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日本攻占沈阳、齐齐哈尔等地时，蒋、张二人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大体相似的话，那么在锦州问题上两者所采取的态度，相对来说则有所不同。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其主力随即调往辽西，准备攻击锦州。锦州是辽西重镇，政治、军事要地。沈阳沦陷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迁移到此地，锦州成为张学良在东北的政治、军事中枢，日军如不占锦州，不从锦州驱逐张政权，就等于未完全摧垮张在东北的统治，不能建立伪满洲国。东北军如死守锦州，则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尚在抵抗，日军尚未完全占领东北，东北问题也尚未完全结束，日本也建立不了或只能推迟时间建立伪满洲国。军事上，锦州是榆关屏障，兵家必争之地，阻挡日军向华北侵入的咽喉要地，如锦州失守便危及华北。鉴于此种种原因，对蒋和张及日本来说，锦州都是必争之地。因此，按军事常理，中日两国军队必将在此决一死战。

日军早已准备对锦州开战。11月，土肥原和中国驻屯军在天津挑起天津事件，其目的之一是为日军锦州作战做军事与舆论上的准备。[29]“九一八”事变时驻扎满铁附属地的日军出动，占领了辽吉两省要地，因此，驻扎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和驻扎京山线的日警备队有可能借机出动，挑起事端，从背后牵制张学良军队对锦州的增援。

对此，南京政府也采取了相应对策。首先，引诱外国军队介入天津，牵制天津驻屯军的军事行动。其次，派南京政府财政部所属的税警团五六千人去天津，归属张学良指挥。再次，11月25日，南京特别外交委员会也同意：“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30]此时日军威逼东北军撤到榆关。鉴于此种情况，蒋等为以和平方法保住锦州，向英、美、法公使具议：“倘日本坚持要求我军撤退，我军可自锦州退至山海关，但日本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并不干涉该地域内中国之行政机关及警察，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认为满意。”[31]这便是把锦州划为中立地带之意，包含着蒋不以武力抵抗之意。但英美不敢担保，且劝中国不要采取恶化局势的行动。[32]在此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决定，“如日方相逼太甚，我方应以实力防卫”[33]，“惟万一彼仍步步进逼，则自不能不取正当防卫手段”[34]。任南京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的顾维钧于11月26、27日两次把此意电告张学良。张此时熟知蒋准备防卫抵抗之意。

此时，张学良与蒋一样，也有以划中立区来避免冲突、保锦州的想法，但不同的是，他拟与日直接谈判解决。11月底，驻北平日本公使馆参赞矢野访张，略称：“英、法、美与中国提商拟以锦县一带为中立区，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日本对此原则上甚表同意，如贵方赞成此种方法，日方即可派代表商洽。”[35]张答，“惟个人对此颇赞成”，并向南京建议“查划定中立区域办法，亦属避免冲突，以图和平解决之一道，日方既表同意，我方似可与之商洽”。[36]张对划中立区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希望日军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第二，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足敷防止匪患，维持治安为度。至将来日方如派代表时，总宜舍军事人员，而用外交人员。”[37]在此条件中，没有南京所提的英、美、法三国的担保问题，此点与南京不同，即在英、美、法不介入的条件下直接与日谈判。这表明在划中立区问题上张比南京、蒋介石更为积极。但矢野要求东北军全数撤退。[38]

南京政府则同意张学良与日直接谈判。如前所述，此时南京政府也曾向国联提出过锦州中立地带案，“其要点在中立国派视察员居间斡旋一层”[39]，由英、美、法观察员居间斡旋，监督中立地带的安全。因此，此时已任外长的顾维钧和宋子文驳回张的建议，其理由是：“一、彼可以正由两国商洽办法为辞，请国联无庸参预，彼可于商洽时提出种种苛刻条件，从则难堪，不从即破裂。二、彼可借口于彼已撤兵，迫我撤至山海关，我若不撤，彼即责我违约，进兵攻我。”[40]宋和顾作为张的知己，率直电陈，劝张绝不要直接谈判，并建议张“如日方无理可喻，率队来攻，仍请兄当机立断，即以实力防御”[41]。这既是宋和顾外长的意见，又是蒋介石的主张。1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就锦州问题决定：“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42]南京政府为得到英、美、法的切实保证，要求他们派军队代守中立地带，担保日军勿入这一地带。但他们只答应居间接洽。

