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地认识和判断形势及日军的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制定对日政策的基础。这一判断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制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张二人一致认为，这是日军的挑衅行为，是局部的军事行动，称之为“沈阳（奉天）事件”；一时未能判断出这是日本侵吞整个东北的开始，因此力求避免冲突，力争就地解决，防止事态扩大。清末民初以来，中国面对日本和列强的挑衅或局部性事件都曾让步、忍耐、不抵抗，力图以交涉加以解决。这是弱者对强者所采取的一种态度，似乎成了中国的惯例。因此，对事变前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蒋、张二人也不例外地同样采取了此种态度，两者间没有分歧。对这两个事件，蒋、张采取不用武力，而尽量用外交交涉来图谋解决，不能说完全不对。但到事变爆发后，作为前两次事件的继续，二人还是同样采取了此种态度。前两次事件与此次事变虽有联系，但性质和规模根本不同。因此，不应该用处理前两次事件的方法，即不以武力抵抗的方法来处理此次事变。他们的错误判断，导致出错误的对策——不抵抗。

这一错误的判断，虽有其主观因素，但也有其客观的原因。这与日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特点有直接关系。此次事变不是通过日本发动战争的国内程序和国际上的战争惯例来发动的战争，而是关东军的几位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在一些陆军中央将校的怂恿下采用谋略形式发动的。因此，事变爆发后连日本军政要人对在中国东北发生的事件情况也不知其所以。张学良在万宝山事件发生后的7月12日曾向蒋电告：“据万宝山事件及朝鲜人之排华风潮，日本无疑在起动其大陆政策，有急剧侵略满蒙之意。其矛头指向中国或苏联尚不清，但与满蒙存亡有关，须仔细考虑。”[15]这说明张也随时分析日军的动向，觉察到其侵占满蒙的意图，但未想到它要侵吞整个东三省。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采访张时，他也说“当初未料到关东军会发动九一八事变……我认为这是我的判断错误”[16]。蒋、张此时未能判断出关东军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苛求于他们。

可是，问题并非仅限于此。事变爆发后，日本外务省、陆军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在是否继续扩大军事行动和战争的最终目标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关东军于9月21日占领吉林后未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时，蒋、张二人都寄希望于反对扩大军事行动的币原外相及其外交，希望他们牵制和控制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张在回忆当时情况时说：“我想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的。”[17]这又使蒋、张对战争形势发展的判断产生了错误。因此，在此种情况下他们仍不敢抵抗，不敢组织东北军反攻，而继续诉诸国联，想以外交手段促使日军撤回。为此，9月26日张学良向东北军将士再次下达了不抵抗命令：“一、此次之所以命令不抵抗主义，是因将此次事变诉诸国际公审，以外交求得最后胜利。二、尚未到与日军抗争之时机，因此各军将士对日人依然平常那样对待，不得侵害。”[18]这一不抵抗令是较为完整的，有宗旨、有说明，是表明张不抵抗的典型资料。

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判断日本要侵吞整个东三省是11月上、中旬。11月4日，日军以修桥为名进攻嫩江，马占山在此地抗击日军；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特种外交委员会对中央政治会议的《对日政策报告书》中写道：“判断日军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而后已”；“判断日军以完全占领东三省，驱逐中国固有之政治军事势力为主要目的”。[19]此时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一点变化。11月中下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对日寇侵略暴行之决议案》。该案决定：“今后关于捍卫国权，保护疆土，本大会授予国民政府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之全权。”[20]蒋也表示出有所抵抗之态度。他在致马占山的电中称：“我方采取自卫手段，甚属正当。”[21]23日又电张：“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处为宜？中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22]对此，张采取何种态度？此后蒋是否派警卫军赴冀？因缺史料，尚不清楚。但石家庄是张管辖区，蒋未经张同意不得派其嫡系驻扎冀南地区，而且张也十分警惕蒋嫡系插入该地区。在此之前，即9月21日蒋开会制定对日方略时也决定：“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23]但蒋未派一兵一卒，仅表示了意思而已。

