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炸毁满铁柳条湖一段铁路后，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悍然突袭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边防军第七旅。该旅认为“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1]与往常的军事挑衅没有两样，未能判断出这便是日本挑起事变的开端。该旅在遭攻击的紧急情况下，应采取应急措施反击日军，保存自己，这本是作为军队应持有的最起码的态度。但该旅并未那样做。当时张学良在北京，而沈阳由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张作相和参谋长荣臻主持军务。荣臻火速电告在京的张学良，请示应付之对策。张令：“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2]荣把此令转告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人营房，均可听其自便”[3]。日军继续炮击沈阳工业区，战事在扩大。荣又电张请示。张续令“不抵抗”[4]。第七旅为避免冲突，撤出北大营，向东陵转移。此时六二团仅仅为突围和保障撤退进行过掩护性的军事行动。19日晨，日军第二师团二十九联队攻占沈阳城。同一天日军占领长春、安东、营口，21日占领吉林。三天内，日军占领除锦州之外的辽宁、吉林两省的要地。日军占领这些地区后，无大规模军事行动，至11月4日方向嫩江发起进攻。在嫩江，马占山部抗击入侵日军。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省要地除哈尔滨外都被日军侵占。

日军以少数兵力如此疯狂地占领大片东北土地，其原因在于东北边防军未进行任何抵抗。该军本是边防军，理应保卫边防，抗击侵略者。这是边防军责无旁贷的事。张学良是该军司令，应负其责任。但他却令东北军“避免冲突”。他于19日致南京电中称：“日军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军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5]我国台湾学者提出，“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主义”一词始于张的此电。[6]9月24日，张致蒋介石等人的电文中再次称：“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7]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确持“不抵抗主义”，因得“不抵抗将军”之恶名。

那么，试问张为何未抵抗？大陆的学界异口同声皆认为，由于张奉行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其主要依据之一是8月6日蒋致张电，即“铣电”。此外，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人在1945年8月日军投降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所写的回忆，也皆认为如此。因此，“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8]。也有人认为，张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主帅，应负东北沦亡的主要责任。但是，张学良是主管东北、华北的军政大员，拥有几十万军队，守土有责，在为数不多的日本侵略军面前，竟拱手让出东北，也是严重失职，咎无可辞。”[9]前者大体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观点，后者代表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见解。“**”前的一些观点与此不同，只提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牵涉张学良，不追究其责任。[10]当然此种划分并不绝对，在一些论著中是相互交叉的。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涉及和追究张学良责任者有所增多，并开始探究张奉行蒋不抵抗令之内在因素。

台湾史学界与大陆相反，一些学者认为：“张学良所持态度，自始至终，即是所谓‘不抵抗主义’；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除将日方在东北之军事行动诉诸国际联合会以促日方撤兵外，对张学良之不抵抗虽予默认，同时亦准备作必要之抵抗，后者似未获得张学良之支持。”[11]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在国民政府‘攘外应先安内’的政策下，东北军奉行不抵抗命令”[12]。前者与大陆史学界观点针锋相对，后者虽含糊其词，但与大陆80年代初之观点相似。

海峡两岸史学界对同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持如此不同的观点，是有种种原因的。事过六十年，内外形势变迁，产生不同观点的外来因素逐渐在消失，客观地评价此事的环境和条件亦逐步形成。

笔者在读了众多史料、论著及回忆录后颇有感触，认为在研究此问题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甄别史料，尽量引用当时的第一手原始档案。大陆史学界在此方面条件较差，大量引用文史资料中的回忆录。这些回忆是珍贵的，但因时间的流逝，难免遗忘或者记错，或是写回忆时受环境的影响，因此，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仔细甄别。台湾方面，虽然保存着有关史料，但因历史的动**，未能保存好足以研究此问题的史料，尤其是张学良的材料更是如此。而且史料集是选编的，不是将档案库中一切材料都原原本本地编入，这些都成了实事求是地研究此问题的不利因素。因此，今后继续发掘有关的原始档案，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

第二，在研究中应适当区别蒋、张在9月18日以前与9月18日以后的言论与指令，区别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时期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言论与指令。两个事件与事变虽有密切关系，但两者毕竟有区别，蒋、张对此的判断和对策也有所不同。因此，既要联系起来分析，又要适当区别，有分析地引用。但现有论著中有关蒋令张不要抵抗的材料，几乎都是事变前就中村、万宝山事件致张的电文和指示，与事变后的并未加以区别。将事变前的言论当作重要论据来说明和证明事变后的“不抵抗主义”，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然而应该慎重分析。这在论述事变初期情况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最好多引证事变后的言论和指令来说明事变后的态度，这样才更有说服力，且更准确地说明问题。事变中、后期更应该如此。例如6～7月发生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后，张学良于7月6日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13]12日，蒋密电张：“此非对日作战之时。”[14]这些都是就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所下的指令。这一指令在事变刚爆发时仍然起作用，可是到11月这一指令所起的作用则不如前一个时期，不能完全用事变前的这些指令来说明他们的抵抗与否问题。

第三，应该区别两者在“九一八”事变初期、中期、后期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并且比较前后时期的异同，进而考究他们的内心世界。

第四，区别两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即区别“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区别国共内战时期的蒋介石与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第五，区别他们言行的虚像和实像、本质和现象，又要注意区别思想、精神与实际行动。在历史事实中这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有时分不清两者的关系。蒋、张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言论、指令和行动也不例外。

以上便是笔者在研究此问题过程中感受到的几点。在恰当区别这几个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辨清蒋、张在“不抵抗主义”问题上的内心想法、态度及两者的相互关系。

笔者初步认为，张学良和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大体相同的，且其不抵抗的诸原因也有相似之处，但亦有不同之点。