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原外交的第三个时期是关东军北进嫩江和齐齐哈尔时期。这个时期是币原外交从不扩大转向扩大，从不赞成转向赞成建立傀儡政权的重要时期。

关东军在不扩大方针的牵制下，利用地方军阀和亲日分子，采取以政治阴谋为中心的手段来扩大占领区域，开始建立地方伪政权组织。关东军向洮南地区的军阀张海鹏提供武器和资金，帮助其成立边境保安军，用以作为进攻北满的走卒。从10月15日开始，张海鹏军队沿洮昂线北进，试图打倒齐齐哈尔的万福麟、马占山政权，建立亲日的傀儡政权。

币原和关东军有着同样的想法，他认为：“鉴于马占山占据齐齐哈尔之情况，我方可以让张海鹏北上，以适应南满方面之大势。”[87]但是，币原考虑到对苏联和国联的影响，又认为应避免采取军事行动，企图通过所谓和平的手段来达到此目的。币原指示奉天、哈尔滨两地的总领事：“鉴于同苏联的关系，不宜在张军北上之际，与马军发生冲突，扰乱中东铁路沿线，而应使马军不加抵抗便撤出齐齐哈尔为要。若使我方部分军队与张军同时北进，我方则要负扩大事态之责，并有恰好落入中国圈套之虞。故而无须让张军与我军同时北进，而应加强该军的实力，使马军感到抵抗是无意义的。同时采取收买马占山等其他方法加以怀柔，在和平的情况下接收其政权。这在各种关系上都是最为适宜的。”[88]对此指示，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向币原报告说：“让马占山效仿奉天一例，组织治安维持会是最适当的方法和策略。”[89]其理由分析是：“（一）按照军方的最初计划，现今正处于张军不可能夺取江省的状态”；（二）“日本方面如果坚持现行计划，我方有可能退出国联，这样一来，唯有加强与苏、美一战，由我军歼灭江省军或解除其武装之后再建立张政府。不然的话，只有像吉林那样，将日军驻扎在当地以拥护张政府。”[90]大桥总领事是想仿效奉天，在黑龙江省也成立治安维持会，任命马占山为会长，以建立伪政权。为此，大桥从10月中旬开始与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宫崎少佐共同进行了收买马占山的阴谋活动。11月4日，币原外相和军部洽谈后，向大桥总领事和林奉天总领事传达，将为此提供300万日元的活动经费。币原指示说：“此乃机密之事，最好完全由军方实施，贵官应经常与军方保持联络，若贵官参与此事反而更好，可向军方提出此要求，尔后参与实施。”[91]

大桥总领事为使这一阴谋活动获得成功，向币原外相提出了以下意见：“（一）修理桥梁与本事件有关，应尽快进行；（二）派往江桥的军队应为小股部队，并避免与江省方面发生冲突，且在洮南郑家屯方面集结大部队，在对江省方面显示我军威力的同时，暗示我方的意图。”[92]关东军和陆军中央向嫩江方面派遣小股部队与上述意见有关。这个事实表明，外务省和关东军、陆军中央在北进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外务省想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来达到北进的目的。

上述事实说明，币原外交主张用“和平”的手段来推动北进，意味着其外交政策从所谓不扩大转向“和平”地扩大，赞成用“和平”的手段在北满建立傀儡政权。这一“和平”地扩大和“和平”地建立傀儡政权的方针，处于币原外交转向军事扩大和武力建立傀儡政权的过渡时期，时间非常短暂。

11月4日，关东军向嫩江方面派遣部队，与马军交战。那么，外务省对嫩江事件采取了什么外交措施呢？

中国理事施肇基向国联秘书长申诉：“日方派遣军队，表面上是为了掩护修理桥梁，实际上是通过支持张军来引发马、张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日军北上的目的。”[93]12日，德拉蒙德向币原外相发出了关于北满战局的警告电报。但是币原公然为出兵嫩江辩解：“我军此次出兵嫩江……目的全然在于援助洮昂铁路局的桥梁修理人员，但是中国军队不讲信义加以攻击，我军不得已进行了反击。”[94]13日，币原外相反而向白里安议长提出要求：“由于中国军队在齐齐哈尔、昂昂溪及其以南地区集结了大于我军十余倍的兵力，对我军的威胁迫在眉睫，请议长对此予以深切注意”[95]，并狡辩说，保护国土的中国军队威胁了日本军队。