日本为排除列强的干涉，再次提出直接谈判。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又向顾外长提出直接谈判和东北军撤至榆关的要求。但顾外长断然予以拒绝。在此种情况下，币原外相又令驻北平的矢里参赞再次说服张学良把锦州问题作为地方性问题直接与日谈判。但张的态度在南京政府和顾的劝告下有所改变，没有承诺，在与日直接谈判与否的问题上，与蒋及南京政府的态度趋于一致。

可是张学良与蒋及南京政府在是否死守锦州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如前所述，蒋和南京政府一面准备谈判，一面准备抵御，并劝张学良在锦州抵抗。但张未做死守锦州的战略、战术准备，反而从11月底或12月初开始，拟撤出驻扎锦州一带的东北军主力。这表明张学良在锦州不想抵抗。于是，顾维钧12月3日致急电劝张：“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43]5日顾维钧和宋子文又联名致电，再次劝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44]蒋介石亦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45]，并派航空一队增援北平。可是张依然要从锦州撤两个旅。顾维钧闻此消息后立即致电张：“惟当此国人视线群集锦事之时，军队稍一移动，势必沸议全国，为兄着想，似万万不可出此。……缘日人诡计多端，我退则彼进，彼时新政权统一东北，则不可挽救也。”[46]这就是说从锦州撤兵则整个东北沦陷，日在东北便可建立统一的伪政权，东北问题也以此完结。南京政府也于25日、30日接连电张：“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须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总之，望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47]

此时，日关东军和陆军中央制定对锦州作战方案，并调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及重型轰炸机中队参加对锦作战。日军27日渡辽河，进入打虎山、沟帮子一线。日军在逼近锦州时，东北军仍撤出锦州。据驻榆关日守备队的侦察，迄31日午间经山海关的东北军军列14列，兵数1万余人，马2200匹。[48]1932年1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第二十师团占锦州之令时，东北军主力已撤出锦州一带，日军在侵入该地带时几乎未遭到东北军的阻击和抵抗，1月3日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锦州和绥中一带。但张却谎报军情说：“我军奋勇应战，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卒以全力过疲，损失过重，无术继续坚持，至于江（三）日失守锦县。”[49]

张学良在主观上是想抵抗的，他也曾说：“倘我愈让而彼愈逼，至万不得已时，亦只有采取正当防卫以保持国家之人格。”[50]但在行动上不听从南京政府和蒋的抵御令，擅自撤兵。这说明，他和东北军虽归属南京政府，由蒋指挥，但依然具有军阀割据时相对的独立性，这使他能违抗命令，选择自己的路。

那么，张为何选择了主动撤退之路？他是以放弃东北来保他占据的华北。在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张有20万大军。在日军即将吞并整个东三省的情况下，华北对张来说是维护其政治、军事地位的唯一基地，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因此，更有必要保住此地。他在致南京政府主席的电文中称：“自锦县以西，如秦皇岛、塘沽、天津，地处滨海，门户洞开，锦县一带，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顾此失彼，必不能免。”[51]26日亦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52]按军事战略考虑，日军在天津等地挑起事件，从背后突击华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1月的天津事件便是其预兆，“一·二八”上海事变也是一例。但据日军对锦州的作战计划，当时尚无此打算。当然如果东北军在锦州死力抵抗，日军伤亡惨重，也有可能那样做。因此，作为一军之帅，张考虑到此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这不应成为其主动撤出锦州的主要原因。

另外，张怕锦州的抵抗引起中日全面战争，并造成全中国灭亡。11月30日张在向顾表明“采取正当防卫以保国家之人格”的同时，又称，“惟兹事体大，影响系全国安危，又不能不慎重考虑之也”[53]。其致南京国民政府电中也言及了此点。[54]“影响全国安危”“关系全国存亡”，便指中日一旦全面开战，就有可能亡国。日本能否发动中日全面战争，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因为日本对华的无节制侵略一直受到列强的牵制。而当时，日本似乎并不具备全面对华开战的条件。事实上，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的一个时期内也只是蚕食华北，未敢全面侵华。因此，张的这一顾虑，虽有军事上、战略上的合理一面，但也难成为其不抵抗的主要原因。

