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务省具有双重性：对内，是与其他各省并列的一个省；对外，则是代表日本政府的一个机构。所以其在“九一八”事变中起着对内和对外的双重作用。

具体而言，在事变初期，外务省对内牵制了关东军试图一举占领“满蒙”的军事计划。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对突然爆发的事变是这样处理的。林“从事变突然爆发开始，便随时向东京报告事态的发展……以求防止事态的扩大”[1]。林在事变爆发的第二天给币原外相发了30多封电报，还报告了9月14日抚顺守备队长们袭击奉天机场的计划，他“认为这次的事件完全是军部有计划的行动”[2]。

同时，林对关东军参谋板垣说，“此时最为重要的是尽量不将事件扩大，应通过外交机构处理事件”，并向币原外相建议，“希望政府也采取紧急制止军事行动的适当措施”。[3]

但是，关东军迅速占领了奉天、新民屯、营口、海城、凤凰城、洮南、郑家屯等地，并于21日占领了吉林，妄图一举占领整个中国东北，使之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关东军对政府和外务省的不扩大方针“极为不满”[10]，当出兵哈尔滨的军事行动被制止时，便叫嚣道：“政府的真正意图何在？陆军大臣为何不敢下定决心与政府正面冲突……幕僚们暗地里愤慨、叹息，陆军司令官也沉痛不已。”[11]这是关东军和政府、外务省之间所谓扩大与不扩大的对立表现。这种对立是华盛顿体制确立以来，外务省以对英美协调为主的协调外交与军部志在和英美对抗的亚洲门罗主义政策[12]在“九一八”事变中对立表面化的产物。

但是，这种对立不是根本性的对立。关东军企图一举占领中国东北，以扩大日本的殖民地权益。外务省虽然反对一举占领中国东北，但是也希望以关东军事变初期的军事胜利为基础，解决自“二十一条”要求以来的各种“满蒙悬案”，以扩大日本的权益。因此，在22日的内阁会议上，当南次郎陆相主张维持关东军现状及一并解决“满蒙问题”时，币原外相表示，“陆相的意见对外交交涉极为有利”[13]，参谋本部也认为，“维持现今态势将为两国解决‘满蒙’的主要问题创造良好的环境因素，即现今的态势将成为促进外务省官员交涉成功的强大动力”[14]，因此决定“军方无须强烈反对内阁会议所确定的事宜”[15]。当时，外务省和军部中央一致通过不扩大方针，于9月24日发表了所谓不扩大事态的第一次政府声明。这个声明是由军部起草，经外务省修改的，它是外务省、政府和军部相互调整、妥协的产物，也是外务省和军部合拍的第一步。

林奉天总领事虽然对内欲牵制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但是他向币原外相表明，对外将采取与关东军合作的态度，在回答外国人有关事变的质问时，“将按陆军方面的说明给以回答”[20]，“在其他对外关系和治安维持方面，他将全力与军方合作”[21]。

外务省为给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和国际环境，还做了如下的工作。

第一，外务省歪曲事变爆发的原因，使国际舆论对关东军有利。在事变爆发初期，最大的问题是事变由哪方以及出于什么目的挑起的。这是决定战争性质和世界舆论导向的重大问题。币原外相通过林奉天总领事的电报已得知这次事变是关东军的阴谋，但是仍在给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理事的信函中指示：“这一事件是由于中国军队破坏满铁铁路，我国铁路守备部队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而引起的两国军队的冲突。”[22]芳泽理事按照币原外相的指示，在22日的理事会上发言道：“事件的起因是中国军队破坏我国在奉天附近的铁路，我国少数守备部队不得已拿起武器来对付这种破坏行为。我军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且保护满铁铁路及居住在该地区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不得不占领几个城市的要害地点”[23]，为关东军的侵略性军事行为辩解。23日，币原外相又对国联议长勒鲁强词狡辩：“只在吉林和奉天城内驻扎少量部队，或在几个地方驻有若干士兵，这无论如何也不算是军事占领。”[24]他对英国和美国也作了同样的辩解，以欺骗国际舆论。

此外，外务省为了掩盖关东军挑起事变的事实，以刺激日本人的感情为由，始终反对国联派遣观察员调查事件的真相。

第二，外务省以努力排除国联和第三国的干涉为最大的外交任务。因为日本是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在英美等一流列强的直接干涉之下，眼睁睁地看着凭军事胜利争夺到的猎物从自己的手中“溜走”，例如甲午战争后归还辽东半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还山东半岛等。所以，外务省企图通过外交手段来确保关东军的军事胜利猎物。9月1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联理事会上，日本外务省竭尽全力使“九一八”事变免于受理。芳泽理事向币原外相报告说：“我方目前正在尽力使理事会不受理此事”[25]，驻华公使重光葵也向币原外相建议：“无论如何都应避免由国联等第三者来处理满洲问题。”[26]币原外相对此深有同感，他说：“我认为，现在把这个问题作为国联大会或理事会的问题，将对日中两国的舆论产生新的刺激，反而造成事件纠纷”[27]，主张尽量避免国联的干涉。但是，中国南京政府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向国联申诉了事变。22日，国联理事会开始审议“九一八”事变。

所谓不扩大方针虽然一时缓和了日本与列强之间的矛盾，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列强依然警惕关东军的军事占领，要求其早日撤兵。中国和一些小国打算在国联大会上争论事变问题。对此，芳泽理事向日本国内呈报了“以预期确保居留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绝对条件，限期全部撤兵”[31]的意见。这主要是芳泽担心日本“与世界全部舆论为敌，将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并导致和友邦断绝经济往来”[32]的缘故。但是，28日币原外相对芳泽的意见表示反对，“限期撤兵之类的方案……违背日本的荣誉和威严，不能予以承认”[33]，在撤兵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德拉蒙德为了早日结束理事会会议，希望日方发表“明确表示不作保障性占领”[34]的声明。