德拉蒙德针对关东军进攻北满事件要求国联委员视察满洲。对此，币原外相表示：“我方尽可能给予方便。”[96]这表明日方在事变初期反对国联派遣观察员的方针起了变化。这时，币原外相认为国联委员的视察对日本有利。这种改变与林奉天总领事于10月29日向币原外相所做的报告有关。其报告说：“许多来当地视察实情的外国人了解到，在满洲现今情况下，不可能急速撤退日本军队。如此时我方改变以往的方针，主动让国联派遣调查员，不仅有利于国联了解满洲的实情，而且有助于国联处理已经陷入僵局的事变问题，并加以妥善诱导。再者，本庄司令官也认为让国联调查员了解当地的实情是有利的。”[97]外务省对国联采取这样的策略是为了给关东军进攻嫩江制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通过这一外交措施来缓和在关东军北进过程中日本与国联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

出渊大使对美国国务卿和副国务卿辩解说：“是马占山的军队破坏了铁桥”[98]，出兵嫩江是为了修理铁桥。但是美国认为关东军出兵嫩江是侵占齐齐哈尔的前奏，对日本怀有戒心。11月16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警告出渊：日军是否最终要把马占山驱逐出齐齐哈尔，将北满置于日本的势力之下？出渊为关东军入侵齐齐哈尔制造借口说：“日本的方针绝不是出兵北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在修理桥梁的同时立即撤兵是困难的。而且这两天，在尚未修理完毕的情况下，马军屡次进攻，实在不胜忧虑。”[99]美国或许相信了这一说法，在嫩江事件上，没对日本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

那么，币原外交又是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的呢？11月11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向重光葵公使递交了关于嫩江问题的备忘录，抗议关东军进攻嫩江。

备忘录披露了嫩江问题的事实，暴露了关东军侵略北满的企图。这一抗议对于支持关东军和其军事行动的日本政府，不得不说是一个打击。对此抗议，币原外相歪曲事实，试图使关东军在齐齐哈尔的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合法化。他说，马占山军队“违反规定，对我方派遣至嫩江掩护修理桥梁的小股部队进行攻击。被我军暂时击退后，继续在齐齐哈尔、昂昂溪及其以南地区集结大于我军十余倍的兵力，连续对我军进行挑衅”[100]。11月16日，重光葵公使也向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递交了反驳书，威胁南京政府，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辩护说：“此次日中两国军队的冲突是由中国军队不守信用引起，责任完全在于中国方面”[101]，“万一江省军队依赖人多势众，对我军进行挑衅，惹起与我军之间的冲突，那么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贵国政府承担”[102]。21日、23日，重光葵公使又连续两次向南京政府递交抗议书。这充分表明外务省在外交上是支持关东军北进的。

嫩江事件之后，关东军准备进攻齐齐哈尔。币原又是如何对待这一事件的呢？哈尔滨总领事大桥主张一举占领齐齐哈尔。大桥向币原外相报告说，此时由素质低劣的张海鹏军单独占领齐齐哈尔，恐怕是不可能的。即使占领了，若没有关东军在当地支持，维持其地位也是困难的，另外“现今也绝对不可能用收买等其他方法来怀柔马占山了”。因此“要实施政府征服北满的方针，此时只有一举攻打齐齐哈尔，彻底击败江省军及其友军之后，让合适的我方傀儡占据齐齐哈尔”[103]。在事变初期主张不扩大方针的林奉天总领事也提出了支持关东军出兵齐齐哈尔的意见。他说：“现今事态实质上已经不在五项大纲可以处理的范围之内，除了维护既得权益之外，应进而征服北满”；“我军仍极力避免进攻齐齐哈尔，实际上不可能尽早实现上述方针”“我认为出兵齐齐哈尔是由当地情况所决定的，是不得已而实施的方针和策略”。[104]

关东军在准备出兵齐齐哈尔的同时，又通过张景惠，开展阴谋活动，以便让马军撤兵，使马占山下台，把政权交给张海鹏。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和关东军一起负责这一阴谋活动。币原外相支持大桥并指示：“我非常重视贵官为贵地政权和平交接所做的努力，此时应与军方密切联系，以尽力达到目的。但此事件有极其微妙的关系，因而日后不要留下可视为我方干涉内政的文书，应尽可能用口头方式进行。”[105]

