期间的200多年视为第二个“冷漠抵触期”。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伯理率船叩关,标志着日本近代史的开端。近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它使历史的脉搏急剧地加快了跳动。日本对于外来文化在情绪上的周期性变化,再也不能以“百年”计,而只能以“十年”计了。我们看到,从明治初年开始,大约每20年左右,“热情吸收期”与“冷漠抵触期”便要交替出现一次。以下试简述之:

(一)从19世纪60年代末(明治初年)起到80年代后期(明治20年代初),其间大约20年,一般称作“文明开化期”,可以认为是近代后的第一个“热情吸收期”。其特点是对西方文化的全面肯定,崇洋之风席卷列岛,西方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就是说,不仅“洋才”,连“洋魂”也潮涌般地流入日本,并被进行全方位吸收。正如森鸥外在《论洋学的盛衰》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彼(西方)之所长并存于精神和技术两方面,我国人唯予模仿与崇拜可也”。不言而喻,日本的传统文化被视为落后的、不值一提的旧物。关于日本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使当时在日工作的西方专家深有所感。如在东京医学校任教的德国医学家埃尔温·倍尔茨(Erwin Baiz,1849—1913年)曾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的日本人,关于自己的过去什么也不想知道。即使有教养的人士,对于过去也自觉脸上无光。有一位说:‘一切都是野蛮至极!’而另一位在回答我关于日本历史的问题时则干脆叫道:‘我们没有历史,我们的历史从现在开始!’”[69]由此可以看出对西方文化的艳羡和对自身文化的鄙薄。代表这一时期情绪的象征性史事有“明六社”介绍近代西方文化的启蒙活动、岩仓使节团周游西方、自由民权运动和鹿鸣馆社交等。

(二)从19世纪80年代末(明治20年代初)到20世纪最初数年(明治30年代末),其间大约20年,可以认为是近代后的第一个“冷漠抵触期”。这一时期的总的趋势是对欧化热的反弹,是国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抬头的时代。将近20年的“文明开化”风潮,尤其是政府过激的欧化主义政策,招致了越来越多的反感和抨击,进入明治20年代后,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之风一时大盛。如鸟尾小弥太批判“文明开化”是“以美为母,以法为父,妄自移风易俗,傲奢****”。他还指责以外国文物制度取代日本文物制度“有如去松叶而添竹叶,硬插异花异实”。[70]三宅雪岭在《假恶丑日本人》中提出警告说,模仿是“未开化人民的共同的性情”,但若走入极端,日本就会变成“劣等的欧美”,日本人则会变成“劣等的欧美人”。一时,“国体论”大作,出现了一大批有关著作,如藤田一郎《国体论》(1887年)、有贺长雄《日本现在国家哲论》(1888年)、福泽谕吉《尊皇论》(1888年)、关直彦《立宪王道论》(1888年)、内藤耻叟《国体发挥》(1889年)、加藤扶桑《日本国体论》(1892年)、矶部武者五郎《国体述义》(1892年)等,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前一时期“洋风”劲吹时,不吃肉被讥为“食古不化”,而在“和风”袭来时,一语不慎又被骂为“亵渎国体”,如史学家久米邦武著文《神道是祭天古俗》而被赶下帝国大学的讲坛,转载其文的田口卯吉则被斥为“国贼”。总之,保存国粹的呼声响彻列岛,古书刊行成风,儒学、佛教渐有复活之状,而基督教则受到排击。在教育界,不断因信仰问题发生冲突事件。按基督教教义,除上帝之外,无可尊奉者,这和《教育敕语》颁布后所要求的对现人神天皇的崇敬发生了直接矛盾。1891年(明治24年),第一高等学校教员内村鉴三(基督徒),在敬诵《教育敕语》时,因拒不敬礼而受到同事和学生的非难,被斥为“国贼”和“不敬汉”,最后被赶出学校。很多基督徒也纷纷退教。洋画不像前一时期那么走红,而谈论日本美术成为时尚。茶道、花道、能乐等传统艺能也呈复兴之势。在衣着上,穿和服的人也多了起来。不仅日本人,就是一些在日的外国人也告诫日本不要抛弃自己的传统。如1879年来日在东京大学教授哲学的美国人欧内斯特·菲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就曾指出,日本具有源远流长的先进的艺术,妄加抛弃而唯学西方,是极其不自重的。代表这一时期情绪的象征性史事有《教育敕语》的发布、以志贺重昂和三宅雪岭等为代表的国粹主义派的活动等等。