为了排除国联的干涉，币原外相不得不按照德拉蒙德的要求，于9月30日，发表了如下声明：“有如帝国政府历次声明那样，在确保我国铁路安全及在满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下，我军坚持执行将全部部队撤回属地之内的方针。有关现今部分帝国军队驻在属地外的状况和今后的争议交涉属于不同的问题，特此声明。”[35]这个声明在撤兵问题上，附加了两个先决条件，必须确保铁路安全和居留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不能确保这两个条件，便不撤兵。国联理事会在接受了这个声明，采纳了九项决议之后闭会。决议案要求，不区分侵略国与被侵略国，采取不使两国之间事态恶化的措施，“并谅解日本代表的声明，日本政府将在有效确保其臣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情况下，将日本军队撤回铁路附属地内，业已开始撤退的军队继续加快撤兵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上述意图”[36]。这是迎合币原外相声明的决议。正如芳泽所说，这个决议“基本上承认了对我方有利的条件”[37]。这就是外务省所谓不扩大政策所得的猎物，币原外相在“九一八”事变中，完成了获取国际保障的最初任务。

日本在事变初期的外交政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美外交。美国虽然不是国联成员国，但是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代英国成为列强之首，建立了以《九国公约》为中心的华盛顿体制，牵制了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它还是《巴黎公约》的缔约国，其以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后盾，对国联和国际形势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日本外务省格外注意美国对事变的态度，试图阻止美国根据《九国公约》和《巴黎公约》对事变进行干涉。

外务省还试图牵制美国与国联的协调，切断美国和国联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派遣调查团到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国联希望美国也对日本提出同样的要求。外务省担心美国与国联协调一致，25日出渊大使访问美国国务院，极力陈述日本的反对理由。结果，美国副国务卿卡斯尔表示：“派遣调查委员不会收到任何实际的效果，只会刺激国家舆论，我非常理解日本对满洲问题的心态”[38]，不赞成国联派遣调查委员。但是，外务省却欢迎美国向南满派遣外交官，并予以方便。这表明外务省利用美国和国联之间的不一致性，来牵制美国与国联的协调。

那么，币原外交是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的呢？

第一，试图通过与南京政府的直接交涉，排除国联的干涉，和南京政府一并解决“满蒙问题”。19日，宋子文代表南京政府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了关于组建中日委员会的方案。21日，币原外相指示：“可以转达政府对宋之提案的意向，帝国政府对宋的意见深有同感。”[39]重光葵对宋的提案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现在开始的有关这一重大满洲问题的国际斗争与日本方面能否有效地利用这次与宋的会见有着密切的关系”[40]。但是，22日，宋子文说：“在日军撤兵之前组建委员会，在现今的气氛之下很难实现”[41]，撤回了设置委员会的提案。虽然日本因此失去了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的可能性，但是外务省却把排除国联和第三国的干涉作为主要的外交手段，始终主张直接谈判。

第二，外务省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10月13日，重光葵对孔祥熙说：“严重取缔排日运动乃当务之急，并劝说如不取缔排日运动，日本政府将不再忍耐。”[42]南京政府屈服于重光葵的要求，不仅不抵抗日本的侵略，反而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

第三，日本政府的所谓不扩大方针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造成了相当的影响。19日，重光葵公使向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徐司长转达这一方针时，徐说道：“日本政府决意防止事态的扩大，乃不幸中之幸事。”[43]南京政府的齐世荣在东京会见币原外相之后，对币原外交很感兴趣，并抱有一定的幻想，他说：“我充分了解币原外相冷静而公正的意见，并将报告民国政府的重要部门，如果按照币原男爵的意见行事，则没有很大的困难。”[44]这一幻想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第四，外务省和军部共同利用中国军阀内部的矛盾，进行阴谋活动，起到了从背后牵制张学良和南京政府的作用。9月30日军部为了一扫张学良的势力，在《对中国本部的政策方案》中决定：（1）“利用反蒋势力和北洋军阀”；（2）“支持广东政府，策划瓦解南京政府”；（3）“上述两种方针政策的目的在于利用中国全国上下的政治混乱，减轻满蒙政变的严重性，并且在满蒙政权建立前后，由于列强对我国的友好支持，中国北方和中部政权与俄国相互之间很难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可缓解对满蒙新政权的抵抗态度，从而较易善意引导对我国的一般态度”。[45]外务省还联络南京、广东、北洋军阀中的亲日势力，探查其内部动向，利用他们的协助达成上述目的。币原外相在枢密院的证词中承认了这一事实。

由于对南京政府实施了上述外交政策，币原外交在中国国内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的形势，并对南京政府镇压“九一八”事变引起的中国人民抗日运动浪潮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关东军的武力无法达到的。如上所述，币原外交的对内牵制和对外保障似乎是一种矛盾现象，但实际上是完全统一的一种外交政策的两个方面。币原外交牵制关东军一举占领计划的目的，是想通过外交活动来获取国际保障。币原外相担心关东军一举占领中国东北会激化日本与列强及苏联之间的矛盾，并因此招致经济和军事制裁。在确认这种担心消失后，这种矛盾便没有了，双方的政策达到完全一致。所以对内牵制和对外保障是事变初期币原外交的特殊表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