19日，关东军占领了齐齐哈尔。其目的是建立傀儡政权。但是，币原外相为了掩盖关东军的这一目的，向国联表示：“我军决无从政治上考虑占领该地的意思，在解除了马占山的军事威胁后，将迅速撤兵，请予以充分谅解。所以希望理事会相信我方诚意，暂且静观事态的发展”[109]，企图阻止国联对占领齐齐哈尔进行干涉。

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后，打算在达到建立傀儡政权，确立日本的统治体制的目的之后，撤出部分主力军，以缓和国际舆论。但是这一计划没有顺利实施，日方没有迅速撤兵。币原改变了“迅速撤兵”的意见。为了协助关东军不撤兵和建立傀儡政权，23日，他向泽田传达说：“通报撤兵的大致日期不仅困难，而且此时轻易作出通报，将来却不能实行时，其结果反而对我方不利。”[110]

日军入侵齐齐哈尔时，最担心的是与苏联的关系。因为侵占齐齐哈尔要越过中东线，所以有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当时，哈尔滨总领事大桥认为：“此时无论日本采取什么行动，彼方都没有勇气与我方正面为敌”[111]，因此主张侵占齐齐哈尔。在占领齐齐哈尔的第二天，日本驻苏大使广田为了稳住苏联，拜访了苏联人民外交委员李维诺夫。他说：“日本军队今后将为尊重中东铁路的利益而行动”“日本政府在我军不得已进行战斗时也将考虑苏联的利益，让苏联政府也满意我军的行动。同时在这种事态下，两国维持良好的关系乃是两国之幸事”[112]，以期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获取占领齐齐哈尔的保障。

对美国，日本又采取了什么措施呢？哈尔滨总领事大桥说：“此时无论日本在满洲采取什么行动，不用说美国，就是国联也只不过在言语上非难，而不至于通过经济封锁或行使武力来妨碍”，并推测：“即使特意把矛头指向苏联，不管是目前最担心五年计划的美国，还是保守党一统天下的英国，都会同情我方，而决不会表现出妨碍的态度。”[113]事实与大桥分析预测的一样。但是欲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美国不赞成将南北满洲全部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19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出渊大使表示其担忧说：“看到日军进攻齐齐哈尔，我不禁感到非常失望。鉴于奉天、吉林的现状，如果齐齐哈尔也陷入同样的事态，南北满洲必将在事实上置于日本的势力之下，这将给美国舆论以重大的刺激。”[114]因为美国舆论对国联的影响很大，因此币原通过出渊大使向史汀生传达说：“为缓和事态，我方明确表示了日本军队从嫩江地方撤兵的日期，但马占山拒不接受我方提议，反而在18日早晨整军备战，突然发动攻势，使我军不得不在兵力寡少的情况下应战。在此，我帝国表示，如果我军击败了马军，并追击其进入齐齐哈尔，解除了马军的军事威胁后，将迅速撤退至洮南以南或郑家屯以东地区”“希望美国政府相信我帝国政府的诚意，我军近日将从齐齐哈尔方面撤退，请静观事态发展”。[115]这是在歪曲事实，部分关东军依然占据着齐齐哈尔。但是币原外相的对美政策却取得了相当的效果。史汀生国务卿对出渊大使说：“昨日贵大使所说的从齐齐哈尔方面迅速撤兵的方针，我已立即转达给道威斯，他将转告施公使，这对说服该公使有相当的效果。今后我将继续以适当的方法采取使中国方面取缔对日敌对行为的方针。”[116]

关东军侵占齐齐哈尔是事变初期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但由于外务省上述外交政策和列强各自不同的情况，列强没有采取特别的制裁措施，默认了关东军对齐齐哈尔的占领。

如上所述，币原外相的外交政策，在11月16日国联再次举行理事会和日军占领嫩江、齐齐哈尔前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变化在11月12日发出的《传达有关政府处理满洲事变的方针》和15日的《关于再次举行理事会的对策》的训令中有明确的表述。币原在训令中说：“张学良因其排日态度，不能得到我方的支持。现在他已在东三省丧失其实力，因此不再代表最初的东三省政权”“今后满洲出现什么政权是东三省内部的问题，应主要由东三省的民众来决定，我方只有根据今后形势而变化”[117]，“应谋求充实中国地方治安维持机关的内部实力，待其实际势力波及腹地时，我方将逐渐自发地追随，集结在属地内”[118]。“政府目前正在充实地方治安维持会的警察力量，使其负责维持治安，以开辟实施撤兵的途径”“在现在事态之下，最好索性免去交涉，由我方自主地决定撤兵”，这就是日本所谓的方针政策。[119]