(三)从20世纪最初10年的后半(明治40年代)到30年代之始(昭和初年),其间约20年,可以视为近代后的第二个“热情吸收期”。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人普遍感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已经达到,学习西方已取得明显的成果,进而希望把这种学习推进到更高的层次。如当时使用的文部省第3期国定教科书《修身》课本中就说:“即使现在,和英、美、德、法等国比起来,(日本)也还有不及的地方。使我国将来进一步发展,与各国并肩前进,共图文明之进步,乃是我们的责任。”(第四课《国交》)此外,两次战争(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期间达到极点的国家主义已开始使人厌烦。[71]和“文明开化”期相似,社会上又出现了西洋崇拜和洋化热。而且这次洋化浪潮比文明开化期更宽阔,即在“欧化”之外又加上“美(国)化”。关于西洋崇拜的典型人物可以举出谷崎润一郎。他曾经详细地描写过自己的崇洋思想,这种崇拜最初是从纯粹艺术的立场上着眼,认为西方优越于日本。但此后,“骤然被强烈的西洋崇拜所袭击”,“凡西洋事物,一切都是好的,值得羡慕的。我就像人之崇敬神一样来看待西洋”。他又说:“为了满足我的渴望,如果可能就出洋去,——不,不是出洋,最好是干脆做那个国土上的人,并埋骨于彼土。这样的移居,是最好的唯一的方法。”(《独探》)由于崇洋至极,他开始讨厌日本,他后来曾写道:“当时在日本的银幕上,尾上松之助红极一时”,“但看到松之助的像片,就完全感到日本人的戏、日本人的脸都是丑恶的,甚至怀疑那些看得津津有味的日本观众的头脑和趣味是否出了问题。我虽然身为日本人,却讨厌日本这个国家。”(《想念东京》)如上所见,谷崎润一郎以作家特有的坦率写出了自己“恨不为洋人”的崇洋情绪。当时自欧洲留学回来的植物学家远藤吉三郎把这种崇洋现象称做“西洋中毒”。他批评说:“一提起西洋货,什么都是上等的,如果不使用,就被看作野蛮国民。追求舶来品成为国民之大病。无论药名或化妆品名,非用假名写便卖不出去,不吹成巴黎流行品或德国医学博士所发明便流行不起来。”他还指出,“在宫内省的某些仪式上,不许穿和服的日本男子入场,实为天下怪事。”(《西洋中毒》,大正5年)这一时期,生活方式上进一步西化,如西洋发式流行,美容院兴旺。西服更由于化纤的研制成功而广为普及。进入大正后,移入美国风气,咖啡馆和酒吧多有设立。在住居生活中出现了所谓“文化住宅”。此外,大众文化与传播媒介开始萌芽和形成。而在政治上出现了“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要求普选权和实现政党内阁。马克思主义运动趋于活跃,文化主义、教养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潮均有相当影响。上述这些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也都是代表这一时期情绪的象征性史事。