那么，张不抵抗的真正原因何在？王化一在12月29日日记中记有张学良的这样一句话：“汉公表示‘不为瓦碎’主张。他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55]所谓“玉碎”即是指对全国抗战而言，而“瓦碎”则是指对于东北或锦州的单独抵抗而言。据当事人的回忆，张常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56]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全国不抗战，我张某也不单独抵抗。其理由便如他所说的那样，东北军“孤军作战，我小敌强，无非是徒然牺牲”[57]。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当时国民党四分五裂，内战不休，国共两党也未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当天，蒋亦在日记中哀叹：“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夫我内战不止。”[58]所以蒋当时仍推行“攘外应先安内”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反过来又更加深了各势力间的分裂与对抗。在这一点上，蒋、张二人是持同一态度的。他二人都认为应先“安内”，保存自己的实力。就军事战略来讲，保存自己的实力的确重要，但保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可是，割据中国的各军阀却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消灭敌人是次要的，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地盘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历来各军阀都不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与敌决战。张作为奉系军阀的继承人，虽比其父有开明之处，但在中国四分五裂、内战不休的国情下，还是选择了不抵抗和主动撤退来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敢与日军在东北决一死战。张学良在事变中始终奉行“保存实力就是保存一切”的思想，这也是他不“瓦碎”的根本原因。他一直坚持：如全国各势力不风雨同舟，不生死与共，不同胜同败，就不单独在锦州抵抗；如全国一同抗战，同在锦州抵抗日敌，他也不会主动撤出锦州。在此种思想支配下，张放弃了包括锦州在内的东北，暂时保住了华北的地盘。但是，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张的华北地盘最终也未能保住。

此时的蒋主张抵抗，其原因何在呢？对蒋应听其言，观其行。当时以学生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南京学生发起了“送蒋介石北上”的运动，与从北平等地南下的学生一起赴国民政府，要求蒋签署出兵日期，否则誓不罢休。在这一运动逼迫下，蒋下了命令，派税警团官兵五六千人，送空军一个中队北上。但这不是全面抵抗日军的态度，只是在形势所迫下作出抵抗的姿态罢了。此时蒋国民革命军主力依然在“剿共”前线，按兵未动。而且张学良数次要求蒋提供抗日所需的军械、军需，要求大部队增援。可据现有史料看，蒋并未满足张的这一要求，来替张解难。蒋的抵抗令和实际行动相互矛盾。这表明蒋的抵抗不是诚心实意的，抵抗中也有不愿抵抗的一面，虚实混淆在一起。

其实，锦州危急时，蒋的想法与张大体一致，他也想先保华北。11月下旬蒋拟率兵北上，驻石家庄，其目的之一便是保华北。如丢华北，蒋的中原地盘将直接受到日军的威胁。且蒋害怕日军从山东半岛登陆，直入中原。如蒋真要保东北，应将其主力从“剿共”前线调往锦州，但他毫无此意。蒋作为新军阀势力，“保存自己就是保存一切”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也是他处理东北、锦州及国内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蒋、张二人此时在锦州抵抗问题上，采取的形式虽不相同，但实际目的却极为相似。

蒋、张在思想上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恐日病”。这并不是他们二人独有的。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政界、军界的不少人都认为日军是战无不胜的，若与日军交战定吃败仗。蒋把这“恐日病”又概括为“三日亡国论”。1932年1月11日，他在奉化武岭学校的讲演中曾谈到对日绝交与宣战问题。这是较为严肃的大问题，当时情况下是否应该宣战、绝交不好下定论。但在此篇讲演中蒋说出，如与日宣战，即与日全面交战，则中国“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59]。敌强我弱，这是客观存在，但问题的关键是即使现状如此，我们应如何图强，如何以弱胜强？张学良也有“恐日病”，也曾讲过：“士气虽壮，款弹两缺，敌如大举前进，即举东北士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60]；“孤军作战，我小敌强，无非是徒然牺牲”[61]。强者有强者的侵略经，弱者亦有弱者的抗敌法，两者对立存在。包括蒋介石在内，中国后来不是奋起抗战，八年打败日军，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吗？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人民是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

“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主义，把东三省拱手送给了日军。从此，东北的大好河山与三千万同胞饱受日军**，被奴役长达14年之久。这一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后来中国人吸取教训，在“一·二八”上海事变中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谈判”的政策；在热河交战中采取了“抵抗而不谈判”（最后是谈判）的政策；在抗日战争中进行了持久的全面抵抗，直至获得最后胜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张学良也好，蒋介石也好，都从“九一八”事变中得到了应有的教训，在后来的日军侵华战争中逐步采取了抵抗政策。而张学良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扭转中国历史潮流的大方向，其原因种种，但因“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而蒙受的重重压力定是其中动力之一。张发动了西安事变，他自己也从“不抵抗将军”变成了“民族英雄”。应该说，在这一转变中，始终未变的是他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爱国之心和对日军侵略中国怀有的仇恨之心。历史上做任何转变都需要主客观的条件。如无爱国心和仇日心，则无法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是爱国、仇恨与不抵抗这一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心理经长时间的相互斗争而实现的。要说明张学良的这一历史性转变，一定要探究其不抵抗的历史责任及历史根源，这样才能合乎情理地阐明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的历史过程。本节的目的即在于此。