蒋要抵御日军侵略，应派兵去东北锦州以东地区，直接与日军对阵。但蒋却拟派兵到石家庄地区是何目的？11月23日蒋在致张的电文中即明确了其意图：“中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内外兼顾”之意便是张顾外，即顾关外日军；蒋则顾内，即顾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把它当作首要任务，其次顾及阎锡山和山东韩复榘、石友三。前者是攘外，后者是“安内”，两人各有分工。由此可见，蒋此时尚无出阵与日敌直接作战的决心，仅仅表示了抵抗之意。

此时蒋在其日记中写有与日寇“决一死战”[24]（10月7日）、“吾心与之一战”[25]（10月17日）等语，不过反映了蒋内心的想法，后并无行动，且这也附有“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26]，或“如日寇相迫过甚”[27]的条件。此时是否达到这一程度？蒋虽没有说，但“如”或“如果”说明尚未到此程度，因此，尚不是“与之决一死战”的时候。以上事实说明，至10、11月蒋仍无抵抗的行动，只在言论和决定中表示了抵日之意。台湾学者认为，蒋支持马占山就显示出他的“所谓‘不抵抗主义’已经结束”[28]。但根据上述事实来衡量，下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

此时，张学良仍持不抵抗主义。东北边防军在辽、吉两省未进行任何抵抗。该军约有三十余万人，其精锐部队二十余万人由张率领进入华北，与蒋会合于中原。在东北的如张海鹏、熙洽等投日敌，其余（除黑龙江）一溃千里，不战而退到锦州一带。如果9月18日至21日由于对形势判断有误，不及抵抗，尚能谅解，但此后不战而后撤千里，毫无道理。东北军有飞机、坦克等新式武器，兵种齐全，训练有素，应有抵抗日军之实力。而且此时中原会战早已结束，石友三部残军逃至山东。张应调华北精锐赴东北前线；尤其11月初，马占山部在嫩江孤军抵抗日寇，全国上下声援其抗战时，张应从锦州出兵，从背后牵制日寇北进，配合马部，从南北夹击日军。但张电马：“饬死守勿退却”，而自己却按兵不动，只从精神上支持了马部。这时期，也许是由于史料残缺，张令其部抵抗日本的电文也不多见。但事变爆发以来，张学良在各种场合说“欲抵抗日本”“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再三表示抗日之意，而且他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东北各地的义勇军。这仅仅是其抵抗日本在精神方面的表露，而不是抗日的行动。在这点上，张学良与蒋介石也有相似之处。

这时期，蒋、张二人依靠国际联盟促使日军撤回原地的态度与政策也大体是一致的。当时中国是国际联盟理事国，从国际法上看，南京政府作为中国主权国的代表占有一席。因此，张对国联外交上完全依赖蒋。张与顾维钧私交甚厚，后顾由外交部代理部长变为正式外交部长，张与顾电文往来频繁，顾可谓是张在南京的外交咨询代表。这样以顾为媒介，蒋、张二人共同实施对国联外交。在国联外交中，除两者在对日的直接交涉上有所分歧外，在其他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蒋、张对国联的分析，对国联的态度及政策方面，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作为战时外交，可谓都尽了最大努力，并达到了有利于中国的部分目的。