综合分析这一训令内容及币原外相对入侵齐齐哈尔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币原外交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

一、从不扩大到和平扩大再到军事扩大，不断转变。对出兵嫩江、齐齐哈尔，币原外交虽然附加了各种各样的条件，但最后还是赞成出兵。

二、否定张学良政权。币原外相本想，如果与南京政府谈判不成，便和张学良政权交涉，以一并解决“满蒙问题”。否定张学良政权也就等于否定外交谈判，并且意味着要在中国东北建立新的傀儡政权，取代已经被否定了的张学良政权。

三、在建立新政权的问题上，币原外相否定了自己在事变初期反对建立傀儡政权的立场，赞成关东军以治安维持会的名义组建地方傀儡政权。这是承认伪满洲国的第一步，不能不说是币原外交的转变。

四、在有关撤兵问题上，添加了充实和确保治安维持会的新条件。这是不撤兵的借口。币原外相在这里所说的建立治安维持会，即建立傀儡政权，是“九一八”事变的最终目的。如果这个政权成立了，中国东北将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满铁附属地也将不复存在，也不会再有什么关东军的撤兵问题。所以币原外相主张重新召开的理事会没有必要讨论撤兵问题，完全拥护关东军的军事占领和拒不撤兵。

币原外相的对外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前面也提到，币原外相企图以事变初期的军事“胜利”为背景，扩大、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因此与国联、列强进行协调，以达到扩大、维护权益的目的。币原认为，如果日本与国联、列强的关系恶化，列强、国联以实力干涉事变时，日本将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事变发生以来，国联和列强却避免太多干涉，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日本持良好态度。所以，币原外相在11月16日《有关美英法三国政府最近对满洲事变之态度》中分析说：“可以认为美国政府非常谅解日本对满洲多年来的努力及在条约上所拥有的权益。但是在《巴黎公约》及《九国公约》的关系上，却警惕日本过分的行动，并煞费苦心避免破坏与日本的关系”“英国政府在尊重条约权益方面，对我方的主张并无异议。但它极其热心保持国联的威信，因而希望日本方面满足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所作的保障后，将军队撤回附属地内。最近国内舆论非常反感英国，英国对此深为忧虑，并努力进行各种陈述辩解”“法国政府的态度大致与英国方面一样”。[120]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列强虽然对事变抱有戒心，但对日本采取了相当友好的态度。所以币原对列强比较放心，认为只要在不扩大方针的基础上，维持与列强的协调关系，则无须担心。因而，币原在这个时期追随关东军，赞成和主张进攻齐齐哈尔、建立傀儡政权以及不撤兵等。这一事实表明，币原外交在事变过程中，随着军事行动的扩大和列强态度的变化而转变。

对于币原外交的这种转变及其影响，有田八郎公使坦率地说：“关于撤兵，当初声称在确保生命财产安全时毫不迟疑地撤兵，中期则主张不缔结有关基本条款协定便不撤兵，最近又声称等待中国方面地方自治机关的实力影响到各地时再撤兵……终究使外部难以谅解，结果使世界认为日本所说的保护生命财产云云，不过是为了解决悬案，保障占领及建立对自己合适的政权的借口而已，而且愈解释愈有加深其疑虑的倾向。”[121]然而，这不是疑虑而是事实。

币原外交转变的原因，除了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之外，还有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日本国内权力结构的改变、国内舆论的影响等。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币原外交的本质。客观形势是通过事物内部的因素而发挥其影响力的。币原外交企图以事变初期的军事“胜利”为背景，解决一切“满蒙悬案”，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但是扩大权益中不包括参与建立傀儡政权。其原因是考虑到与列强之间的协调关系。币原外交的这一根本因素，即扩大中国东北权益的因素受到当时客观形势的制约，通过所谓不扩大方针表现出来，但是当这一客观形势发生变化及对应这个客观形势的力量关系发生变化时，不扩大方针的制约因素消失了，不扩大方针也必然向扩大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