(四)从30年代之始(昭和初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其间大约15年,可以视为近代后的第二个“冷漠抵触期”。众所周知,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开始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最终挑起太平洋战争。与此相应,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和扩大,文化上的排外主义也愈演愈烈。自30年代初起,日本主义大倡,国家主义者不断要求清除欧洲文化的影响,如半田敏治所拟《皇国日本再建案大纲》指出,“明治维新以来,接触了新的欧洲文化,并急于采用模仿,结果使崇拜欧洲之弊风弥漫于全国上下,对于国体之尊严及皇国古来之文化产生错误的价值认识。从上到下,在思想和文化上逐渐陷于欧美殖民地化的境地,这便是皇国文教之现状。如此一来,举国将丧失精神上之独立,失去魄力与活力,耗尽兴国之气力。于皇国而言,此实精神上之一大危机也。而医治之道唯在一途,即使其重新认识国体之尊严及皇国古来之文化。”[72] 1935年,军部法西斯主义者通过打击“天皇机关说”而掀起“国体明征”运动,强调发扬“国体之精华”。1937年,文部省发布《国体之本义》,认为外来文化是产生各种问题的根源(从共产主义运动到“天皇机关说”),因而要把“醇化”外来文化作为主要任务。这种排斥外来文化的运动,后来发展到宣布某些外来语为“敌性语言”而加以清除,如棒球用语デツドボール(死球)、ボール(坏球)、アウト(出局),妇女用品ブラジャー(乳罩)、コルヤツト(紧腰衬衣)、スリツプ(长衬裙)、コンビネーシヨン(连裤衬衣)等等。美国和英国也被日本人骂做“鬼畜美英”,可以和历史上骂元朝为“狗子孙”相媲美。总之,由于法西斯主义的煽动和战争造成的民族仇恨,使日本基本上丧失了对本民族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常的判断能力。代表这一时期情绪的象征性史事有“昭和维新”思想的兴起、“国体明征”运动、《国体之本义》的发布、“近代超克”论的喧嚣以及内阁情报局的思想统制等。

(五)从1945年战败投降到60年代中,其间20年,可以视为近代以后的第三个“热情吸收期”。不少学者把日本战败和接踵而来的美军占领而造成的开放称做“第二次开国”。日本主义者历来引以为自豪的“国体”被进行了事实上的改造。因战败而造成的民族自卑感笼罩列岛。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从议会民主制度、教育制度、社会思潮、文化艺术到科学技术、经营管理乃至生活方式,以不亚于“文明开化”期的规模和声势涌入日本并被热情吸收。真是无独有偶,类似于“文明开化”时代主张废除日语使用英语的见解又出现报端,如用日语写出了不少如花妙文的著名作家志贺直哉,1946年在《改造》4月号杂志上著文,主张原封不动地采用法语为“国语”。这一时期,日本人的世界化意识也极大地增强了,冠以“世界”二字的杂志层出不穷,如《世界》《世界周报》《世界评论》《世界文化》《世界文学》等等。正如《战后日本的发现》一书所说,“败战后,所谓鹿鸣馆时代再度出现。而和明治(时代)不同的只在于,这次是无条件投降和被占领。总之,排外主义灰飞烟灭,传统的价值观分崩离析。有了占领军的指导,外来文化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入,填补了空白。国粹的传统主义销声匿迹,文化的国际化大规模展开。”[73]总之,由于战败造成了日本人精神上的虚脱状态,由战时的不可一世的优越感,一变而为无地自容的劣等感。与此相应,传统文化被怀疑而遭贬,而外来的美国文化却被理想化并倍受崇拜。代表这一时期情绪的象征性史事,有新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所进行的民主化改革,美国文化的大规模流入等。

(六) 60年代中期以后,在文化上日本人的情绪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下限应划在什么地方,此处暂不作结论(也许,把80年代中“国际化”的提出作为划定下限的标志是适当的)。这一时期的出现,是和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高速成长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经济上的成功,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逐渐恢复,又开始以新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文化,并越来越多地加以肯定,强调它的独特性和这种独特性在日本近代化中的积极意义。从日本文化论的发展来看,早在50年代中期,加藤周一发表《日本文化的杂种性》(1955年),梅棹忠夫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1957年),开始把日本文化看作是与西方文化平行并不劣于它的文化。但到60年代中期,中根千枝更进一步,发表了《日本式社会构造的发现》(1964年),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如“纵式社会”论和由此而来的“集团主义”等)及其贡献于近代化的积极意义。[74]尾高邦雄发表的《日本式经营》(1965年)也强调立足于日本文化独特性的日本式经营的成功之道。不少外国学者也为日本的成功拍案叫绝,提出要向日本学习。这种情况,正如日本社会学家藤竹晓所说:“这意味着(日本)在国外寻找榜样,以它为目标决定日本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日本进入要用自己的双手决定自己命运的时代。”[75]也有人谈论,对日本来说,今后将是“和魂和才”时代。这种因经济成功而激发起来的民族自豪感,推动日本人去广泛地重新“发现”自己的传统,如出现了民谣热,出现了青年人对古典艺能的日益高涨的兴趣,还出现了爵士乐队穿日本古装举行演奏的情景。日本评论家竹内宏也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目前人们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在生活方面已经导致了日本风俗、日本格调的重新抬头。新建的公寓开始增设日本式房间,洋楼的四周以日本式庭园代替了草坪。人们对冲天直射的喷泉已失去了兴趣,而对保留大自然景色的人工小溪则兴趣盎然。经营日本饭菜的餐馆层出不穷,地方风味小吃及大众酒馆生意兴隆。日本烧酒的需求量扶摇直上。新年伊始参拜神社的人们逐年增多。”[76]除此之外,一些论者早在60年代中期就指出,纪元节复活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皇国史观的复活、朱子学回归的文学论等一系列现象都是传统主义思潮抬头的具体表现。[77] 80年代日本政府某些领导人提出的所谓“战后政治总清算”,恐怕也应作如是观。