在此谈一谈“九一八”事变时期国际关系中的“二重外交论”问题。围绕日本侵略东北问题，中国、日本和欧美列强这三者相互开展了“二重外交”。日本和欧美列强在侵略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问题上有二重关系。两者作为帝国主义列强都想侵略中国，在侵略上二者都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两者在侵略中相互支持，相互同情。但两者在侵略中又相互争夺，争夺对己有利的更多权益，因此，又相互牵制对方的侵略举动，而且有时利用中国反对外来侵略的行动来牵制对方，甚至公然谴责对方的侵略行径。这便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和对立。中国为抗衡日本侵略，在外交上利用日本与欧美列强的矛盾，对己有利的则加以评价和利用，对己不利的、侵害自己主权的则加以反对。这便是中国对欧美列强的“二重外交”。国际联盟是以欧洲列强为核心组成的机构，美国虽没参加该联盟，但“九一八”事变时期作为观察员应邀出席该会，并派代表参加了该联盟派的李顿调查团，因此说，该联盟就代表欧美列强。围绕“九一八”事变的“二重外交”，也就是在该联盟的行政院和大会里展开的。李顿调查团和该团提出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调查报告，典型地反映了欧美列强对“九一八”事变及中国的二重外交；而日本和中国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态度也反映了它们对欧美列强的“二重外交”。中国部分地肯定和接受于己有利的部分，日本也既肯定和接受于己侵略的有利部分，又否定和反对于己侵略的不利部分。双方所接受和反对的，都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

事变爆发后，蒋、张诉诸国联不能说不对。他们在该联盟中做了否定伪满洲国合法性的自卫行动。但在战争时期，外交和军事行动犹若两轮，应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军事上的胜利是达到外交目的的坚强后盾，没有这一后盾，外交则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事变期间，张在国联外交中的问题不在于诉诸国联，而在于不以军事上的抵抗来支撑这一外交策略，因此，外交显得软弱。如果蒋、张一面积极抵抗，一面诉诸国联，那么他们在外交上取得的成果可能更大一些。如在“一·二八”上海事变时期，南京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谈判”的政策，结果日本在上海基本上未取得实质性的新权益，只是把列强的注意力从东北转到上海，以此掩护了伪满成立的闹剧。

那么不抵抗与诉诸国联这二者有何关系呢？是否因诉诸国联导致不抵抗呢？不是的。诉诸国联不是不抵抗的原因，而是因不抵抗便更加依赖国联，甚至把诉诸国联当成使日军撤退的唯一手段。蒋、张二人都是如此，而这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最后一个问题是听从蒋和国民党中央的命令问题。在《文史资料》中刊载的有关“九一八”与张学良的关系的回忆文章及依此写的有关论著，都写道：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是因听从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令。这里有个问题，据现有的有关张学良致蒋介石的电文，事变爆发后，张只向蒋和南京汇报日军入侵东北的情况，没有一封电文中有请求“抵抗”一词和反对蒋不抵抗令的痕迹；如果他坚持要抵抗，则定会在这些电文中出现这些词句。这便说明，张本身没有要抵抗，也没有做抵抗的作战准备。而在蒋致张的电中，除锦州问题外，亦没有指令张坚决抵抗之字迹。这一点，蒋与张有相似之处。

那么，在相似的情况下，为何出现“听从”问题？这是因为蒋是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司令，而张是副司令，按军队统帅程序，副司令应听命于司令，一切失误应先由司令来承担。因此，当全国舆论谴责他执行不抵抗政策时，他将自己应负的不抵抗责任归咎于蒋。据现有的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与张之间往来的电文及有关材料中记载，蒋的电文材料中见不到“不抵抗”一词，而张的电文中就有“不抵抗”“不抵抗主义”的词语，这也许与史料的选编有关。而且，在防守锦州问题上，蒋和南京政府数次令他抵抗，但张悄悄撤兵，日军也几乎不流血地占领了锦州。如果张始终要抵御日军，但因蒋令他不抵抗，故而他不抵抗的话，那么蒋令他抵抗时，他应加倍抵抗才合乎逻辑，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一事实说明，张虽然是蒋的副司令，但他作为奉系军阀的后代，尚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抗御蒋的实力及脾性，与蒋意见不同时，他便不听从蒋指令。事变爆发后在抵抗与否问题上，如果与蒋有不同意见，他更会为保自己起家的东北地盘而不听从蒋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击日军的。但此时，张却完全听从蒋之命令而不抵抗。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自己也是不想抵抗的，因此出现了听从蒋的这一历史现象，这一现象反过来又说明张的不抵抗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蒋、张二人在不抵抗问题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点。这一不同之点在是否防御锦州问题上表现得较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