笔者在校对此文清样时方见到日本广播协会采访组臼井胜美编的《张学良的昭和史最后证言》一书。[62]据此书，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时期不抵抗问题，供认不讳。他说：关于不抵抗问题，“迄今众多研究者都认为，从国民政府中央有过不抵抗的指示。的确，当时中央有过指示，但其内容并不是不要抵抗。国民政府中央发出的指示是‘相应处理’。所谓‘相应处理’之意就是根据情况适当处理。换言之，就是中央不负责任之意。因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未抵抗之事的责任推诿给国民政府。因为我本身不想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63]。张学良的这一自述再次说明，张学良自觉、自主地奉行了不抵抗政策。因张与蒋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所以不能把不抵抗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但这也并不能减轻蒋与南京政府应负的责任。

注释

[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259页。

[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62页。

[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62页。

[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62页。

[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57页。

[6]蒋永敬：《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见《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台北1984年12月版，第358页。

[7]《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59页。

[8]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9]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7～88页。

[10]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122～126页。

[11]蒋永敬：《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第357页。

[12]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319页。

[13]吴相湘编：《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3～84页。

[14]此处虽然被广泛引用，但没有注明其出处。据笔者查核，该电文被日方窃取，由驻北平参赞矢野于7月24日电告给币原外相。据此电，其旧期为7月11日，内容是“日本平素虽然狡猾阴险，但我国尚非对抗之时”。见日本外务省缩微档案，S483卷，S1110—18，第261页。

[15]《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S483卷，S1110—18，第261～262页。

[16]《张学良访谈录》，见《参考消息》1990年12月23日。

[17]《张学良访谈录》，见《参考消息》1990年12月23日。

[18]关东军参谋本部《关特报》（中国）第32号，1931年9月28日，见远东军事法庭检察官资料缩微胶卷。

[19]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324～325页。

[20]《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07～308页。

[2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00页。

[2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09页。

[2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81页。

[2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5页。

[2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6页。

[2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5页。

[27]《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6页。

[28]蒋永敬：《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第363页。

[29]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2卷，朝日新闻社1962年版，第89～91页。

[30]1931年11月25日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4页。

[31]1931年11月24日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4页。

[32]1931年11月26日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5页。

[33]1931年11月26日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第5页。

[34]1931年11月27日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5页。

[35]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6页。

[36]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见《民国档案》，第6页。

[37]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6页。

[38]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7页。

[39]1931年11月29日宋子文、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8页。

[40]1931年11月29日宋子文、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第8页。

[41]1931年11月29日宋子文、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第8页。

[42]1931年12月2日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9页。

[43]1931年12月3日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10页。

[44]1931年12月5日宋子文、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11页。

[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2页。

[46]1931年12月9日顾维钧、刘哲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10页。

[47]《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3～314页。

[48]臼井胜美：《满洲事变》，中央公论社1974年版，第138页。

[49]1932年1月5日，张学良致南京电，见《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81页。

[50]1931年11月30日张学良致顾维钧等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8页。

[51]1931年12月25日张学良致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电，见《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75页。

[52]1931年12月26日，张学良致南京国民政府电，见《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76～277页。

[53]1931年11月30日张学良致顾维钧等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8页。

[54]1931年12月26日张学良致南京国民政府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276～277页。

[55]转印自张魁堂：《张学良传》，第86～87页。

[56]转印自张魁堂：《张学良传》，第81页。

[57]转印自张魁堂：《张学良传》，第81页。

[5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5页。

[59]《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7页。

[60]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277页。

[61]张魁堂：《张学良传》，第87页。

[62]日本广播协会（NHK）于1990年6月17日和8月4～6日在台湾采访了张学良。张在采访中言及“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主义。该协会电视台于同年12月9日和10日两次播放了采访实况剪辑的录音，《参考消息》把它译成中文，以《张学良访谈录》为题，自12月17日至23日连载7次。1991年8月1日，日本广播协会采访组臼井胜美编辑采访内容，并加以说明和注释，由角川书店出版了《张学良的昭和史最后证言》一书。其采访内容与《参考消息》的《张学良访谈录》不尽相同。注②所引的张学良的自述在访谈录中就没有。

[63]《张学良的昭和史最后证言》，第125～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