不过,应当指出,6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日本回归现象,主要不是表现为排斥外来文化,而是表现为对日本自身文化的高度评价和自信。由于评价过高,自信过分,也招致了国际社会的阵阵非难之声。于是又有人提出,日本应实行“第三次开国”。

余论

如上所见,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尤其是近代以后,周期交替的频度更大。可以说,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大约每15年到20年,“热情吸收期”和“冷漠抵触期”或者说“洋风”与“和风”

(按,此处的“洋风”与“和风”系指西方近代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且“风”字兼有风潮之意)便要交替出现一次,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其风头都有铺天盖地之势。当“洋风”劲吹时,对外来文化的热情吸收刺激了文化机体活力的焕发,从外部获得了民族文化发展所必需的丰富养料,但当这种“风势”超越一定界限时,便会因不适宜(如“改善人种”“废除日语”等“全盘西化”的幼稚而错误的主张)和摄取过量而引起“拒食”现象,在情绪上表现为对传统失落的恐惧不安,于是社会呼唤“日本回归”,“和风”便骤然再起。传统的复归有利于对摄入的“外物”进行重新选择、消化和吸收,成长出新的“血肉”,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特色。但是,当对传统(尤其是诸如“国体精华”等不良传统)强调过分,甚而成为神化传统的奴隶时,便又会造成盲目排斥“外物”,导致文化机体枯瘦化,在情绪上表现为对传统(尤其不良传统)的厌烦,而思慕与倾心“外物”,于是社会又回过头来呼唤“开国”——如此周而复始(当然不是简单的循环重复),这便是日本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显著的自律性。

那么,日本近代化过程上中“洋风”与“和风”的周期**替现象又说明了些什么问题呢?笔者以为,它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点:

1.外来文化的吸收不是直线进行的,在某一定历史时期内,对于吸收主体来说,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极限或者说“承受度”,超越极限或“承受度”的无尽吸收是不大可能的。

2.根据同一道理,即使是有用的甚或先进的外来文化,也不可能一口吞下,而是分阶段吸收或者说是“按顿吃饭”的。

3.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各有其精华和糟粕,也各有其深层的无法“拿来”或抛弃之处,不能把舶来之物皆目之为“文明”全部接纳;也不应把固有之物皆目之为“国粹”如数保存。历史证明,前者会走向从根本上否定本民族的存在,后者则会走向本民族的故步自封或自我膨胀。总之,处理二者关系上的极端性行为,都会招致失去正常的判断能力,从而造成不良甚而严重后果。

4.那些有着自己的文化根底而又处于日益强化的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国家和民族,既不可能纹丝不动地“全盘不化”,也不可能脱胎换骨地“全盘西化”,正确和自然的做法只能是,在保持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孜孜不倦地努力于综合创新出更富有生气和活力的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日]加藤周一:《雜種文化》,講談社,1974年。

[日]神岛二郎:《文明の考現学》,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

[日]山本新:《周辺文明論》,刀水書房,1985年。

[日]宫崎道生:《近代世界和近代的思想与文化》,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